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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施康强同学的猝然离世,我开始写这篇班志 | 裘小龙

裘小龙 文汇笔会 2021-03-11

当年师生摄于外文所旧楼前。第一排左起:葛玲、董衡巽、卞之琳、杨周翰、朱虹、李文俊;第二排左起:黄梅、钱满素、刘象愚、王齐建、赵启光、裘小龙、刘锡珍;第三排左起:胡永桓、赵毅衡、王义国、赵一凡、丁树林。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学施康强猝然离世的消息,在微信群里投下一块不小的石头,激起了一圈圈叹息和追思。他是受到众多读者推崇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可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间,却不仅仅如此。

    

我们在1978年一起入学,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届。施康强攻法国文学,我读英美文学,一起听过不少公共课,但深的交往却不算多。这一届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施康强是“文革”前老北大毕业的大学生;而我,69届的初中生,用我们董衡巽老师在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是从上海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一路踩上来的。我心里清楚,自己各方面的功底并不扎实,与施康强这样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我们1981年毕业的时候,施康强特地把我拉到一边,脸色红红地说了一通期许、勉励、“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话。

    

在微信上,赵一凡同学于是给我发了一篇老气横秋的指示:“外语系大班,英法德语三个专业,合计25人。其中你的年纪最小,而且身处事外,比较中立客观,又善于舞文弄墨。所以呢,我建议你: 不妨考虑搜集一些材料,最后给大家写一篇班志。也算我们这一代外语英才,谢幕之前还有个交代。”

    

赵一凡是我们这一届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班长。刚入学时,同学之间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黄埔一期”,有一番事业要做。记得老诗人、翻译家荒芜先生也曾跟我说过,“在科举年代,你们大约都算得上是举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吧”。这自然是老一辈夸张的期许,而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充满了新的希望和阳光,同学们也都个个“少年心事当拿云”……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四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此刻,赵一凡同学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对我、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三年都是十分难忘的一段经历。

    

让我下决心遵嘱写这篇“班志”,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年大家忙忙碌碌,有不少同学失去了联系,可在微信的年代,却也会意外地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吃惊之余,难免有点像我小说中的那位探长一样,不禁自己也要去勘探一番。譬如我曾读到这样一条微信:

    

班上还有一个法语同学,胡永桓。他是江西人,毕业后回老家,在地方大学教书。86年我从美国回京,听说他与领导闹翻,离职创业,一败再败,最后家徒四壁,没饭吃。法语同学几次凑钱救济他,没用,他还是穷鬼一个,于是找到我,我也拿出600元,当时我的月薪1200元。后来听说这个老胡挂了……

    

但微信在这里是张冠李戴了,因为胡永桓是英语系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同学间核实了一下,法文系是有个从江西来的同学,名叫赵家鹤,毕业后也确实回了江西。我与他不熟,尽管读研究生期间他还到我上海家中来过一次,但为什么事,隔了这许多年,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么,趁着现在多少还能想起来、记起来一些,写一点下来——也算是雪泥鸿迹,纵然雪正在此刻融去。

    

当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可分成两批。一批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另一批是外文所为北京师范大学代培的。作为交换,北京师范大学则提供学生宿舍和教室。不过,是同样的外文所研究生导师班在带我们:卞之琳老师讲莎士比亚,朱虹老师讲英国文学,董衡巽老师讲美国文学,陈琨老师讲现代主义思潮,袁可嘉老师讲现代派文艺理论,李文俊老师讲美国南方文学。有时也从外校请来名师就一些专题讲课,如杨周翰老师、王佐良老师、李赋宁老师等。我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听,也都同住在西南楼学生宿舍里——根本没什么区别。自然我们也跨语言专业听课,如冯至老师讲德国文学,罗大冈先生讲法国文学……

    

英语专业是大班,分到两间宿舍,每间住六人,上下两铺,但在北京有住处的同学不想挤宿舍。我们这间——西南楼107房——因此实住四个。我和赵一凡是同学兼同屋。一凡长我几岁,老觉得我像是他入世不深的小兄弟,要各方面都带着点。说来也巧,107房间里一共住了三个姓赵的同学,因此很快就有了宿舍里的简称,赵一凡——小赵,赵启光——大赵,赵毅衡——老赵。我们几个好像都挺能折腾的,不久又有了流传到宿舍外的集体外号“三赵一龙”。关于那些日子的一些细节和轶事,我自己也时不时在回想中,许多年后还鬼使神差、改头换面地写进了一个短篇,收入了《红尘岁月》中。编辑在出版前,还专门与我讨论了那篇题为《军装》的短篇,说是她读到过的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可我还是信奉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理论,即在写作时作者必须像匠人一样,对素材不断地加工,到最后都要认不出原型了。作者对此不需多说,读者也没必要在其中索隐。

    

小赵睡我斜对面的上铺,新婚不久,他一人来京读博,夜深时,107房间中见他孤独的烟头闪烁,人们就开玩笑说,他又在“悔成夫婿觅封侯”了。毕业后他去了哈佛,跟名师艾伦读了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回国很做了一番事业。他写的西方现代文论研究,我喜欢武侠小说的学生读了,说这是赵老师打通了任督二脉,自己化出来的武功,让后学者学来事半功倍。

    

老赵,我们中最有做学问范儿的,人也特勤奋,在宿舍里聊天时还一边做卡片;看到他在桌子上把一张张卡片摊开来,就知道又有一篇新的文章快发出来了。他刚毕业就拿了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去美国,接着在英国任教,退休后又回国在四川大学授课,成了符号学的权威。几年前我去成都参加一个会,老赵冒雨到宾馆来看我,聊得很晚,物是人非,人是物非,却又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是不能说的只能在沉默中略去。”最后,他太太打电话来催了,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他渐渐消融在雨中的背影——又想到了“巴山夜雨涨秋池”。或许,反而是诗能说出我们很难说的点滴?

    

大赵,父母都是名校理工科教授,他自己写文学批评也独具一格,条理清楚,像一个个公式排列。他与我在西南楼时都属于BC(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人数不少。夜里,西南楼过道里偶尔还能听到戏仿阿Q的嘶叫,“吴妈,你在哪里?”(后半句来自当时一篇有名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也算互文性运用吧。)大赵晚上常出去约会,他不说,但我们都心照不宣;毕业后他给我寄了一张他与新婚妻子的合影,去了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卡尔顿学院教中国文学,更成了经常出现在中国电视节目上的嘉宾,讲有关中国和美国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大赵却英年早逝在美国。

    

在不住西南楼宿舍的英语系同学中,黄梅是我尊敬的大姐。不仅仅因为她一点儿都不像红色将门之女,或因为在我困难时她无私地施以援手。我更记得她在毕业时对我的嘱咐,说她早先也喜欢写诗,但现在既然读了外国文学专业,只能老老实实做学问。她接着去了美国继续读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灰姑娘在文学作品中的原型研究,在美国出版后颇受学界的好评。这些年来,她的话我一直不敢或忘,却还是阴错阳差地写起了小说,做学问的时间多少打了折扣,每每想起时不禁汗颜。几年前,我有一次在北京参加M国际文学节活动,实在凑不出时间聚一聚,索性把她也约到了CAPITAL M西餐厅。她依旧打扮得十分朴素,一如当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那家高档饭店的服务员好奇地问我,我身边的阿姨是不是我要介绍到这里来打工的?我简直气炸了,可黄梅却很高兴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感谢我带她开了洋荤。

    

钱满素同学是另一个公认的才女,毕业后留学读了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与黄梅差不多时间回到了社科院外文所。有一年我去北京参加意大利大使馆组织的文学研讨会,住进了清朝年间曾是盛宫保的宅邸、49年后成了康生的寓所、“文革”后又改名为“竹园”的宾馆里,钱打电话进来,跟我谈起了美国的政治正确问题。她觉得情况相当严重,不正视不行,从美国历史讲起,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着、听着,突然有时空错乱之感,窗外的竹叶簌簌作响,像在叙述着更遥远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钱满素不愧是做美国研究的,她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这一切到了特朗普的年代产生了越发严重的结果。

    

还有两个英语系同学,平时也不来西南楼宿舍。王齐建同学分到我上铺,但他姐姐是新华社驻外,在北京有房子,他的铺位成了我的杂物堆放处,甚至还挂了滴着油的上海腊肠,但他从未说过我什么。一些年后,他在纽约大学读了博士学位,我在网上看到过他戏背着妻子奔跑的照片,依然伉俪情深,一派“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模样。胡永桓同学交往最少,几乎从未在宿舍露面,后来也没联系。

    

107房旁边的一间也是英语系的。其中刘象愚同学毕业后留在北师大,出了好几本有影响的翻译著作,也曾到竹园宾馆与我一起品尝了最正宗、最原型的宫保鸡丁——上面撒满了西南楼的记忆,像数不清的红辣椒。王义国同学是厚道人,食堂就餐券分细粮、粗粮,他常借细粮券给吃不惯窝窝头的我,但我粗心,屡屡借了不还,他只能一次次“提醒”我,可还是继续借我;毕业后他去了另一所大学,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那一间宿舍里,还有丁树林同学和刘国彬同学,都是性情中人,只可惜毕业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法语系的也有几位已失去联系的同学,如朱延生、李延生同学等,我们的接触原先也不算多。不过,那些日子在西南楼住的几个同学还相当熟,他们的房间就挨着107房的另一边。吴岳添是班支部书记,始终像老大哥似的关照我。他后来在外文所担任过科研领导工作,自己也著述甚丰。郭宏安同学更是成了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权威。一位李姓同学原先来往不多,只知道毕业前他就在光大集团找了份薪资丰厚的工作;罗大冈老师当着我们众多学生的面,对他的弃文从商的选择严词批评了一番,李同学低头受教,事后喃喃说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丝毫没有怨言,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几个法语系同学,在研究生院时的交往不过泛泛,到毕业后却因种种机缘,接触多了起来。大约从上世纪末始,我每年都得去法国为我的小说促销、签售,而几位老同学也都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他乡遇故知,仿佛立时缩短了曾经的距离。如金德全同学,没毕业就去了法国留学,旋而从商,成了法国一家大公司在上海的代理,干得风生水起,还特意在浦东的滨江公寓中,招待我女儿吃法国牛排。如胡承伟同学,在十多年前的一场巴黎书展上,他和北岛一起出现在我展位前,说是看到了我的宣传海报,一路找了过来。这以后,每年我去法国打书或参加文学活动,都会与胡见面。他在法国电台工作,我的《红尘岁月》在法国《世界报》连载时,他几乎同步把故事翻成中文,一篇篇地放到了电台网页上,甚至都没问过有关稿费的问题。中译本后来在香港出版,还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最佳中文小说之一——其实是他的中译文。他在离埃菲尔铁塔几步路的地方租有公寓,地段好,价钱便宜,这些年一直没挪过地;来巴黎的朋友都要去铁塔一游,他也都得招待,常忙得不亦乐乎。

    

施康强同学是例外。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不过,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前些年编《万象》杂志,我在刊物上读到了施康强写的多篇散文,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旧时江南才子的气质和情怀,博学儒雅却又有着现代感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种倾盖如故的感觉(至少就我而言)是在我们毕业后多年才不期而来,是因为他那些并不是谈法国文学的随笔。这些年回国的次数多了些,总以为会有机会再聚一聚,可惜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德语系最小,大约就四五个学生。现在较想得起来的是杨武能、章国峰同学。尤其是杨武能,他在我们同学中年岁最长,考研时据说已在原来的单位里评上了中高级职称。四川人,爱吃辣,带了个煤油炉,在西南楼的宿舍里独自“经济实惠”地解馋,伴着一阵阵花椒、胡椒的味儿顽强地冲进我们的房间。德语系还有两位同学,一姓李、一姓舒,但都不太熟,只勾得起模糊的轮廓……

    

于是想到,在赵一凡班长要我写的班志中,二十五名同学不过提到了一半左右;几个写到了的,也仅仅是像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中所写的,喃喃念了一下名字而已。“现在,或是在将来时间,/ 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 都变了,都已彻底变了……”尤其是关于赵家鹤同学,我都无法确定那条微信消息的真假,也无法像叶芝在诗中那样充满信心地断言,“那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但继而又想到,在中国这些年巨大的变化中,我们这些同学大多还坚守着原来的专业,在勉力尽自己的本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尽管早过了自诩为“外语英才”的日子,但或许还没有必要去沉溺于谢幕前的感慨。

    

那些日子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老师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曾签名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我受宠若惊,尤其喜欢其中的这样几行: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后面两行我改写进了自己的诗,“我们遇到的一个个人,/ 都融进、塑成了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也确实如此。

    

按赵一凡同学所擅长的后现代理论来说,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接触、交往、互动的经历中不断建构、解构的。这并非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发生,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渐渐呈现。在当时或看不清楚其中的关联,而要到后来回顾时才明了起来。正是在关于这些同学的回忆中,我意识到,自己至今之所以还没有太偏离当年选择的文学专业,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们。就像艾略特在《小吉丁》所写的:


    你以为你所以来的目的

    仅是一个外壳,意义的外壳,

    在目的实现时意义才会从外壳中

    迸出,要不是你就没有目的,

    或是这个目的超过了你预计的终点,

    在实现时又以改变。

    

这也是我在刚开始写这篇班志所未曾想到的。其实,努力去描述我自己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也是要对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重新试图作出一番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识到我不仅仅是我,同时也是另一个,也是这些同学们;要真正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感怀之意,是要与他们一起,把我们的班志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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