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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议题也和城市化、民族相关?你需要了解「交叉性理论」|跨讲坛第28讲

船思 船思 2023-04-01


文|Wendy YUAN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第三次女权运动的产物。


提出「交叉性」的代表学者认为性别是交叉的,性别问题与许多其他因素互相交叉、作用与影响,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阶级(Class)、种族(Race)、地域(Location)和年龄(Age)等。


本期《跨讲坛》文章对性别的「交叉性」研究进行梳理,描述分析其发展和主要观点,旨在探索当代性别议题的多种可能,思考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性别问题时,是否可以借鉴「交叉性」的批评思路与理论框架。


Photo by Yasin Yusuf on Unsplash


历史追溯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


交叉性理论的萌芽与诞生,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


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黑人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迅速。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白人女性掌握着压倒性的话语权,而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共同在压迫着底层的黑人女性,使她们不能自由地参与正常生产生活。


这即是「由白人女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只关注白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而忽视不同的种族、性、阶级和年龄所造成的压迫的差异性,导致了白人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Susan等学者对黑人女权主义运动的概括)。[1][2]


在此现实背景中,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密切关注黑人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积极参与到黑人女性的维权行动中,追求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先锋包括Barbara Smith、Audre Lorde和Patricia Hill Collins等。[3]


时代的现实背景和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交叉性理论应运而生。


美国法律学者金伯勒・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最早提出「交叉性」。


金伯勒用「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总结了黑人女性在法律诉讼中遭受的困难:「黑人女性所经历的歧视是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歧视,就像通过交叉口的车辆,如果一个黑人女性因为她在交叉口受伤,她的伤害可能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4][5]


学者常佩瑶进一步总结道:「『交叉口』(Intersection)和『交叉性』(In- tersectionality)概念表达了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多重性和共时性压迫困境」。[6]


这种「交叉性」同样是一种「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ies),体现了主体性别身份与种族身份的交叉矛盾。


学者Rory Dicker认为黑人女权主义者在「呼唤一种对于交叉身份的认识」[7][8]


基于这种交叉身份的语境,1990年,黑人学者Patricia Hill Collins提出了「统治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的概念。


该概念的出处是其学术专著《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觉悟与赋权政治》(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在书中,Collins将「统治矩阵」这一概念解释为「那些产生、发展并包含交叉性压迫的所有社会组织」[9],认为人们要结合「情景化的立场」(Situated Standpoint)[10],具体地去辩证地思考这些交叉的影响因素和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Photo by 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交叉性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学术研究的借鉴、交融与发展


随着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不断发展,交叉性理论不断完善优化,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女性主义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交叉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去切入各种热点性别问题。


另一方面,交叉性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的分析范式,其理论不限于女性主义领域,也越来越融入其他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Interdisciplinary)。


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学等社科领域,都开始尝试将交叉性理论纳入自身学科的分析范畴,以丰富本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下文为大家介绍几个典型的学术分析案例,帮助读者更深入具体地感受,交叉分析如何将性别与城市化发展、民族、家庭以及劳工等领域共同纳入分析的维度中。


性别与城市化的交叉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现象日益突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根据报告《中国城市化2.0:超级都市圈》,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


在此现实背景下,有关城市化与城乡发展的学术研究成为热点,学者也在尝试将交叉性视角融入研究之中。


学者吴小英以杜平的《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为研究案例,使用交叉视角(Intersectional Analysis)分析城乡迁移中农民工群体的性别问题。


在「交叉性的情境化框架」下,学者关注城乡迁移、性别与阶级的相互交织与作用,提出了性别与城乡迁移两者交叉的矛盾,即城镇化浪潮下「城乡迁移研究中的『性别盲视』和性别研究中的『男性盲视』」,可能会阻碍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呈现,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方面。[11]


Photo by Ümit Yıldırım on Unsplash


性别与民族的交叉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会对性别与民族的议题有所关照。


学者王奕轩和宗力尝试将交叉性理论与具体的情景进行结合。


以我国少数民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分析中,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复杂多样的现实境遇呈现了「多重权力关系」,即「民族、性别身份、阶层、年龄、性倾向」等其他身份共同影响她们的生产生活。[12]


从研究层次来看,学者基于「交叉性理论」视角分析该群体的「特殊性、多样性、过程性、根源性」。


首先是身份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女性是「身份交叉的群体」,即具有「少数民族」与「女性」的双重身份。[13]


其次,多样性是指少数民族女性遭遇的多样性。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时空情境」,同样具有「叠加身份」的群体内部的遭遇,也可能不尽相同。[14]


再次,过程性方面,学者运用「解构」分析,试图把结果拆分,思考过程和机制,即「关注『过程』——此现实境遇是经由怎样的中间机制生成的」。[15]


最后是根源性。正如王兰等人所说的,「少数民族社会现存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文化、历史和思想根源的。」[16]


学者主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深度挖掘少数民族女性长期被边缘化的根源,即背后的深层原因。


性别与劳工的交叉


劳工市场的性别问题也是如今社会学的研究热点。


学者佟新曾评价劳工市场的性别分化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个期间,「从劳动力市场看,劳动力市场因性别、阶级和城乡身份等带来的多元性,产生了性别内的分化」。


针对具体的性别分化现象,佟新认为市场带来了「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和女性化职业的贬值」。[17]


劳工议题中引入性别议题的研究,离不开交叉性分析的助力。


学者苏熠慧和洪磊对男售货员的性别气质进行了交叉分析,思考劳工、阶层和性别在构建男性气质中的互动关系与权力结构。


动态过程中,学者观察了从事服务业的男性售货员的男性气质建构,立足交叉性理论的「情境化的立场」(Situated Standpoint),强调要关注建构性别气质过程的具体情境性,最终发现该群体有男性气质焦虑的可能。


其具体的逻辑在于,男售货员的服务特性使其与传统的男性气质背道而驰(「高收入」「高教育」以及「挣钱养家」的支配型男性气质[18])。


这种劳工特性与男售货员自身的性别认同产生矛盾,在性别表现方面体现出「被物化的男性气质」,最终使其产生男性气质的焦虑。


究其原因,学者将这种被物化的性别气质和焦虑综合归因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与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的共同作用。[19]


Photo by Louis Hansel on Unsplash


交叉性理论的现实意义


交叉性理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学术研究的贡献,而且我们在分析生活中的性别问题时,也可以积极探索交叉性的思考框架,把「交叉性」当作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在「交叉性」视角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批判地看待自己身边的性别现象和权力结构及关系。


「交叉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中不正义形式的多样性,并更好地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20]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视角方面,分析性别问题时除了纳入地域、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关照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及各个群体。


这即是「交叉性一方面要剖析种族、阶级与社会性别等压迫体系在宏观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探究在宏观结构之下个体或群体在微观过程中的社会位置。」[21]


交叉性理论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产物,在本土化学术研究中也受到许多争议。


学者王奕轩和宗力认为,交叉性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巨大制约与束缚」[23],忽略了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我们在借鉴该理论的时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Photo by Joe Yates on Unsplash


参考文献

[1][4][6] 常佩瑶.交叉性理论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困境[J].妇女研究论丛,2022(02):118-128.

[2] Susan,A.M.,Huffman D.J..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J].

Science&Society,2005,69(01).

[3][9][10] 苏熠慧. “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J]. 社会学研究,2016,31(04):218-241,246.

[5] Crenshaw,K..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Feminist Theory,and Antiracist Politic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1989.

[7] 黄敏. 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诗学与创作[D]. 浙江师范大学,2011.

[8] Rory Dicker&Alison Piepmeier.

Catching a wave: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9.

[11] 吴小英. 城乡迁移的性别化逻辑及其机制:一个交叉性分析的范例——评杜平的新著《男工·女工》[J]. 妇女研究论丛,2017(05):119-124.

[12][13][14][15][22] 王奕轩,宗力. 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新视角:交叉性理论[J]. 人文杂志,2019(12):121-128.

[16] 王兰,李育红. 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方法探析[J]. 宁夏社会科学,2007(03):76-79.

[17] 佟新. 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J]. 妇女研究论丛,2010(05):12-19.

[18][19] 苏熠慧,洪磊. 交叉性视角下的男售货员性别气质分析——以上海市两家品牌店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2017(05):37-46.

[20] 张也.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J].国外理论动态,2018,(07).

[21] 杜平. 重申交叉性:男性特质的理论突破与研究启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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