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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十讲》,别有洞天的小说史著 | 陈平原

陈平原 文汇笔会 2021-03-11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应邀为老朋友李庆西的新作《水浒十讲》撰写序言,对我来说,可是战战兢兢。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加盟《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新人文论”丛书、“学术小品”丛书,到九十年代起为《书城》杂志写稿,李庆西都是我的责任编辑。我深知这位朋辈阅读趣味广泛,不受潮流左右,且横跨文坛与学界,眼光很刁,评价苛刻。我给稿子时,都会加上一句:“可用可不用,尊重你的判断。”这回轮到我当评判,既不能“打击报复”,也不便“高抬贵手”,得向他学习,秉持公心才是。可要做到这一点,须对他的论题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恰好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把握。

    

在外人看来,既然是中国文学教授,你谈《水浒传》应是举手之劳。殊不知,正因为是经典,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反而让人不敢随便开口。像李庆西一样,我也是小时候特别喜欢读《水浒》(当然也是按金圣叹节本整理的七十一回本),山村插队时,春节期间给乡亲们“讲古”,说的正是梁山好汉故事。成为中文系教授后,因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和《中国散文小说史》,对此多少有所涉猎。


不过,真正下功夫是在2003年初春,为准备参加五月耶鲁大学会议,我正撰写《图像如何阐释小说 ——以〈水浒传〉为中心》。明万历(1573—1620)至清顺治(1644—1661)年间,章回小说《水浒传》曾广泛流通。在众多传世的版本中,不乏兼及图像与评点者,更有所谓“回各有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熊飞《刊刻英雄传缘起》)。此前学界对此复杂的版本演变过程,多从追本溯源的角度立论,清理繁简两大系统,争执二者孰先孰后。至于文学批评史家,则对托名李贽的序跋或金圣叹的评点感兴趣,希望由此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拙文拟另辟蹊径,注重的是章回小说在传播过程中新的意义的生成,故选择八种晚明清初出现的兼有图像与评点的《水浒传》,探索同一故事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转移与增殖。论文准备从文学史而非美术史的角度处理图像资料,将其与评点、序跋等文学批评相对照,发掘图文之间潜在的对话,以及可能存在的极大缝隙。很可惜,SARS突然爆发,举国上下忙于应对,美国方面通知我不用与会了,论文于是束之高阁。多年后重读文章大纲,对自己那半途而废的研究工作深感遗憾。

    

正因有此特殊阅历,我对庆西兄的书稿不算太陌生。可还是几次拿起又放下,直到临近出版,不能再拖了——没想到,刚动笔又碰上了触目惊心的“新冠肺炎”疫情。猛然间想起,《水浒传》的楔子正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看来,谈《水浒传》这个话题,可真不轻松。

    

好在庆西兄别有慧心,居然将如此沉甸甸的话题,写成了一册轻松活泼而又暗藏机锋的著作。十多年前,我撰《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提及百年中国学术,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进展最为神速、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推小说研究。此领域为何充满活力,就因为耕耘于此的,不仅有学院中人,更包括很多跨界的爱好者:    

    

在小说研究领域里,不仅有专治此学的专家,更有许多“黑马”——后者自有主张,毫不理会原先的研究阵势与理论预设,随意发言,神出鬼没。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最容易遭受“突袭”的,莫过于小说。你可以说谁是小说史专家,但不能说谁不是研究小说的——不管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你最好都不要下这一结论。就像政治学家萨孟武撰《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书,虽谦称“不是‘太太式’的,而是‘姨太太’式”的写法(参见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自序》,见《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你也不得不承认其别有洞天。正是这种任谁都敢插嘴、因而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局面,使得小说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各路英雄纷纷登场,不管是专业的还是“爱美的”(amateur),谁都想表演一下自家拳脚,小说研究园地于是一片繁荣景象。

    

这种“别有洞天”的小说史著,如今又添了一部,那就是庆西兄的《水浒十讲》。

    

说庆西兄“非专业”,只是相对于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专业壁垒——任何一个稍为像样的话题,都挤满了亟待发表论著的博士及教授。这与三十多年前庆西兄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水浒传〉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状态已截然不同。就连我这样长期在大学中文系教书但不做明清小说研究的,若谈论《水浒》,也都被视为“业余作者”。

    

是否“专业”,单看引文及注释,当即可以判定。庆西兄除了偶尔引一点鲁迅、胡适、郑振铎、胡士莹,基本不与当下学界对话。不查中国知网,不引最新论著,如果写博士论文,这肯定会被挑剔。可作为作家兼评论家,庆西兄凭借丰富的文学经验,撇开众多二传手,直接与原著搏击,更能呈现自家立场及趣味。这让我想起北大中文系吴组缃、林庚两位老前辈,他们是小说家或诗人,谈《红楼梦》或唐诗时,更多凭艺术直觉,也不怎么引经据典。读多了教授们四平八稳、重床叠架的学术著作,再看这些作家兼学者直指人心的论述,顿觉神清气爽。后者虽有偏见,但多启迪——在我看来,这比连篇累牍的征引与转述更难能可贵,尤其是在专业化已成潮流的今天。

    

要说论著的贡献,有的讲究知识积累,有的追求人生智慧。宗旨不同,路径自然有异。《水浒十讲》也会讲讲版本演进与历史溯源,如谈论宋江形象及水浒食笺时,特别辨析元剧水浒戏与日后小说定本的差异,但这明显不是作者用力的方向。此书最大价值,还是在对小说主旨的辨析。

    

作者对《水浒传》的解读,从“文革”后期的政治寓言,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探寻,再到近年“努力从文本本身去理解作品的叙事意图”,几十年的“水浒阅读史”,照作者自述,乃“是一个正反合过程”。在作者看来,书中重建伦理秩序的救赎之义至关重要:“梁山泊的公平与正义诉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标,亦是试图将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进而融入和改造王权体制。”宋江的政治抱负只能在体制内去实现,招安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于他及其诸多同道来说,上山就是为了下山。这一点并不难领悟,问题在于,如何将梁山英雄之标榜“替天行道”,与历代儒家的提倡“大道为公”相缝合,使得体制内外的变革可以互相勾连?

    

自胡适揭出“三国”“水浒”等章回小说历史演进的进程,谁都明白,谈论此类几百年间演进而成的名著,如何弥合不同来源的文本,乃成败的关键。庆西兄认定并努力掘发“小说家整合之前水浒叙事的妙旨,以及缘自太史公那种以江湖融合庙堂的叙史立场”,这点很具创见。因为,明清以降,表扬《水浒》者,多喜欢将其比附《史记》;但他们所谈论的太史公笔法,其实是叙事技巧(我也不能免俗);而庆西兄希望揭示的,则是江湖融合庙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关键在于,王权体制之外,是否还能有应世之道?司马迁表彰“任侠”与“养士”,有意无意都是在挑战皇权的大一统,这一点与《水浒传》那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想象,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儒生的死谏与游侠的反叛,同样是为了恢复传统的纲常礼教,故全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明明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故事”(借用孙述宇的说法),偏要从中读出儒生的理想社会设计,不仅仅因水浒故事本就来源复杂,主题具有多义性,更因作为读者的李庆西,“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说白了,这不是纯粹的古典小说研究,其中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政治及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才能理解,为何一部谈《水浒传》的著作会引述洛克的光荣革命或霍布斯的政治设计——这些岔开去的笔墨,表面看有点突兀,可这正是作者思考问题的重要支点。

    

谈论救赎的题旨,隐约可见作者的社会关怀,难怪李庆西说六十岁后重读《水浒》别有体会。“作为想象的产物,这般叙事不啻礼失求诸野的沙盘推演。从山林到廊庙,宋江所想的不是彼可代之,而是一厢情愿要成为国家之栋梁,并以升级版的江湖道义改写儒家的礼治精义。建构这样一种理想,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意概。”阅读至此,不知你我是否废书长叹,像庆西兄那样思接千古。在第一讲《“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中,有这么一段:“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思考“自我救赎”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而不是《水浒》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我相信乃作者撰写此书的内在动力。

    

以上关于“救赎”的思考,放在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视野里,可以意会,但很难敲定,这就难怪《水浒十讲》采用的是随笔体,且都在《读书》《书城》等非专业性杂志发表。作者毕竟出版过《人间笔记》《不二法门》《大风歌》等小说集,会写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但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文化史视角及文章笔墨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及现实的深入思考。


    2020年1月3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水浒十讲》,李庆西 著,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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