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性少数运动与女权主义的关系？｜跨讲坛第32讲
文｜小猪
在性少数群体里，我们不免会听到对女权不关心、不了解的声音；女权运动中的一些人也时常会将LGBTQIA+议题排除在外。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想要考虑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和概念，强调为何性少数和女权应当互相关注、互相学习。
我对谁负责？
大家也许已经听说过多元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概念，或者多元交叉女权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
延伸：欢迎点击蓝字阅读本专栏第28讲《性别议题也和城市化、民族相关？你需要了解「交叉性理论」》。
每个人的身份都有很多层面，各层面上都存在独特的挑战和困难。多元交叉性的作用，则是提醒我们这些问题不能分开考虑。
图片来自网络（下同）
多元交叉性概念的创始人Crenshaw在TED演讲中这样举例——
一名黑人女性曾在法庭上控告自己受雇佣时受到歧视，但法官却可以用公司录用了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作为理由，证明不存在基于性别或种族的不平等。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不只是问题的叠加。站在不同位置，对基于性别的歧视会有不同的体验。
如果仅从单方面看问题，我们很难充分认识到某特定个体的具体经历，也不一定会理解TA的诉求。
另外，案例中法官拒绝让控告人同时代表「性别」和「种族」；然而单独在这两个范畴下，作为「规范」的群体使得其他本应被代表的群体受到边缘化。
一名黑人女性的经历为什么不能代表女性，或者代表非裔社群？Crenshaw的多元交叉性概念正是对这种不公的抗议。
同理，在女权和LGBTQIA+运动中，受到多重社会压迫（不仅限于性别和取向）的边缘者应当受到特别关注而非被无视。
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声称代表某群体的社会运动都应当包容、保护其全部成员。
女权运动中会有性少数，酷儿群体也不能无视父权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解构「规范」也很重要。
女权主义面对的很多问题根本出自社会对性别的构建，而站在规范位置上的女性，也许会为了保障已有的特权而不能充分挑战这些建构。
关注LGBTQIA+议题，或能帮助大家对女权运动有更深的理解。历史上，各地的LGBTQIA+运动也整体为社会带来了改变。
当然，酷儿群体内部也会有部分成员「主流化」，例如顺性别男性在某些语境下相对更容易被接受；跨性别社群中，同样存在「体面政治」。
当今在中国，不管是在讨论女权还是性少数的空间里，我们应该让大家都感到欢迎而不是割裂。
同作为他者，不如互相支持，尝试相互理解，共同争取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
我是否了解你？
污名化是烦扰性少数群体和女权运动的一大问题。当发生在这两者之间，污名化尤其浪费时间精力，也浪费团结合作的机会。
面对自身的不适或反感，也许我们可以停下来考虑自己有没有被常见的误解影响，或在延续这些误解。
并且，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自身的无知。
TA们是谁？TA们有怎样的实际生存状况？有什么对社会的独立见解？TA们的言行背后有没有可以共情，或不能够代入但能尊重的心理？
TA们在争取什么？真的上纲上线？在具体的语境下有什么意义，起到什么效果？
这些问题在当下，也许尤其对于理解中国女权、顺性别酷儿空间接纳跨性别等层面有帮助。
污名化其实非常值得大家警惕，因为刻板印象通常为社会中的不公提供所谓的理由，也局限各个群体通过发声来争取生存空间的方式。
举一些例子，关于女性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的刻板印象经常会造成职场中的不公平对待。
关于母性的刻板印象，会使得女性代替社会制度成为家庭问题的替罪羊。
在美国，关于跨性别的妖魔化也已经成了推行政策、推动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
黑人女性主义（Black Feminism）理论家Collins用「管制性形象」（Controlling Images）形容，美国社会如何用一系列刻板印象去全面局限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可能，造成她们无论怎样做都会遭到其他人不利的诠释。
这也包括她们对不平等的抗议。一旦被视作「愤怒」或「非权威」，黑人女性便很难使她们的声音有效地参与到公共讨论中。
也许在思考中国性少数和女权的关系时，我们至少可以设法减少相互的「管制」，实际去了解对方。
维权运动中，做到「完美」本身就很难，走错路线或采取不合适的策略也是改变的一部分。「完美」也会造成困扰。
举例来说，我们也许都熟悉，关于女权运动的争议使得不少支持者对自己的欲求感到割裂，不论打扮还是不打扮、做爱还是不做爱都会自责。
污名化不应无意义地增加我们的负担。我们能做的，正是互相提供空间去探索和倾听。
闹得太过头？
从LGBTQIA+运动历史上看，只有争取才有可能带来改变，而「体面政治」和「主流化」常会起到反面效果。
这一点对女权运动也适用。
这里，也许值得考虑的更多是我们对「坏情绪」在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理解。
愤怒为什么总是被理解为对社会不利的情绪？分歧为何会引起这么多负面感情？
在一本对「快乐」进行审视的著作中，学者Ahmed曾详细讨论「女权主义扫兴家」这一形象。
当人们将快乐的希望寄托在某些事物或制度中时，TA们常会将这些「正确」的事物和积极情绪联系起来。
女权主义者的言行，则可以理解为拒绝表达「正确」的情绪，使其他人的希望受到质问和威胁。
Ahmed进一步指出，人们应更仔细地思考「扫兴家」身上的愤怒从哪里来。
当问题出现，指出的人常被视作闹事者；当TA对不平等表达愤怒，TA的愤怒却会被认定为发声的全部原由。
女权者之所以显得热衷「扫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其他人的体验里，「坏情绪」被粘到了那些被社会认为碍事或不合适的人身上。
除了「扫兴的女权者」，Ahmed也讨论了「不幸的酷儿」和「不肯开心的移民」。
这样看来，「坏情绪」也不一定要消灭除尽，愿意面对它反而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在当下的美国，大家常被鼓励去追求积极的态度。
消费文化和社会竞争又涵盖了生活里里外外每一部分，使得人们的自我也成了创业的对象，有坏情绪似乎就意味着失败。
这都意味着，那些被「坏情绪」粘上的群体被边缘化。
跨性别学者Awkward-Rich指出，愤怒的黑人女性、有精神创伤的白人女性、忧伤的同性恋、抑郁的跨儿，这些群体常因为负面情绪而被认为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
但这不一定就是事实，因为「抑郁」就有潜力在认知层面上具有一定价值。
Awkward-Rich的想法在这里也许过于偏学术，不过他举出的理论界例子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女权和酷儿研究的分歧不可以简单掩饰过去，两者确实有不同的目标和气氛；另一方面，分歧并不一定要意味着对立。
在2017年Awkward-Rich写作文章时，罗琳还未引起争议，下面图片里（右侧）叫做《不可逆伤害：跨性别风潮正在迷惑我们的女儿》也尚未出版，但理论界中跨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的冲突可以追溯到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
举例来说，女同兼激进女权主义者Janice Raymond在1979年出版的《跨性别帝国》（下图左）被美国政府当作权威，导致1981到2013年间，性别重置手术不得包括在公共保险中。
面对当今出现的「排跨激进女权者」，跨性别群体不免感到威胁。
但Awkward-Rich认为，女权（尤其女同）和跨性别（尤其跨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以「疼痛」作为特征的。
两者关系复杂又紧密，需要对方来存在，又相互威胁到对方存在。
为了表达稳定的主体性，跨男的自我叙事常弃绝内心的「女孩」。
不恐跨的女权主义想要通过吸收跨性别去消除男/女二元，但不少跨性别伙伴并不想将其消除——很多跨男更多是希望结合女权原则，表达出非父权的新男性气质。
而部分女权主义者之所以恐跨，则是不能接受「女性」不再是女权主义的对象，因为部分跨男也参与到生育权问题中，并使得男性气质和父权分开。
面对这样的僵局，「像一个抑郁的跨儿一样读书」意味着「相信拥有跨儿身份的我们可以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但又认识到『坏情绪』是一个日常事实」。
Awkward-Rich认为，政治生活中我们应该对分歧有更强的包容能力——不如把女权理论和跨性别研究的疼痛关系看作典型的「爱」，因为双方都渴求对方，只不过由于持有相互冲突的期待，两者不能结合为一。
Transfeminism/跨女权主义的标识
参考文献
Ahmed, Sara.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wkward-Rich, Cameron. "Trans, Feminism: Or, Reading Like a Depressed Transsexu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 Society, vol. 42, no. 4, 1 Jun. 2017.
Hill Collins, Patricia.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2nd ed., rev. tenth anniversary ed. Routledge, 2000.
“The urgency of intersectionality | Kimberlé Crenshaw.” YouTube.
https://youtu.be/akOe5-UsQ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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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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