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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玉河在哪?玉河边的这座大杂院曾经住过谁?美国汉学研究因何繁盛?(上)

记忆弹窗 2022-03-28

北京少河。
即便是老北京,也不一定知道市中心繁华地段有一条名叫玉河的河。玉河是大运河的一段,由郭守敬于1293年主持修建,解放后玉河改成了暗渠,由此消失。

如今恢复的玉河河道遗址位于南锣鼓巷往西500米的胡同街区,数百米长的河道两岸建起了一座座高宅大院,据说是重现了北京古都的部分历史风貌。



岸边鳞次栉比的崭新四合院背后仍是一条条传统的胡同,里面的老四合院早已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大杂院。距离玉河西岸仅二三十米之遥的东不压桥胡同41号就是一处破旧不堪的大杂院,院墙上密密麻麻的电表显示院内住着不少户人家,院内私自搭建的棚户已经遮蔽了建筑的原貌和院落的格局,只有门前的古树、高耸的房檐和斑驳院门可以让人依稀联想到昔日繁盛的景象。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东不压桥胡同41号(当时叫口袋胡同1号)曾经是一个美国人的居所,他的名字早已被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为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却永远地留在了大洋彼岸的一座学术圣殿之中。


此人的中文名字叫义理寿(原名Irvin Van Gorder Gillis),1875年出生于美国,他最初来中国是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武官,后因热衷中国文化研究而辞去武官职务,专业以搜集和研究中国善本图书为业,长达二十余载,最终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中国版本目录学家。他在北京娶了一位满族女子为妻,在今天的东不压桥胡同41号居住。日本侵华时,险被日军监禁,1948年在北京离世。




‍义理寿缘何走上版本目录学研究之路呢?原来义理寿在美国有一位建筑商朋友叫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他曾来华谈生意,并在中国治好了眼病,故对中医和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便决定大量收藏中国医书,葛思德负责投资并委托义理寿全权负责在华采购事宜。

义理寿曾在军方接受过情报学训练,擅长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分辨指纹、印刷和修补细节。他将西方情报学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对中文古籍的甄别整理中去,随着收藏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大,义理寿对中文图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除了医书,包罗万象的古籍善本都被他收入囊中,他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以至于后来干脆辞去武官职务,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珍贵图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当中,成就颇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义理寿在收藏过程中详细记录图书来源、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为此写下了大量研究笔记,记录下其版本鉴别和编目工作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研究中国版本目录学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素材。几十年间,葛思德通过义理寿在华采购了10多万册图书,由于义理寿选书的眼光十分专业和独到,这些图书今天都成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几经辗转,这批珍贵藏书于1937年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购得,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亚图书馆,取名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成为一座著名的学术圣殿。
胡适先生曾于1950年至1952间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并在随后的十年间任荣誉馆长。

(1952年胡适与童世纲两位馆长在馆内合影)

胡适对义理寿的收藏和鉴别能力给与过极高评价,称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功绩显著。胡适特别提到乾隆时期的木活字本《武英殿聚珍版书》,该丛书十分珍贵,体现了义理寿收藏的最高成就。《武英殿聚珍版书》总共有138种,且有大量翻刻版本,很难辨别。著名收藏家缪荃孙历时12年才收集到一套完整的原版。而义理寿却收集到了四套原版,并对每一套书做了详尽的记录、分析和编目工作,留下了大量考证、研究笔记及原始资料。这四套书有两套现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套存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第四套在日本侵华时期被日本人从义理寿的家里掠走。


美国大学收藏中文图书的传统始肇始于140多年前。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于1878年捐赠母校《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及1000余册其他珍贵藏书,当时恰逢耶鲁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加之学校还受捐了一批日文图书,于是耶鲁大学图书馆便决定成立东亚藏书馆。这成了东亚藏书在美国大学的发端。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二十七年,康熙钦赐书名,雍正作序,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是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百科全书。由于之后的《四库全书》受清文字狱影响,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因而《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在美国,《古今图书集成》还被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收藏,促进了“东学西传”。



哈佛大学于1879年开设中文课程,并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头上顶戴花翎、身穿五品官服的戈鲲化是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人,戈鲲化曾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兼中文教师,经一位美国人推荐,于1879年携带家眷来到波士顿,他随身而带的一批书籍成为哈佛大学最早的中文藏书。随后,哈佛聘请29岁的中国学者裘开明担任哈佛大学汉和文库主管,负责对汉和书库的图书进行了采购与编目。在裘开明的主持下,哈佛从中国采购了大量珍贵书籍,同时对汉和书库的现有图书进行了编目整理。在汉和文库基础上,哈佛大学于1928年正式成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逐渐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献资料的研究重地。

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叫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的校友长期雇佣并善待一名名叫丁龙(Ding Lung)的中国家仆,目不识丁的丁龙得知卡本蒂埃要捐助哥大开设中文系后,怀着感恩的心将自己一生节省下来的一万二千美元交给卡本蒂尔,希望他能把这笔钱捐给筹建中的哥大中文系。后来卡本蒂埃帮助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中文系,并建立中文图书馆。直至今天,哥大中文系还悬挂着丁龙的照片,以感激这位普通的中国劳工为弘扬母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二战后,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研究机构和中文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45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建立东亚图书馆。胡佛研究所以研究现代和当代国际事务为主旨,东亚图书馆建立后立即不遗余力地搜集中国的研究资料,其第一任馆长赖特(Mary Wright)在日本刚刚投降之际,便访问中国多个省份,收集中国的报刊和图书,并于1947年搭乘美军飞机到达延安,收集延安地区的出版物。

1947年返回美国后,赖特还从艾萨克斯(Harold Issacs)和斯诺夫妇处购买了大量私人收藏,其中不少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资料。当然,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蒋介石的亲笔日记,全世界独此一份。笔者曾于2009年和2010年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两次采访过蒋介石的外事秘书、曾担任过台湾当局“驻美大使”、蒋经国时期“外交部长”的钱复先生,他曾经到胡佛研究所仔细研读蒋介石日记。他说查阅“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下野期间的日记手稿,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书上看不到的内容。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东亚图书馆,曾导致港台地区和日本的书商大发横财。那么,美国大学为什么如此热衷收藏中、藏、蒙、日、韩等东方文字的图书呢?请看下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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