沧海一滴泪，云霄一羽毛丨悼念巫宁坤先生

查看原文

其他

沧海一滴泪，云霄一羽毛丨悼念巫宁坤先生

巫宁坤李广平体验大地 2019-10-30

点击上面蓝字”体验大地“关注本公众号

2019年8月10号下午15:20

作家、翻译家巫宁坤在美国溘然长逝

巫宁坤

（1920年9月 — 2019年8月10日）

巫宁坤，扬州人，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抗日战争期间，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6年9月，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批评。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大陆从事英语教学。临行前，室友李政道为其整理行李。

1951年新年，应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并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欢迎信后，便回国任教。此后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曾经在《英语世界》发表一些英文散文，诗歌和翻译。巫宁坤中英文俱佳。黄灿然认为他翻译为中文的有些诗歌译文质量优于余光中的翻译。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后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泪》。作为翻译家，他的著名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白求恩传》。

1954年起，开始受到批评批判，后一度恢复工作。燕京大学被拆分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在南开任教期间与李怡楷结婚。1957年“双百运动”时因批评时政，在反右运动时被打倒，1958年4月17日下午，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接受劳教。1958年6月，被送往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10月26日，被转移至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1961年6月30日保外就医，1962年前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开始后继续受到各种批斗、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职工待遇，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林彪叛逃事件后，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位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偕夫人和儿女离开中国，重返美国定居。

沧海一滴泪

——去华盛顿看望巫宁坤先生

文丨李广平

一

我最早知道巫宁坤先生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叫做《英语世界》的杂志。那时我是一个英语爱好者，每期都买，因为这本杂志选材精确，选文题材广泛隽永雅致科目繁多且中英文俱佳，所以引起我的巨大兴趣。虽然英语没有学好，却通过这本杂志读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和精妙译文。当然，也从这本杂志知道了很多中国英语教学的大师级人物，其中就有巫宁坤先生。

而把巫宁坤三个字刻入我内心并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引起巨大波澜的，则来自先生于2000年后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英文著作《一滴泪》了，当然，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

我常常感叹的是：如果巫宁坤先生当年没有回国，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因为，他的回国，留下来一段著名的对话：巫宁坤曾回忆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我常常在微信上和一些留学生家长在讨论今后是否回国的话题时，想起这段著名的对话；因为历史常常就是如此的惊人相似重复，看似平常无奇的一段对话，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回国后的巫宁坤先生，真所谓是完全经历了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写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的历程”啊。

如果您读过《一滴泪》，您一定会清楚我上面所说的“苦难的历程”的真实含义。巫宁坤先生回国后，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在疯狂蹂躏他的身心：回国后意气风发地担任燕京大学老师的他，虽然力求远离政治生活，然而每一次的政治却会主动关怀他：从几乎饿死在狱中的五十年代初期，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的他，几乎没有过过几天安生的日子。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劳动改造更是厄运连连，这个几乎获得名校博士的人在中国成了最底层的“反动分子”。好不容易在1962年“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没几天，文革开始了。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并被发配至农村劳动改造，期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直到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5月奉命被调回北京，成为“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并且办理“右派”改正手续以后，依然是各种麻烦不断跌宕起伏，屈辱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读完巫宁坤先生中文版的《一滴泪》，我被深深震撼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灵魂，能够经受如此深重的磨难，还依然葆有这些悲凉中却不乏温暖、痛苦中却存有希望、孤寂中却满含爱意的文字？他的情感笃定肃穆、他的魂魄坚韧顽强、他看似廋弱的身躯骨架却宏大强健、他翻江倒海的内心却一直自尊自爱自由奔放翱翔在东西方文学的海洋中。对比他，我看出了自己的软弱浅薄与浮躁猥琐。就是在如此的悲惨环境中，中国依然有像巫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如此美好虔诚、谦卑清醒的知识人为我们写下这些沉痛而刚健的文字，记录下那些荒唐而残忍、黑暗而不幸的事实。怪不得连余英时先生读完这本书后都大为惊叹，说：“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後，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

二

感谢耶鲁，感谢这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世界名校的牵引，我认识了同为耶鲁家长的巫宁坤先生的儿子巫一村兄。他的大女儿，也就是巫宁坤先生的孙女，目前也就读于耶鲁大学。我在家长群里看到巫一村这个名字时，就觉得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对了，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叫“巫一毛”，果然，一问之下我大为惊喜，我立刻和巫一村兄说我是您父亲的铁粉，《一滴泪》是影响过我人生的重要书籍！于是，赶紧约定一村兄，我一定要到华盛顿看望您父亲，以当面表达我对老人家的敬意。2017年的6月3日，我和夫人在参加完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里后到达美国华盛顿，专门去看望巫宁坤先生。我安全忘记了，今年的巫宁坤先生已经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

到了巫先生所住的老人公寓，但见阳光明媚绿树成荫，白云飘荡清风吹拂。这是一所条件非常完备的老人公寓。原来一村兄还担心老爷子精神不济不愿见人，但感谢上帝，这一天巫先生睡醒午觉后精神还好，我们赶紧抓住机会去拜见大师。我记得，巫宁坤先生曾经短暂就读过国军空军航校，担任过美国援华抗日时期威名赫赫的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的空军翻译，因此那时候打下的身体的底子让他不仅仅活过那些“血与火”交融的无比艰难困苦的日子，还能够在退休后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一滴泪》。

非常感恩的是，巫宁坤先生虽然已经97岁高龄，行动略微不便，但坐在轮椅上的他还是思维清晰，表达明确，而且谦卑慈爱、热情温馨。我指着墙上的照片问他关于位于罗马的梵蒂冈天主教皇接见他的事情，他就回忆起了那些如烟往事。他说教皇对他们夫妇说很稀奇能够接见他们夫妇，很惊讶在中国文革后居然还有类似巫先生夫妇这样的天主教徒；而巫先生自己也说我也觉得能够活着见到教皇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啊。感谢神啊！后来我了解到，巫宁坤先生的太太李怡楷（也就是一村兄的母亲）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哪怕就是在最艰难困厄的时期，她也对信仰坚定不移；在《一滴泪》里面我们读到过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没有夫人李怡楷女士的数次临危不惧坚韧顽强，也绝对不会有巫宁坤先生能够扛得下来的如山苦难。相对而言，我后来对一村兄说，正是因为有了您母亲伟大的信仰和爱情，您父亲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念，才会有《一滴泪》这本堪称伟大的作品啊。也许，他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是被夫人影响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当然，一个经历过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抗日战争（巫宁坤的名字至今依然刻在北京大学抗战纪念碑上）、中国历届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世纪老人，他的精神资源是一定是多方面的。

是的，信仰给了巫宁坤夫妇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我上网看了一些回忆以及研究巫宁坤先生作品的文章，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就连巫先生的研究生也许都没有关注过他们夫妇的信仰生活。但是余英时先生有所关注巫宁坤先生的“精神资源”问题，他说：“正是由於内心的宁静，他才能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经历清理出来，并循此而寻求其苦难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方面《一滴泪》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何伟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样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还能保持住坚韧的精神。巫先生说，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狄伦．托玛斯。他特别引了托玛斯《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的诗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泪》中译出的几句：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见第三章）

这又再一次证实了上面关於他的精神世界源头的推测。”

关于此书的精彩，怎么说都不过分，我劝大家有空可以静下心来一读。此处引用一段子，看看那时的“悲惨世界”：1960年劳教的右派被押送到河北农场，因食物短缺，大家纷纷陷入浮肿，巫宁坤的妻舅送来高价买的一包烙饼。同屋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当时浮肿不堪了，用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但不久学者即逝去，尸体还是巫宁坤负责掩埋。巫宁坤后来用一首诗形容自己的生活“万里回归落虎穴，抛妻弃子伴孤烟。蛮荒无计觅红豆，漫天风雪寄相思。”

三

我见到心中尊敬敬仰的巫宁坤先生，最想表达的是：您的同学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您的《一滴泪》并不比诺贝尔奖轻啊！至少在我的心中，《一滴泪》掀起的生命波涛，完全是惊涛骇浪的感觉；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李政道和杨振宁的高深莫测的物理学知识，但是在尊敬他们的同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对我的冲击与洗礼。

20多年后的1979年，当历经浩劫磨难的巫宁坤先生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安徽芜湖回到“国际关系学院”时，意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贵为国宾的李政道仅于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和巫宁坤说了几句话。历史的相见，就此淡然而过。

是的，一个贵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的上宾；一个是刚刚九死一生的劳动改造结束者，再见的情形，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认为，历史我们无法左右，命运坎坷九死一生的巫宁坤老师，才是震撼过我生命的“上宾”；在这沧海一滴泪中，映照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岁月中的一生：他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见证了西南联大的知识风度、见证了反右与文革的荒诞与悲苦，见证了一代留学生命运的起起伏伏。他在人性与兽性的较量中翻滚，在神性与人性中冲突；在俗世与诗性中遨游，在大量翻译与教学中游走，他的成就，有何尝需要惭愧，需要遗憾呢？

还是余英时老师说得好啊：“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人间词话》卷上）《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赵翼的两句诗，引之以为序文的结语：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见余英时为巫宁坤先生作品《一滴泪》所做的序言）。

祝福巫宁坤先生，祝福李怡楷师母，在美国享受晚年平安喜乐的生活，祝福您们健康长寿，晚霞温暖。我代表所有喜欢《一滴泪》的读者朋友，感谢您们。

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在北京。

附一首巫宁坤先生翻译的名诗（被后辈著名翻译家黄灿然先生推崇备至）：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文丨狄兰·托马斯

译丨巫宁坤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Though wise me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

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ood men, the last wave by, crying how bright

Their frail deeds might have danced in a green b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Wild men who caught and sang the sun in flight,

And learn, too late, they grieved it on its w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Grave men, near death, who see with blinding sight

Blind eyes could blaze like meteors and be g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And you, my father, there on the sad height,

Curse, bless me now with your fierce tears, I pra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

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沧海一滴泪 心底无限情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文丨巫宁坤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另一个稿约却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二百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参与盛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几位“改正右派”。会场在金牛宾馆，原来是毛泽东的“行宫”。当年他下榻的那座楼仍然作为“圣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务员给参观者当向导。另一座楼里有当年伟人用过的巨大游泳池，眼前干涸见底。我随口说，成都居民这么多，可惜它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向导狠狠瞪了我一眼，满脸惊愕的神情，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很快就发现，那个死者的幽灵不仅在他往日的行宫作祟，而且在今天的会场上流连。尽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大多数发言的人还是四平八稳，言之无物，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西方通俗小说”、“现代派文学”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为数不多的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报告。他的题目是《要文学，还是要革命？》，颇有挑衅性。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写过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认为它是对革命的威胁，用的正是这个题目。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报告人又抬出泽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流通。泽丹诺夫何许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这太荒唐啦！我感到愤慨，但是我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组进行专题讨论。我选择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直到主席介绍一位中年男同志发言，原来此人来头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他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哄堂大笑。这时候，处长换上严肃的语调，接下去说他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但是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如此等等。最后他以权威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就宣布散会。处长的发言显然就是这个讯号。散会的时候到了，下面的节目是告别宴会。我应当放过他吗？要我管闲事，跟这位权威人士较真儿吗？会场上比我有资格发言的大有人在。只争分秒的决定！我举起手，试探性地问道：“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请我发言。

我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儿子一顿屁股，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我赞成它。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何况，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独立的共产党，也有同样数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处长同志，到底哪个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回答，我继续发言：“经过多少年来的混乱，经过一帮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十年浩劫，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谈到现代派文学的问题。“这一点对有关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适用。全中国，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先读书，后批评，车前马后不行。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如此。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倚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泽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我走出会场时，有好几个人和我握手，兴奋得说：“讲得好！”南京大学“改正右派”、中文系张教授拦住我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眼睛里含着泪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师，听说他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认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艰苦道路要走。

我的改正结论复查迁延不决，又听说陈院长即将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我便抓紧时间去向他求教。“陈院长，自从您四月间下令复查我的改正结论，大半年过去了，问题至今还没解决。1957年给我做错误结论，他们可没花这么长时间。您认为我还得等到新的一年开始再说吗，院长同志？”我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什么？我还以为早就解决了。每逢我们努力执行我们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总会有来自极左的阻力。”听上去他很气愤。“这样搞决不行。我一定要在今年，不是明年，解决你的问题。彻底改正，不是部分改正。这不仅对你本人重要，而且对那些极左的同志也很重要，他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新年前几天，政工副院长叫我去开个小会，由那位负责改正工作的干部没好气地宣读学院党委的决定：“巫宁坤同志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撤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副教授职称，恢复高教四级工资待遇。”

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1964年“摘帽右派”，1980年“错划右派”，二十二年的黄金岁月一笔勾销！

摘自巫宁坤著《一滴泪》第十七章“二十余年如一梦”

文丨巫宁坤

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

——孟浩然

去年，北京的朋友们听说我又要来美国，都以为我会到纽约或芝加哥那种繁华的大都市去。一听说我只不过是要到中西部一个小城里的小学院去，我的好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去干么？就你一个人去？你会孤独得发疯！」他们还般出「人是社会动物」这句名言，告诫我对单独监禁之苦掉以轻心。他们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我教他们放心，我保证不会发疯。我还答应要跟他们谈谈远离亲友、穷居独处的滋味。

一

阔别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到当地青年人称为「沉闷的小城」中的学院，我感到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个孤独的时刻。站在同一幢古旧的主楼前，我恍看见自己在一九四六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这些台阶，怀着学院里唯一一名外国学生的孤独感。我看见我自己逃避孤独，去和本土学生打成一片。放眼望去，学院景物依旧，数十年间只添了几座大楼，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物。朴实的红砖主搂那块刻有「1989」子样的奠基石依然如故。那座新教堂尽管很雅致，也不过是旧教堂的翻版。大学生们青春焕发，与当年我在这里时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经过初来乍到的兴奋后，我大部分时间独自呆在学院公寓内。我正忙于写回忆录的消息一传开，我的孤独就变得几乎神圣不可侵犯了。反正也说不上有什么社交生活。白天，每个人都在忙各自的事；到晚上，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共享天伦之乐。逢星期天，几乎每个人都在早晨上教堂，下午看电视上的篮球比赛。老年人间或在某个葬礼上作意料之中的露面。我没有教堂可去，也没有葬礼可参加，我也不看现场或电视上的篮球比赛。

一部计算机的屏幕整天无动于衷地凝视我，仿佛一位不倦的告解神父那严厉的面容。时间一天天过去，空荡荡的公寓似乎显得更空旷。难得有客人来访，也不受任何电视影像打扰。虽然离秋去冬来还很远，秋天已十分寂寞，我难得听到一片叶子飘落。一个冬天的晚上，大雪封门，我感到自己活像一只冬眠的动物，忘情于时空之外。我的孤独开始像一片莽原或荒漠包围我。我会身不由己地变成境遇的牺牲品，或遭到国内朋友们不幸而言中的厄运吗？

后来，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我如常步出公寓楼，准备到餐厅去用早餐。我吃惊地发现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新雪，而雪一向会使我感到心旷神怡。积雪的人行道上留下了我孤独的脚印。使我的心灵充满一种童真的喜悦，仿佛我正向着某个未知世界迈进。一只孤独的鸟儿在冬天明净的空中飞掠而去。一辆辆汽车上覆盖着匀整的雪衣，排列在街道两旁，「静如屏息做崇拜的修女」。一位独孤的小姑娘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从一个地下室的窗子向我挥手。我伫立在那里，心里不期然响起济慈抒写激动人心的发现的诗行﹕

于是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天象观察者，

突然一颗新星游入他的视野；

或者像顽强的科尔特斯用鹰的眼睛，

盯住太平洋—而他所有的随从，

全都面面相觑，将信将疑—

寂然无声，在达里恩一个山顶上。

太好了！我也发现了一个宁谧的新世界，一个雪白的孤独世界！小姑娘天使般的微笑点石成金，我的莽原开出了千万朵鲜花。我雪中的脚印走进了我荒漠中的绿洲。我从东窗望出去，远眺积雪覆盖的旷野，旧情萦怀，心静如水，口中哼起一首肖邦的《前奏曲》，那是我在这里做学生时巴恩哈特小姐教我在钢琴上弹奏的，巴恩哈特小姐已经不在了，还有别的许多人。但是在我的孤独世界里，时间停顿，万物同在。

二

我的孤独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疯人院，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美丽新世界，一个烛照的透明新天地。摆脱了社会动物的小外壳，我成了无限空间的帝王，随心所欲在宇宙中遨游。银河并不比我窗下的街道更远。世界古今名城像海市蜃楼般一座座从我眼前飘过，而我再也没有游客那种无谓的好奇心。紫禁城剥掉了皇家的威仪和宫廷的阴谋，也无非是一座鬼城罢了。米兰的大教堂曾经以无数的尖塔和雕像使我心醉神迷，现在也不过是对永恒生命的一场幻梦。而威尼斯的大运河则在无止无休的死亡叹息声中奔流着。沿着时间之河而下，我听到陈子昂的悲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但我并不怆然涕下。我以新的眼睛去看，新的耳朵去听，新的心灵去感。从现实的幻影中浮现出来，生者与死者显得既熟悉又生疏。生者看上去仿佛早就死了，死者看上去仿佛还活着。那些曾经困扰过我、伪装过别人的种种虚荣、矫饰、感伤、伪善，现在都像化装舞会后的假面具一样被丢弃了。我那些善良的好友也难免没有敌人的种种罪过，而敌人也像朋友一样是有求于血有肉的人。尤其是，我在孤独之镜中看到我自己一丝不挂，卸下一层层伪装。我看到自己满身污点，远远多于我脸上的老年斑。我的爱已受玷污，我的恨微不足道，我的欢乐何足挂齿，我的悲伤无关紧要。但我并不怆然涕下。摆脱了那些令人丧志的万千眼前俗事的羁绊，我与世无争。摆脱了那些折磨我心灵的对得失的斤斤计较，我与己无争。走出了把我和其它社会动物隔绝的羡慕和妒忌的牢墙，我怀着怜悯和谦卑，拥抱人和历史。

我重读我喜爱的作品。孤独之中，空气不受艰深的批评或枯燥的学问污染，那些熟悉的书页带着崭新的秘密打开，用一种亲密的语调讲话，向我敞开它他们的心扉，并聆听我的苦痛。现实与虚构合而为一，我的孤独成了神奇的宇宙。亚当和夏娃从西斯廷教堂的穹顶走下来，与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交游。米开朗基罗与艾略特创造的普鲁弗洛克谈心，普鲁斯特那个伤心欲绝的小玛塞爱上了卡波的「那不勒斯渔童」。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与爱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一同上演生命的悲剧。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丰富，这样真实。这里是我的桃花源。

三

春天把我从冬眠中唤醒。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绿棚成荫的大树下，精神抖擞，眼前的林荫道似乎要伸展到一个未知世界。丁香、木兰、郁金香和其它各种缤纷斑烂的花草，把荒凉的门庭变成了生命和色彩的花园。偶尔会有一个过路人微笑着向我道声「早上好！」我则报以无声的微笑，唯恐打破我孤独的幻境。我又踫见在那个下雪的早晨向我挥手的同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姑娘。这一回，她在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乐器上弹奏着宁静的调子。她露出同一个天使般的微笑，然后从乐器上抬起她的小手，向我挥了挥说﹕「早上好！你喜欢我的孤琴吗？」

孤琴！原来这就叫孤琴。我立即发现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个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独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心态﹕身在「众生要承受的万千劫难」之中，仍能弹奏孤琴。这不正是柳宗元笔下那令人难忘的孤独渔翁的境界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或者，像陶渊明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那么再见吧，冬眠！我要回到我在人境中的孤舟，弹奏我的孤琴。

本文为《孤琴—— 巫宁坤散文选》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