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欣：往事随风，一个县城青年的逆袭史

李欣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李欣，1958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1985—1988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出版有《红色序曲——俄国民意党领袖热里雅鲍夫的生平》《查苏利奇枪击彼得堡总督案件始末》等译作。

原题

往事随风

作者：李欣

李欣（左2）与朋友们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考进大学44年在即，班级征集同学入学前后回忆文章，借此契机，我也开启了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一任追忆的思绪四处漫溢。旧时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潮水一般涌现眼前，声犹在耳，恍如昨日才发生。

一、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山东潍坊地区的益都县（1968年后改名青州市）。父亲是益都二中校长，母亲是二中图书馆管理员。

我生命中最初始的记忆与三年大饥荒有关。那时我三四岁，正上益都机关幼儿园。成长的记忆已模糊，而有一个画面却总是挥之不去，印象深刻：一个阿姨站在屋子中央，手中拿着一个硕大的生地瓜，用水果刀熟练地削皮，然后津津有味地大口啃嚼起来。我们十几个营养不良、饥肠辘辘的幼儿围绕四周，眼巴巴看着她嘴里“吧叽吧叽”作响，且眉飞色舞，馋的我们一个个直流口水。继而小朋友们开始争抢落在地上的地瓜皮，抢到就往嘴里塞。这可是在条件不错的机关幼儿园啊，情况尚且如此，则可以想象当年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应当就是孟子笔下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景象吧。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国家经济政策有所调整，形势好转，到1965年我上小学时，市场供应丰富了许多，我们已不再饿肚子，日常更深能吃到鸡蛋、鱼肉之类荤菜。那年我远在杭州《浙江日报》社工作的舅舅来益都看望我们，带来了上海大白兔奶糖，杭州铁皮盒的鸡蛋卷，还有南方特产盐渍的竹笋，都能让我记忆至今的美食。

1965年，我进入益都师范附小。学唱的两首歌至今还有印象，一首是《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都开了，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据说，这首歌现在仍在一些小学里传唱，真令我惊讶，它居然能传唱60多年之久而不衰，或许，因其歌词质朴自然吧，很少那个年代盛行的充满政治意识的句子。另一首歌曲是著名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这首歌这首歌对我也影响巨大，在我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使我后来一直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共运历史有着浓烈的兴趣。

1966年，我父亲才50几岁，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从益都县回到原籍烟台市福山县（1983年改为福山区），我们全家也就一起迁了过去。此时，“文革”风暴已来临，我所在学校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批斗老师现象。我的班主任教语文，是一位戴眼镜的胖胖的女老师，她胸前被挂上写有侮辱文字的牌子，站在台上接受师生们的批判，我班有些同学也挥舞小拳头，呼喊着流行的政治口号，眼中冒出极度狂热亢奋的光。我远远躲在人群后面，心里并不开心。老师教书育人，似蜡烛似煤炭，发光发热，燃烧自己，照亮温暖别人，却遭受批斗。我心里一直疙疙瘩瘩，很纠结，无法接受眼前的状况。

混乱在继续发酵，在批斗的淫威和压力下，福山县的牟副县长和一中周校长自杀。学生停课闹革命，一中组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造反组织，一个叫“井冈山”，一个叫“斗批改”。每逢三、六、九日赶大集日子，趁人多时，两个红卫兵组织就拉起队伍走上街头，站在凳上，用铁皮喇叭来辩论。双方慷慨激昂，剑拔弩张，互相攻讦对方是不忠于毛主席的“保皇党”，称自己一方才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特大喜讯”传到我们班级：根据中央一个医生专家小组对毛主席身体的检测，他的各项生理指标都特别好，预计可以活到150岁！许多人欣喜若狂，深信不疑，而我却对此颇有怀疑，人真能活150岁？但只是怀疑而已，并不敢声张。

1969年我进入联中，学校一些有文艺表演才能的学生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其中所表演的一首庆九大的歌曲，曾风靡一时。歌中唱道：“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宣传队的美少女载歌载舞，竟很让我沉迷，曾像如今追演艺明星的粉丝一样，追着她们到各处去看演出，一览她们的俏丽容颜和曼妙身姿。居然带着这样的“腐朽堕落思想”观看演出，后来我内心也对此严肃地批判了自己无数次。当然，我还是深深地记住了那首歌曲，这也算人家的宣传对我而言的些微功效吧。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命殒温都尔汗。“文革”中很多事情都是雷厉风行，急三火四马上就办，而林彪事件对基层的传达却很拖拉。大约1972年，我上高中后的9月份，才在大操场上听了传达，其中批判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到：“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些话语和说法不啻是晴天霹雳，把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我冲击得思想都乱了。自己窃想，这纪要中的观点似乎也不无道理吧？由此也激发了我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和关注。而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小县城里，关心政治的唯一渠道就是阅读报纸，因而思想也很难走出主流意识的框框。

福山县城有一个文化馆，除了有储量丰富的图书之外（当时基本处于停止借阅状态），还有一间报刊阅览室，对外开放。里面各类报纸很齐全，包括“两报一刊”及《参考消息》《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我每逢周日就去文化馆报刊阅览室，很投入地读一整天报纸，关注时局动态。阅览室里看报纸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几乎没有，足见当时我对于时政的高度关注。在阅览室我偶尔还与报友们交流一下读报心得，讨论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二、当年的精神世界

初中和高中，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段。我当时的精神世界除了观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色演出和阅读各类报刊之外，还喜欢涉猎各种文学、历史类书，尤其酷爱阅读中外文学史。我母亲是中学图书馆管理员，小学文化，后来她参加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文专业的函授教育，通过考试，获得了山师院函授中文专业本科文凭。山师院给我母亲寄来的大量中文系教材中有些我不感兴趣，诸如现代汉语语法和写作之类，而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西方诸国文学史等教材，我却十分有兴趣阅读。

中国文学史，让我仿佛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隧道，与古代先贤开启心灵的对话。从远古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的神话，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经；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到屈原大夫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贾谊、司马相如的汉赋到庾信、王勃的骈文；从李白、杜甫的诗到苏轼、辛弃疾的词；从马致远、张养浩的元散曲到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的明清小说；从清末谭嗣同、梁启超、秋瑾、林觉民这些改良和革命志士的诗文到民国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巴金的新诗与小说；中国文学史长廊的巡礼可谓内容丰富，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阅读的过程不仅为我廓清梳理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也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精神：“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展示的荆轲刺秦的侠义精神，令我怦然心动；“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表现的项羽霸王别姬的英雄末路精神，让我唏嘘不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折射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孤傲退隐精神，使我感慨万分；“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体现着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精神，令我欣然神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展现出岳武穆精忠报国的精神，让我热血沸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透露的文天祥践行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舍生取义精神，使我肃然起敬；‘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呼号出夏完淳在国家危亡之际慨然赴死殉国的精神，让我由衷赞佩；‘我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的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自愿流血的刚毅精神，令我潸然泪下；“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歌咏的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忧患精神，让我悲伤惆怅。

总之，上述不同历史时空所产生的各类不同的精神现象，共同凝聚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厚内蕴，是值得我们后辈珍惜传承的宝贵文化财富。

阅读西方文学史，我的兴趣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上。法国的两位作家的两部文学作品——雨果的《九三年》和加缪的《正义者》，使我感受到了法国文学的魅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蕴。《九三年》一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告诉我们；“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之上，尚存人心的无限仁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由此出发，王党领袖朗特纳克宁肯舍弃他的复辟波旁王朝大业，也要聆听内心的呼唤去拯救那三个身陷火中的孩子；革命军统帅郭文为朗特纳克救人的侠义精神所感动，置革命利益于不顾，甘心以自己的头颅来换取侯爵的自由；郭文的精神之父西穆尔登尽管是革命原则的化身，内心却酷爱郭文超过爱革命，待郭文人头落地之时，他随即开枪自杀了。

存在主义大师的《正义者》也讲述了一个浓浓人道主义的故事：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为了推翻沙皇暴政，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主动请缨刺杀沙皇叔父谢尔盖公爵。卡利亚耶夫在扔炸弹前的一瞬间，发现谢尔盖公爵的马车里还有两个孩子，他停止了投弹，为此他受到具有铁石心肠的暗杀小组成员斯捷潘的责难。在第二次刺杀行动中，卡利亚耶夫扔出炸弹炸死了谢尔盖公爵。被捕入狱后卡里亚耶夫拒绝被免死罪，他认为只有一命换一命，才能证明自己刺杀行为的高尚正义，否则自己就是一个杀人的恐怖分子，于是卡利亚耶夫被处以绞刑。

俄罗斯文学史巡礼给我带来的是另外一番感受；从诺维科夫在《雄峰》杂志上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相互攻讦，到拉季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农奴制的揭露批判；从十二月党人妻子们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凄美苍凉，到普希金《自由颂》对自由的狂热讴歌神往；从赫尔岑《钟声》杂志的鼓动呐喊，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的亲身实践；从果戈里《钦差大臣》中的嬉笑怒骂，到别林斯基《祖国纪事》上的文学评论；从屠格涅夫《门槛》对俄罗斯女英雄的歌颂赞美，到托尔斯泰《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从契科夫《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封闭孤僻唯唯喏喏，到高尔基《海燕》所寓意的革命者的勇敢豪迈大气磅礴；批判现实，揭露沙皇专制的黑暗，讴歌自由，向往光明，这就是厚重璀璨的的俄罗斯文学给我的印象和感受。

阅读学习中外文学史，给我最大的收获和帮助是：吸取了人类文学长河里的菁华营养，培育保持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保持了自己以常识来观察评判事物的客观心态，避免了受当时极左思潮的洗脑和荼毒。

三、上山下乡

流年似水，转眼到了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告别了学生时代，走上了社会，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独立的人。这也是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思考社会，逐步形成我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段。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开始思考两件事情：一是自1966年开始停办大学，对中国的教育伤害有多巨大？二是是1968八年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好处？这两件事都不得人心，都伤害百姓，但都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我对这一匪夷所思的怪异现象开始了理性思考，最终促成了我的三观的成熟。

7月高中毕业，8月我就下乡去了海边农村。与大城市的知青到边疆插队不一样，我插队的村子距离县城只有20里路，乡思明显较低。

村里也很很照顾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我所在的第二生产小队还专门盖了三间新砖瓦房，供我们六位知青居住。三位女知青住西房，三位男知青住东房，中间是厨房兼饭厅。女知青轮流做大家的饭。当时，农村的蔬菜、肉、蛋、鱼、豆腐都缺乏，但主食和咸菜绝对管够。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成长期，由于干活劳动强度大，饮食又缺少油水，我当时饭量超大，每顿饭都要吃一斤馒头，一天三斤，天天如此。

小车推粪，田间锄草，收割玉米，种植小麦，这些农活我都干过，还干过扛水泥、搬石条这样的粗活。我下乡的村子地处沿海地带，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年代，我还参加过村里民兵的夜间站岗巡逻。村子北边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西瓜地，我背着步枪，呼吸着湿润的海风，在皎洁的月光下巡逻。

眼前的景色使我联想起鲁迅在《故乡》中的一段经典描写：“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我在海边西瓜地和皎洁的月光下巡逻的环境与《故乡》的描述一模一样，只是环境中的主人公由项带银圈、手持钢叉的少年闰土，换成了头戴军帽、肩背步枪的我。

那时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站岗巡逻外，也有一些惬意的时光，就是在秋季苹果熟了的时候看管果园。任务是在果园四周溜跶，防止有人进园偷摘苹果。而看管果园的人可以任意摘苹果吃，我当时食欲旺盛，每天能吃二三十个苹果。有的水果比如李子不能多吃，吃多啦会出事的，苹果西瓜这类水果就多吃没事。

四、工厂岁月

1976年春天，我母亲退休，按照政策规定，我可以顶替工作。于是我从农村调回县城，在母亲单位所属系统的一所中学的校办机械加工厂，做了一名工人。工厂较小，仅有几十人，车床、铣床、钻床、冲床一应俱全。我被分配去干冲床工作。冲床是危险工种，我的上一任冲床工在操作中就不慎被冲压掉两个手指头。冲床车间里冲压金属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混浊不堪，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慢慢适应这危险恶劣的工作环境。

我当时的工资是按照学徒工标准给的，每月20元。那会儿工业商品奇贵，一只上海牌机械手表要100元，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也要100元，一台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要80元，我的工资也就够我吃饭穿衣，根本不可能指望靠它买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这让人颇有隐忧，这么少的钱，娶媳妇都成问题啊！

工作危险，生活艰辛，我却苦中作乐，从精神层面找寻到慰藉。我不仅阅读书报，还渴望从更多的途径了解外部世界，获取新的信息。于是我用两个月的工资40元钱购买了一部上海产凯歌牌半导体短波收音机，从而使身处偏僻的胶东，政治、经济、文化不算发达的环境中的我，了解了更广阔的世界。世界各地的丰富信息，大大减缓了我生活中的苦闷、忧郁与沮丧，让我感受到了未来的光明和希望。记得当时收听的外台有：美国之音、英国BBC、日本NHK、苏联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澳大利亚的澳广、韩国的大韩民国广播电台、良友基督教广播电台，还有台湾所谓的“中央广播电台”。说来这在当时都属于“敌台”，而我却肆无忌惮地收听着。

“自由中国之声，对大陆同胞广播，现在报告新闻:北平消息……”这样的言词，发音、语调与大陆不一样的播音，曾让我感觉饶有兴味。那时仍沿用1949年前国民政府的习惯，把北京称作北平。除了收听外台的新闻、时事评论节目，外台的歌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苏联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播放的南京知青任毅作词谱曲的《知青之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如怨如诉的吟唱，仿佛诉说我这一辈知青共同经历的故事，唤起了我内心极大的情感共鸣。

台湾和韩国的电台播送的歌曲多是港台国语歌，我从中初次聆听到了邓丽君那宛如天籁之音的歌声。记得当时我们校办工厂是三班倒，白班是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中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晨8点。尤其是我在午夜，中班下班后，回到家里，身体很疲惫，简单吃点东西后，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收听一段时事新闻后，再听轻松的国语歌曲，非常惬意。

当时听过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微风细雨》《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在听惯了大陆铿锵有力、内容空洞的政治口号式歌曲后，再听到邓丽君讴歌人性，散发着真善美气息，情意缠绵的小资情歌，真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和情感震撼。邓丽君的歌声犹如山涧清冽的溪水，汩汩流淌进我干枯的心田，可以使低落沮丧的情绪得到缓解，苦闷的生活压抑得到解脱。邓丽君的歌声陪伴我走过了我的工厂灰暗岁月。

五、高考冲刺

1976年9月9日下午接近4点钟，校办工厂的广播里传出了低沉的哀乐，播报了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四人帮”倒台，标志“文革”结束。我隐约预感到中国将会改弦更张，拨乱反正，走上一个较为光明和正常的未来。果不其然，平地一声春雷，1977年岁末，传来了恢复高考的特大喜讯。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由于准备不足，铩羽而归。

1978年春节过后，我又开始准备下一轮的高考复习。我很有动力，想想每天穿着油腻肮脏的工作服，在噪音巨大、空气混浊不堪而且充满危险的冲床车间，消磨生命，每月所得仅20元，这很让我苦闷，而高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于是破釜沉舟，决心背水一战。

我报考文科。复习之前，我把要考试的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课通盘斟酌了一番：数学是我最薄弱环节，如果数学分数过低，会直接拉低总分，因此我要花大力气把不喜欢的数学成绩搞上去。我决定拿出整个复习的一半时间来复习数学；历史、地理只要花费时间背一背，也可以拿个高分；至于语文和政治，只要适当看看即可，不须耗费太多的的复习时间。

春节过后我就开始了复习冲刺。工厂领导不错，知道我要考大学，还特意照顾，没有安排我上夜班和中班。

复习备考相当艰苦。我每天上白天工作，晚饭后泡上一壶茉莉花浓茶，总是看书复习到凌晨两点，而早晨六点就起床，到河边再去回忆默背一遍昨晚复习的内容。从2月到7月这5个月时间里，我天天重复这种单调刻板的日子，每天仅睡4小时，我也不知道那时精力为何如此充沛，身体为何如此强壮，能如此抗体质消耗。无疑强壮的青春以外，或许还包含着赌一口气的因素。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校办工厂工人，我与学校应届高考复习班的老师比较熟悉，晚上有时还插到复习班里去听一听数学复习课，也参加过他们文科班五门科目的模拟摸底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在复习班里名列前茅。这样，到高考前夕，经过自己艰辛的努力，我已成竹在胸，信心满满了。

7月20日至22日，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是考试的日子。我在考试中发挥还算不错，没出现什么重大失误。考完与复习班的高分同学们对对答案，心中的忐忑不安就消减了许多，因为我不输于他们。8月成绩出来了，我总分考了376分。

1978年山东一本的录取线是300分，重点大学的入取线是340分。我原本第一志愿想填写山东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老师看了我的报考志愿频频摇头，对我说：“你这成绩去山大可惜啦，你还可以报更好一点的南京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

老师一席话，改变了我的抉择，于是填了南京大学为第一志愿。后来，我果然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心中非常高兴。南京是六朝古都，南京大学前身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当然，我也庆幸填志愿时无意中听到的那位可敬的老师的一句话。

10月中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理想，我从烟台踏上了南去的火车，前往南京大学报到，我的生命历程也开启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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