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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中美关系,至今写得最好的文章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加宁来源:长江创创社区(ID:CKGSB_Chuang)中美间博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而如何更久地享受“和平红利”给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必然是两国决策未来走向、调整国家战略、表明国家姿态的焦点问题。

本文为魏加宁教授于2019年10月在长江创创社群分享的课程“中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节选,时隔几月重读本文的观点,也许会有豁然开朗。


01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它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误区四:“特朗普是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案例二,日本的农产品市场。战后的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战后经验:用“线”换“绳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


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


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03

反思与出路:对方的失误≠自己的实力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地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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