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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永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牛津大学博士，专长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本文原载于《新亚学报》第36卷（2019年8月）。

本書作者孫衛國，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長期研究中韓關係史、中國史學史、明清史。作者近十多年來，致力研究中韓關係史的清朝時段，本書集其大成，在問題意識、內容時段上，是他2007年處理中韓關係史的明朝時段的專書《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的「姊妹篇」（本書頁27）。本書除緒論、結語之外，分為上編〈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下編〈燕行錄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嬉變〉。上編八章，大致集中於政府和外交的層面；下編六章，大致集中於個人的層面。

第一章指出朝鮮王朝以「小中華」自居，認為自己繼承中華文化正統，對清朝「政治上臣服、文化上貶視」（本書頁62）。第二章指出，朝鮮王朝「小中華」譜系的重要一環，就是箕子傳說，因為殷商滅亡後作為「三仁」之一的箕子流亡朝鮮的傳說，與明太祖正式賜藩國國號「朝鮮」予朝鮮王朝的政策，遙相呼應，互相指涉，為朝鮮王朝的「小中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合法性基礎。到了近代，日本吞併朝鮮，鼓吹「日鮮同祖」，自然要弱化朝鮮歷史上的中國角色，於是貶低箕子傳說而抬高檀君傳說。同時，朝鮮本土的反日反殖志士，為了樹立朝鮮作為民族國家的資格，也把檀君奉為大韓民族始祖。這兩種矛盾的力量都導致箕子朝鮮傳說的衰落、檀君朝鮮傳說的勃興（頁94-96）。第三章探討朝鮮的關王信仰，認為這是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明軍入援朝鮮，順便把關王信仰帶進朝鮮的結果。朝鮮君臣最初對關王信仰頗為狐疑，但後來不僅將關王信仰納入朝廷祀典，還把朝鮮戰爭期間入援朝鮮的明軍將領從祀於全國各地關王廟內，表達其「小中華」情結、「尊周思明」情結（頁128-129、136）。第四、五章均以清朝為焦點，清朝作為朝鮮眼中的「夷」、「胡」，步步進逼，先於1627年迫 使朝鮮成為後金的兄弟之國、再於1637年迫使朝鮮成為清朝藩屬（頁160），最後消滅明朝，朝鮮不得不接受舊瓶新酒的宗藩格局。不過，清朝對於朝鮮，極盡懷柔德化之能事，一方面嚴格約束出使朝鮮之清朝使節，一方面優待朝鮮貢使，一方面將朝鮮貢賦一減再減，顯示清朝比明朝在對待朝鮮方面做得更好（頁189）。第六、七、八章則把焦點轉移到朝鮮，朝鮮最初很難接受清朝這個新的天朝，畢竟明朝有入援朝鮮、早造藩邦之恩，因此有宋時烈為代表的「復讎雪恥」主張（頁212-215）。但是，這種建立在春秋大義上的極端主張，本來就沒有其可行性。在關鍵時刻，朝鮮還是充分自覺地明哲保身，例如，1667年丁未，鄭氏臺灣派出四艘船前往日本，遭遇風暴，其中一艘漂流至朝鮮，如何處置船上的林寅觀等保留明朝衣冠髮式的九十五人，就成為朝鮮的難題。雖然朝鮮朝野頗有保護這批人的呼聲，但朝鮮國王顯宗最後還是決定將這批人遣送清朝，清朝也將之全部處決（頁248）。亡羊補牢，朝鮮制定了「眼不見為淨」的處置漂流人政策：再有「唐船」漂流至朝鮮，則「既不許登錄，也不許狀聞，唯有就地遣送」，留下一條活路。又於丁未漂流人事件一百三十年後，築壇祭奠這九十五位「皇朝遺民」（頁255-267）。隨著時間的流逝，朝鮮對待清朝，最初堅信「胡無百年之運」、強調「復讎雪恥」，但逐漸因為「北學派」的主張而接受清朝在「利用厚生」方面的先進，承認清朝為「中國」。不過，朝鮮始終不認為清朝是「中華」（頁287）。

下編六章，第九章處理1766年朝鮮貢使團低級隨員洪大容（他的職稱是通德郎，是書狀官洪槍的侄兒）與參加會試的浙江籍舉子嚴誠、潘庭筠、陸飛的交往；第十章描述1776年朝鮮貢使團官員柳琴將朝鮮四位青年詩人（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詩集《韓客巾衍集》交給清朝中級官員兼學者李調元評點的過程；第十一章描述1794年朝鮮謝恩使團正使洪良浩與清朝高官兼乾嘉領袖紀町的文字交往。從十八世紀這三個個案可見，是朝鮮使團的官員子弟開始「破冰」，繼而朝鮮年青詩人尋求清朝文人的「認證」，最後由朝鮮高官與清朝高官兼文化領袖建立交往。朝鮮一步步放下視清朝為胡虜的成見、解除與清朝接觸的禁忌，接受和認同清朝。這種北學派主張，也最終得到朝鮮國王的認可。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則處理十九世紀朝鮮與中國官員交往的三個案。第十二章探討朝鮮貢使團翻譯官李尚迪與清朝著名詞人張惠言孫子張曜孫家族的交往（1829-1862），指出李尚迪與張曜孫等文士互稱「知己」，且將交往關係維持於家族網絡，代代相傳，可見十九世紀中韓文化交流之頻密。第十三章研究朝鮮北學派宣導者朴趾源孫子朴珪壽1861作為陳奏副使、1872年作為謝恩正使來華的經歷，朴珪壽從顧炎武的經世之學得到啟示，形成他自己認為朝鮮面對西方列強挑戰必須變法自強的開化思想。第十四章研究1881年朝鮮 領選使金允植出使清朝，在天津學習洋務的經歷，證明朝鮮認為清朝是唯一可以信仰和依賴的國家，是朝鮮從「尊明反清」到「尊明奉清」 的最好例證（頁520）。

「中韓關係」四字，即使局限於清朝時期，事涉兩國，時逾三百年，事態複雜，真不知從何入手。若只處理朝鮮外交官員與清朝文人、學者、官員的來往，則未免見木不見林；若只集中於朝鮮與明朝和清朝的外交關係，則又未免見林不見木。作者此書兼顧宏觀與微觀、組織與個人，有條不紊地展現朝鮮在外交、文化、個人層面從「尊明」到「奉清」的過程，堪稱結構完善，思路績密。作者指出朝鮮對於清朝「政治上臣服、文化上貶視」（頁62），筆者充分同意，但綜觀最 近五六百年間的中韓關係，筆者認為朝鮮似有一以貫之的對華方針：

「政治利用、文化自覺」。朝鮮對於明朝出兵抵抗日本侵略，「再造藩邦」，感恩戴德，史不絕書，可是，1619年，在明清易代戰爭的關鍵戰役薩爾滸戰役期間，朝鮮國王光海君因為明朝幾度拒絕冊封他為世子，懷恨在心，遣姜弘立率兵援助明朝的同時，早已和努爾哈赤訂立密約，命令姜弘立一開戰即投降（頁154-160），雖然光海君後來因為宮廷政變而被廢黜，但事後孔明看來，朝鮮也就躲開了明清易代戰爭為明朝效力的重擔。同樣，1667年朝鮮犧牲漂流人九十五人的性命，1673-1681年三藩之亂期間「儘管大半個中國的江山皆起而反清，而長期宣導思明感恩、復讎雪恥的朝鮮則未有半點行動」（頁252-253），事後孔明看來，朝鮮對於夷狄出身的清朝還是極為恭順的，也並沒有兌現「復讎雪恥」的口號。以上可謂朝鮮對於中國的「政治利用」。另外，朝鮮的「小中華」理論，也自有其邏輯破綻，因為儒家政治倫理理論的本義，看重仁義之內涵、禮儀之外沿，只要願意採納和實踐，則個人可成堯舜，集體可成華夏。所以，如果朝鮮能成為「小中華」，沒有理由其他族群（例如女真出身的滿清）、甚或外國、乃至於清朝本身，不能成為中華。但朝鮮有其充分的「文化自覺」，鐵定要在東 亞地緣政治格局上建立自己的獨特身份認同。正如作者指出，朝鮮君臣有長期的危機感（頁60、271），也正如作者引伸王明珂教授關於 族群認同的看法，「強烈認同」與「強烈遺忘」並存（頁70），因此，一些「不方便的事實」被遺忘或忽視，一些有問題的理論被堅持。朝鮮當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後的例子。

本書篇幅鉅大，不僅備有索引，而且索引分為「人名」、「書名及主題名詞」兩類，合共15頁，極為方便讀者之理解，此西方學術之良法美意，值得中文學術界廣泛師法。頁400注釋38，「鬥南」，似應為「斗南」之誤。瑕不掩瑜，本書絕對是中韓關係史乃至全球政治、文化歷史的力作，在今天這個大家熱衷於爭辯「認同」的時代，本書詳細展現朝鮮處理與明清中國的關係的策略，朝鮮對於「合適」歷史 的選擇，尤其值得參考。

信息采集：孙中奇

媒体编辑：刘书羽

文字编辑：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