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陈其人 洪远朋 | 2012年学术贡献奖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年份。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新征程。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更是道出了奋发图强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对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是极大鼓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光荣而艰巨，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这同时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唯有不断创新发展，才能全面提升理论创新、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能力和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为志业的上海学人的毕生追求。

今天，我们迎来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大盛事——上海市第九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礼隆重举行。两年一届的社科评奖，是对上海过往优秀哲学社科学术成果的回顾，是对潜心研究的上海优秀学人的致敬，更是对未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创新的期待。

1986年，上海首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1995年又率先在全国开展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如今，此项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巡礼已经步入第26个年头。26年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榜单上，写下了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一批学术大家的名字，陈列着《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金文大字典》、《中国文化通志》、《上海通史》、《西方美学通史》、《文学沉思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移民史》等累累硕果。

数风流人物，更看今朝。今年的哲学社科评奖活动，吸引了全市2900多项优秀成果参与申报，为历届之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今天在大家面前亮相的一份份学术成果研究报告，凝聚了上海学者几年甚至数十年的全身投入。

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始终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今世界正处于巨大变动之中，无论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还是新兴市场的崛起，都会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认识世情的全新变化，找到适当方式来应对挑战，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给出答案的重大课题。

重大的社会转型，从来都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理论先导发挥重要作用的机遇，这一点在上海学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洁勉的话，代表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处于当前这么一个国际形势多变的情况下，如何认识世界同时又要改造世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科学课题。”

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果世人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10年，更有可能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未来四五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机遇期。对于人均GDP早已跨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上海而言，面临着更加繁重的发展和转型的任务。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十二五”时期，上海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必须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线。从上海过去大规模的“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使上海原来靠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进一步转化成以服务信息为主的产业结构，也使上海以经济建设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周振华研究员领衔开展的《迈向“十二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专题研究为此提出，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共同发展，不仅是上海，也是整个中国未来需要实现的重大转型。

文化发展、文明传承，对于走上复兴之路的中华民族而言，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恐怕也不为过。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就是文明传承中的重要议题，它不仅涉及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的问题，而且关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定位、发展路径和民族认同的大问题。

早年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对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主体性思想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她经过详尽的梳理发现：“费孝通的文化情怀之所以始终处于矛盾交织之中，这与其说是费孝通个人思想中的张力，毋宁说是处在民族认同与现代性诉求结合处的知识分子的共有困境。”李友梅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一文，对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这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对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做了精当的梳理，为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提供了切近的理路。

19世纪中叶问世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理论创新，时至今日，它仍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事业。

“马克思主义学术和其他的学术可能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它把深入到当今现实社会中去看作是自身的学术任务。所以，如何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如何把握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实践所遵循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作为民族复兴的未来筹划，正是开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背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来阐述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任务，对于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的实践发展和学术走向，都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文明是国之魂魄，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9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讲学，写了《中国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罗素直言，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文化问题最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都可以。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并得到不断发展的文明体。在当今经济腾飞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为大国崛起做好文化准备，亟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解答。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就是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当下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问题，迫使学术界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哪里，中国到底有多大”等问题。葛兆光教授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对此所作出的积极回应，该书甫一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

中华历史绵延五千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往往是大事件，但殊不知，任何大事件背后，总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共同发生作用，要想对其进行还原，离不开学人们深入到细枝末节的潜心研究。

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就是典型的案例。众所周知，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结局，都充满着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存在于历史的细节之中。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院长茅海建教授针对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做了深入考察与研究。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记录不完全可靠，都需要加以认真鉴别，因此，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茅海建走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交史料馆等地，查阅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凭着更加广泛的阅读和更加小心的求证，终于查清了诸多历史实情。他的一个学术目标，就是要重建戊戌变法史。

事实上，注重实证，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解读，也是上海学界一大批优秀学人共有的品质，是他们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根本保证。

同戊戌变法史研究一样，《顾炎武全集》的编撰，凝聚着研究者们多年的心血。顾氏著述虽多，但是历朝传刻、当代新印较多者只有《日知录》等数种而已，其他诸多著述传世不广，甚至鲜有知晓者。而且旧刻诸本多深藏图书馆，读者求索不便，传刻舛误极多，解读易生歧义。为破解诸多疑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黄珅与其他研究者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经过长时间的考订，整理出确定无疑的顾炎武存世全部著作总集，为学术界研究顾炎武本人及其思想学术奠定了稳实的基础，并为古籍整理提供了典范之作。

只要有学术价值，即使困难再大，也难以让研究者们却步。上海的学人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着白首青灯的学术积累工作。

中华文明并非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之外而独立发展着的，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致力于吸取一切世界文明中的精华。对古希腊文明的研究，就是其中非常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了解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古典的中国，进而反观现代性中的中国问题。对于与荷马齐名的古希腊最古老诗人赫西俄德的诗作研究，是这些研究成果中的力作，赫西俄德的代表作《神谱》是迄今仅存的完整神谱诗，在系统性上胜过荷马史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吴雅凌副研究员的《神谱笺释》仿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吴林伯注疏中国文典的方式，集章句、笺注、义疏为一体，做成36万字的可供细读的笺注本，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稳实的文本基础。

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此。过去30多年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研究课题。研究一个个发展问题所取得的理论突破，又反过来丰富和指导着实践。

最近几年，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探讨，是学界的一大热点，经济结构转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学界并没有定论。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长干春晖教授敏锐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纳入一个统一框架，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政策含义。

“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和城镇化将代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城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多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一直未中断，学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越来越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明华副教授持续7年深入农民工教育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领域，做了大量一线调研，完成了融调研、实验、理论体系构建、办学模式、战略和政策设计于一体的研究报告“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大学”体系。可以想见，没有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热诚，完成这样的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战略高度，可谓恰逢其时。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的朱德米教授经过研究后发现，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一直面临三大挑战：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环境成本与收益不确定，监管方反而成为被监管方的“俘虏”。这一研究，为破解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难题提供了有效的对策。

从新媒体技术到中、美、欧的合作竞争，从基层党建到地方政府的次区域合作……上海学人的视野超越了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界限，他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充分吸收历史经验和世界经验，以丰厚的学养和细致的研究，为下一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独到智慧。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经济要继续实现高速发展，其难度越来越大；同样，对快速变化的改革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具有指导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其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这样，上海的学人一直以来都能不负重望。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是书斋里的学术活动，他们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崇高的情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说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不是一个智力游戏，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类的福祉，关注人类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不会有一个好的作品出现的。”

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出过大师、也能够催生大师的领地。2004年首次增设的“学术贡献奖”，成了每届社科评奖中分量最重的奖项。“学术贡献奖”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将建国以来具有重大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纳入评奖范围。获此奖项的学人堪称学术大师、学界楷模。看看过去8年的“学术贡献奖”获奖名单，就可以知晓其分量：张仲礼、王元化、蒋学模、裘锡圭、袁恩桢、刘放桐……这份名单，代表着上海学术的高度。

今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三位老先生的名字，他们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水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其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远朋。

这三位著名学者，著述等身、德高望重，其道德文章，得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公认。

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们毕其一生、潜心学术的精神，更是可以让后辈学人受益。

王水照

王水照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50余年，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等领域，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当代中国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谈起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尤其是对苏东坡的研究，年事已高的王先生仍旧非常兴奋：“我是北京大学1955届的同学，那时同学自己编了一部文学史，我是宋元的负责人，第二版的苏轼这一章是我写的。写了这章，我开始接触苏东坡的作品。我就一下子被苏东坡震惊了。一个人的聪明智慧，文学才能，是我当时一个青年学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非常错愕，引发我了解这个人的浓厚的兴趣。”

纯粹的学术爱好，引导王水照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越走越深，从苏轼研究到宋词研究、宋文学专题研究，每一项学术专攻莫不如此，正是因为几十年来专心学术、心无旁骛，王水照先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就。近年来，先生尤致力于钱学研究，整理钱钟书手稿和读书笔记，弘扬钱学的学术内涵，在学界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年近八旬的长者，王水照先生仍然活跃于学术研究前沿，令后学深为敬重。

在社会思潮的快速变迁中，始终坚持真理，便显得弥足珍贵。对真理的坚持，正是“学术贡献奖”所推崇的重要精神。

陈其人

最近几年，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学术界也概莫能外。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资本论》已经“过时”……对诸种怪论，陈其人教授的回答始终是“不”。他深信：“《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的。主要的就是掌握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武器，可以拿来指导我们建设。”

陈其人先生的求学和研究生涯，可谓多有坎坷，“学徒、农民、苦学生、穷教授、牛鬼、博导是生涯，商品、货币、资本、宗主国、殖民地、计划、市场乃文章”，但其求真、求真知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愈砺弥坚。陈其人先生早年师从国内首译《资本论》的经济史开拓者王亚南，在至今为止的70多年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定追求“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殖民地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领域，每每都能提出非常独到的见解，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北大学教授刘承思钦敬陈其人先生的才学，将楚图南题赠戴东原纪念馆的两句诗转送给他，誉称他“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陈其人先生对此则微微一笑，淡然答曰：“执教著文中有我，吃饭穿衣外无他。”

洪远朋

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对理论本身提出挑战，变化着的实践更期待着创新理论予以指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很多不同利益主体，如何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亟需理论作出回应。十多年来，洪远朋教授和他的团队就聚焦于这一经济学前沿问题，相继提出“社会利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利值’是量化社会利益的测度”、“协调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等一系列原创性观点，以及共享利益论、和谐利益论、综合利益论、机会利益论、风险利益论、未来利益论等一批原创概念，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现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利益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无不意义深远。

在自己所热爱的学术领地投入毕生精力，是往届和今年“学术贡献奖”的三位得主的共同特征。如今，三位学者都年事已高，他们心中依然惦记着后辈学人。“要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能夸张，不能浮夸。”陈其人教授所总结的自己的研究经验，是给予年轻后学的最珍贵礼物。

学术研究从来都没有止境，一个个新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攻克，一个个新的领域有待我们去探索。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学人，正是这样代代相承，才促成了不断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上海的学术界一直在涌现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励志学问的年轻学人。2012年度上海“社科新人”，就是其中的又一批佼佼者，这些在上海哲学社科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学者，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采写/田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