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文图书一度价格暴涨，什么人如此痴迷中国文化？美国汉学研究因何繁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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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玉河岸边的东不压桥胡同41号是一座破旧的大杂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这座四合院曾经是一个美国人的居所，他的名字早已被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上篇文章谈到，此人的中文名字叫义理寿（原名Irvin Van Gorder Gillis），是民国初期的美国驻华武官，后来辞去公职，在美国商人葛思德的资助下，专以搜集和研究中国善本图书为业，并最终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专家。

北京玉河遗址

葛思德藏书和义理寿的研究文献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使普林斯顿大学一跃成为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肩的汉学文献中心。同年，葛思德与义理寿相继去世。

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创始人

1930年义理寿在北京包装稀有的佛经准备发货

今天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那么，美国大学为什么如此热衷收藏中、藏、蒙、日、韩等东方文字的图书呢？ 

这涉及到美国人对大学定位的理解，19世纪末期，随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和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帕相继把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引入美国，美国大学摆脱了单纯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的功能，逐渐把大学发展成科学研究的中心、学术思想的中心和服务社会的中心，研究型大学视思想、知识、科学的研究与传播为己任，他们认为大学与中小学不同，它开设的每门课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必须体现融汇世界、贯通古今的广度和深度，体现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大学决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成果，“非研究，不大学”——这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价值追求。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

同时，大学不是专科学院，必须向学生提供最广博的探索领域，1859年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就宣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把自己称为大学，除非它能够为学生选修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知识领域而提供非常充分的条件。

美国大学把自己的社会功用定位为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们放眼全球甚至宇宙，触角无处不在。所以美国大学里除了尖端、前沿、热门、时髦、实用的专业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在研究一些冷门的专业，比如史前考古，比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和艺术，比如中国古代的墓碑、中国的文言文，比如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失传的民间歌谣，比如中亚钱币、中古波斯文、摩尼教都有专人研究。

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说，美国大学在研究经费的使用上会优先拨给这些“冷门”的基础研究项目，而应用研究项目则鼓励研究人员去争取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基础研究的基础就是藏书，没有一手的图书资料是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学术成果的，所以美国大学从很早开始就收集中国的图书情报，很多古代善本和当代资料国内已经佚失，只能到美国去查找。

身处国内，我们时常担心美国的亲友做饭时能否买到地道的中国食材原料，有人去美国的时候还大包小包地帮亲友带货。其实，美国的华人超市里，不仅有中国各省市的名优特产品，还有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越南产的相关产品，其丰富程度甚至超过北京的大超市。中文图书也是一样，美国图书馆在收藏方面没有偏见和禁忌，对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各地出版的中文图书兼容并蓄。

曾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我曾经去过几次。第一次是1987年的1月，钱存训先生邀请我去做演讲。除演讲外，我把该馆善本书库里的所藏400多种书翻了一遍，其中比较好的是 《北藏》。此书是中国明代永乐八年 （1410）至正统五年 （1440）刻的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三十一卷。除永乐本外，还有明万历的补板印本，有增修。永乐的原刻国内只有两部，一部在重庆市图书馆，还有一部在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但那个万历的递修本，还存有八部，这八部都是残缺不全之本。而芝大馆的那套居然是全的，整整齐齐地放在书库里……

物以稀为贵，为了验证这个看法，我凭直觉选了32部书名不常见的书，与 《四库全书总目》核对，居然有一半未见著录。然后再将没有著录的书，和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对比，也未见著录。后来我又把它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做核对，其中有好几部未收录。在数量上，则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1950年代所出版的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作比较，发现 ‘书类’的收藏比北京图书馆还要多。如果和台北的 ‘中央图书馆‘相比，差不多。在北美的一个大学东亚图书馆里居然有那么丰富的馆藏。”

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是一位精通中文和日文，睿智博学的东亚问题专家，他在退休后完成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在此书的前言中用十几页篇幅列举了他为完成这一重大成果所涉猎的图书、文献和资料，以及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采访的大量专家、学者、历史事件当事人和亲历者的长长的名单，其治学之严谨，视野之广博，令不少中国学者望尘莫及。傅高义在前言中对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表达了感激，他说：“随着中国在21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

除了美国大学自身的努力外，美国联邦政府也大力支持美国高校加大东亚图书馆的建设。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对世界重点地区研究的支持和投入。随后从20世纪60代开始，东亚图书馆如雨后春笋在美国各大学建立起来，其中多数为公立大学，但也包括部分私立大学，如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匹兹堡大学、杜克大学等，一共30多所，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些大学均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

20世纪60至70年代，由于美国大学纷纷建立东亚图书馆，一度造成国际图书市场供求失衡，特别是古旧中文图书供不应求。主要的中文图书市场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中文图书一时洛阳纸贵，价格暴涨。1964年，美国人不得不在台北专门设立了一个中文资料和研究服务中心，负责与台湾合作重印或复制美国大学图书馆急需的中文绝版和珍稀图书，日本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许多出版商和旧书店都因此发了财。

从义理寿到傅高义，他们对打破中西方文化隔阂以及对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许多国人的认知。今天，凝望玉河古河道重现的涔涔流水，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 

在记忆碎片中找寻与世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