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明 副总队长
单位：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摘要
作者死后50年，其作品进入公共领域，其财产权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也就不存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所谓盗版行为。擅自更改版权页属于违法行为，但还不足以证明盗版行为或者非法出版行为的存在。执法者对于出版社的盗版鉴定意见要尽审查义务，不可以完全据此定案处罚。
2016年，甲书店发行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属地执法人员发现涉案图书异常，涉嫌违法，遂立案调查。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鉴定，涉案书的版权页“与我社已出版图书的版权页不符（我社图书版次与印次均为2009年1月），故鉴定为盗版图书。”据此，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图书“版权页不符”是否盗版图书或者非法图书的充分证据？
本案认定涉案图书是盗版书的核心证据是出版社的认定意见。而出版社的主要理由是，涉案书的版权页“与我社已出版图书的版权页不符（我社图书版次与印次均为2009年1月），故鉴定为盗版图书。”为什么版权页会不符呢？经验告诉我们，肯定是更改版权页了。更改了版权页的图书一定是盗版书吗？何为盗版？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盗版是指在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对其复制的作品、出版物等进行由新制造商制造跟源代码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再分发的行为。”笔者同意这个说法。如果按照《著作权法》去衡量，就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的作品。以此来衡量涉案图书，更改版权页的图书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的作品，显然不是一码事儿。若要认定盗版，关键是调查是否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以版权页“与我社已出版图书的版权页不符”来确定盗版书，证据明显不充分。为什么要更改版权页呢？如何定性更改版权页的行为呢？更改版权页的行为多出现在发行环节，更改版权页的主体也多是经销商。更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益。例如，有的长销书2010年印制的，码洋20元，到了2020年，还有市场，再按原价卖，不赚钱甚至赔钱了。书商就擅自更改版权页，主要是更改价格，再上市销售。本案更改的是版次和印次。一般来讲，版次和印刷次数越多，说明书的销量越多。这可能也是发行商的一种营销策略吧。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这种行为涉嫌“擅自更改出版物版权页”，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更改版权页也会发生在出版社。例如，有些书似乎每年都要改版，因此版次总是在变。这给读者的印象是每年在更新，都是最新的资讯。当然有的出版社确实是在更新，但也有的仅仅是把改版当“卖点”，改个年号、换个封面而已。有的民营书商把书先印出来，但为了防止积压，不装订，如果今年卖不掉，明年换个封面继续按照新改版图书销售。当然，这种更改往往以出版社的名义进行，形式上不属于“擅自更改出版物版权页”，并不违法。实践中还有的案件，有关部门将擅自改变版权页的图书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笔者以为也不妥当。依据《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非法出版物是指，“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擅自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物，非法进口的出版物。”基于上述标准，如果仅仅是擅自更改了版权页的图书，不足以鉴定为非法出版物。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要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说清楚，把事实调查清楚，把适用法律运用准确。此案，主要可能存在三个侵权行为。一是对小说作品复制发行权的侵犯。但由于小说的作者早已去世，死后超过50年，该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其财产权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对小说的复制发行不构成侵权。二是书的封面的复制发行权。涉案书的封面具备美术作品的特征，因此可以认定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出版社想要就此主张权利，需要先举证，其是作品的权利人或者所有者，或者是受委托出版者。这一点如能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涉案书的封面是侵权复制品。三是出版社对涉案书的版式设计拥有著作权之邻接权——版式设计权，可以主张权利，但是这部分权利属于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调整的范畴，不属于版权执法部门职责。上述这些，出版社没说清楚，执法部门似乎也没搞清楚。
无论是行政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复制发行盗版书的处罚都需要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证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过程中，出版社盗版鉴定意见无疑是一份重要证据，但还不足以单独证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换言之，“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是出版社鉴定出来的，而是执法人员综合包括出版社盗版鉴定意见在内的所有证据，运用逻辑思维通过推理来认定的。这一点，也是笔者特别想强调的。还以本案为例，如果仅仅是版权页不符，这说明，极大可能书是出版社出版的，是正版书。版权页的不符可能是中间书商（出于销售的目的）对版权页做了更换。执法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根据出版社的鉴定意见就做出盗版的认定和处罚，很有可能导致错罚甚至败诉。另外，关于非法出版物的鉴定，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确认性质的行政行为，最基本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的讲，非法出版物的鉴定，并非由专业的人员，以专业的手段、专业的设备来完成的“技术活”，实际上是根据标准，基于调查结果对所确定事实的认定。在这个鉴定过程中，实际上是有两部分力量完成的，一是事实的求证，这部分是由执法者完成的，二是做出结论，这部分是由鉴定部门完成的。但即便鉴定的职责在鉴定部门，非法出版物的结论得由鉴定部门说了算，并就此承担责任，但对于鉴定结论，执法者也应尽审查义务，并酌情使用。对于明显错误的，或应提请重新鉴定。
往期热文
杨明：一起美术作品侵权行政案件的启示
杨明：“案说”文化执法行政处罚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杨明：盗版书案件疑难问题的刑事审判视角
杨明：关于盗版书鉴定的“老生常谈” ——重温《关于盗版制品鉴定问题的复函》的几点体会
杨明：取得演出批文“非法手段”的斟酌
杨明：了解一点儿印刷工艺便于查清违法事实 ——兼谈术语“洗背”
网舆勘策院由多年从事互联网监管工作的行业专家、法律专家主办。以敏锐视角洞察网络行业，以精准摘编聚焦网络舆情，以专业知识解读网络政策，提供互联网相关法律、政策以及行业资讯等。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