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迁徙的七十年代 | 二湘空间

一直以为迁徙是常态，因为跟着部队走，都是革命最需要的地方。1971年父母带着我们姐妹四个从四川到湖北，77年又从湖北迁往辽宁。

爸妈属于工程兵石化部队，去锦州是要扩建石油六厂。

 首批百十号家属到锦州已是大冬天了，转学过来读小学三年级，部队孩子我们这一届来了九个：四女五男。

好家伙，石油小学三年级有九个班。教室小平房一溜排过去，到处都是人。我和一起来的陈长征幸运地分在了三年级三班。

三年三班班主任吕老师是个女的，上课遇到捣乱的男生就一句：“你爸都比你强，一代不如一代了，越活越回旋。”

最后那句“越活越回旋”，都能记住老师说这话的表情。

这句男女通用，不听话的，不开窍的，作业不好好做的，都是这句，意思说你越来越完蛋了，还不如以前呢！

这么损人，只有在东北话的语境下，才能灰头土脸地生出点乐子。我们这一代心里素质好，都是打小垫的底子。

班里什么人都有，没大院那么单纯，父母都是产业工人，也是父一代子一代的环境，男男女女，大大咧咧的。班长单红，大队长褚志强，班里好多姓氏南方不多见，北方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民风粗犷。

隔壁班还有海城地震来的孤儿，他们都姓“党”。

适应当地的生活，心理会有落差。东北室外冷，我们穿的部队发的大头皮鞋，戴着军棉帽，当地孩子羡慕啊，可是我们又一直生活在乡下，喜欢班上女生的小皮靴，花围巾什么的，跟我们单一的着装比，觉得她们才有城里人的做派。

部队的孩子大大小小，一下来这么多，在石油小学和锦州12中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上学走在胡同里，总有东北阿姨不自觉地靠近，伸手摸一下你的腿：这小丫，你不怕冷吗？

北方人热情，天生自来熟，家家都三四个孩子，一下能认识很多人。

我姐的同学，我的同学，同学的同学，面儿铺的开。当地人很喜欢和部队人交朋友。放了学，胡同口，树底下，很多人愿意陪你玩。

70年代末，北方女孩爱玩“羊子儿”的游戏，羊腿骨做的四个面：针，轮、坑、背，沙包往上一抛然后按规矩抓子儿。

撅屁股在地下玩羊子儿，听东北人讲丫咋咋地，又咋咋的，咋咋呼呼的，南方人要把“针儿”，“轮儿”、“坑儿”、“背儿”四个字儿，儿化音绕明白了，大舌头就活泛了。

我的东北话就是这么学会的。

东北话自带喜感，轻松幽默，情绪的铺展和传递通过语言的感染力散发出来，话说顺溜了那叫个爽，一出声儿节奏就被带着走，调侃表达的特质会渗透到性格里让人变得直率豪爽，积极乐观。

锦州人是掏心掏肺对部队好，我们住的新房子刚修好，石油六厂是大国企，厂子七、八千人，住在一排排的胡同里，三栋显眼的高楼都给了部队。

一字排过来：15、16、17号楼，房子4层，一层六户，2个单元，一栋楼48户。

都是小两室套间，我家住15号楼二楼东头第二间，第一间是辛政委家，辛家从山东调过来的，一家人很和善，有人随山东人的习惯叫他爱人辛娘。

宿舍楼离学校不远不近，出门左拐上个小坡坡，就是大合社，东北人管商店叫“合社儿”，俩字儿发音热络，一句上合社儿去！传递的是胡同串子旺盛的精力和游走的不确定的性。

合社冬天卖一些粉肠、大葱、大酱、大白菜、冰激凌、小苹果、冻梨儿什么的。硬邦邦的冻梨堆在台子上用锹铲。

东北城市那时卫生条件都不好，冬天看不见一丁点儿绿色，灰蒙蒙的，空气又干燥，上学路上遇到结冰的地方不自觉的伸脚溜一下，黄色的冰面那都是男孩撒的尿。

学校门口，煎饼果子的小摊天天叫卖，摊皮儿动作麻溜。冬天不时有赶大马车的路过，马车可不像湖北的小毛驴儿，鞭子一甩：“驾、驾、、、”，车夫哈着气儿，哒哒哒，横冲直撞地就过来了，单手按住鼻孔，向外猛一使劲儿，鼻涕直接甩出来，还冒着热气儿，得赶紧让开。放屁也是，车夫站起来屁股一撅，就能崩出响屁来，那个纯粹才叫东北爷们！

学校里我和吴起梅、赵敬东、杨曼她们一块玩，吴起梅东北大妞，个大，没人敢欺负她，赵敬东和杨曼是一对搭子，她们俩住一排胡同，有时去赵敬东家玩，她俩会跑到胡同口唱京戏。

杨曼生得漂亮，水灵灵的，特入戏，大围巾披在肩上顺着两个膀子垂下来，边唱边抖着水袖，凄凄惨惨，咿咿呀呀的，记不住她唱的哪一出，拿腔拿调的，末了还做个兰花指的造型。

她俩唱完了炕上坐着，我不习惯，站在一边，赵敬东大大咧咧的呵斥我：上来呀，杵那儿干嘛？

南方人的习惯，谁没事往炕上爬？

我三姐有个同学叫李向云，高个扎马尾，面相朴实，有点排球运动员郎平模样，她家在我们楼后边第一排胡同里，我们经常去玩，她三个哥哥都是北大荒返城的知青，在家等待厂子分配工作，一大家子就一个大炕，白天上炕吃饭，晚上爸妈、闺女、儿子睡一排。

胡同里家家户户都用炕，北方人家过去都以炕为中心。煤气把炕烧热了，大家围着热炕坐，炕既是吃饭的桌子，也是睡觉的床，炕上有个小方桌，靠墙堆一摞被褥，一家之主回来后，上炕盘腿，桌子摆好，先用热水把酒温上，吃的很简单，窝窝头就酸菜炖粉条，大葱蘸大酱。

吃成这样，喝酒都能整出仪式感，除了东北人也没谁啦！

现在的东北城市，没有胡同了，也不上炕了。

翠花酸菜，大葱大酱，都是记忆和情怀了。

我妈爱串门子，老上李向云家，胡同人家都有一个小院，推门进去，除了正房，院里还有临时搭建的地震棚，可能因为海城和唐山地震的原因吧，锦州那时胡同里家家户户都有地震棚。

我妈和李向云她妈不知怎么就聊到李向云他爸了，回来我妈就一个人叨咕：李向云他爸会不会是汉奸？她妈说他爸以前是给日本人带路的。

“你的带路的干活？”我妈肯定是《地道战》、《地雷战》看多了。

她家挺困难的，几个哥哥都没有工作，爸妈养活一大家子。

北方人强悍，看你不顺眼就挑事儿欺负你，大家起哄一起上，刚到班里，就遇到了集体霸凌。

学校有个校办蜡笔厂，每周有一节课安排学生包蜡笔，工厂用小簸箕把蜡笔分色装好，放在每个同学的桌上，学生按顺序装入12色蜡笔入盒。

我簸箕里的蜡笔顺序下课时被男同学给搅合了，上课老师盯着我问：“怎么回事儿？咋成这样了？！”

我指着那个划拉的男生：“就是他干的！”，那男生反咬一口：“明明你自己弄的，大家都能证明。”旁边三、五个都举手证明是我干的。

老师也是气急了眼，冲着我大声嚷嚷：“你有毛病不是？好好地弄成这样，咋想的你？”

“想你妈B，王八犊子，等着！”心里记恨，不辩解。

给人欺负在东北是家常便饭，南方人的小机灵在这儿不好使。

和北方人打交道没有对错，就是硬碰硬，实力的比拼，他们认同了你，以后就是哥们儿姐们儿罩着你。

不比南方人，姿态低，小心思，和颜悦色牛皮糖似的，搅合里边没完没了。

自尊的碾压和智商的比拼是南北的差异，各有各好，没有地域歧视。

很庆幸童年的经历，让我南方人的表象里，生出北方大妞的脾性，率性而为。

2016年阔别锦州36年后，应深圳的大院同学陈长征之邀，回东北见到了当年的小学同学，年代太久了，大概率以为大家不会记得我了。

组织者电话邀约，那边话筒里清晰传来：“昨天才知道她俩回来啦，一宿都没睡”。

吴起梅进屋就找：“长征回来了，部队的还有咱班邓坤呢？！”坐在长征后边的我已是泪流满面。

赵敬东抱着我：哎呀妈呀，你咋声儿都变了咧？

几十年，南方口音了，找不着儿时的碴子调了。

那一刻的纯真，历经36年仍散发着炽热，传递给我满满的幸福感。

女生个个见到我都说：张新、王营他们几个可喜欢欺负你了，你也厉害，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调皮大王张新见到我还狡辩：当年不欺负你，你会当老板？

那晚，三年三班的同学，吃着肉包子，喝着啤酒，引吭高歌，策马奔腾，情感的驰骋，那股子豪气把当年所有的委屈都找补回来了。

市场经济后的北方，物资丰富多了，不像当年，那时部队战士别说吃的，大冬天的住的是活动板房，没有暖气，一年有半年时间吃大白菜。

部队专门建了冷库，解放车一车车往里拉大白菜，冷库开进去几十米深，小孩还跑进去躲猫猫，白菜堆的一摞一摞的。

冬天家家户户门口堆得都是大白菜，放个缸在门口，自己做酸菜。

夏天蔬菜的品种也不多，茄子、黄瓜、西红柿、土豆，辣椒，除了土豆以外其他的菜都可以生吃。豆腐倒是一年四季都有，冬天把豆腐放在窗台上自然就成了冻豆腐。

秋天多有松子、榛子卖。

街上一清早，海边渔民推着自行车叫卖：蚶子，蚶子、、、虾爬子、、、

在锦州没吃过小鸡炖蘑菇。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说的，说的是辽沈战役战士们不拿老百姓家苹果的事儿。

在锦州生活真是没见什么好苹果，天热的时候树上倒是有青杏，杏子很小，捏一把在手里，唉呀妈呀，能酸掉大牙。

锦州战役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梁士英纪念碑树立在城市的古塔区。

部队的人都怀念南方，蔬菜丰富，吃大米，同学欺负我还有个理由，你家吃大米了不起啊？

吃大米能吃出不对付?

我爸说过，要写东北，就一定要写辽宁的“陈三两”，全国人民每月供应半斤油的时候，他只给三两，据说后来差点变成“陈二两”，老百姓吓得感谢他八辈祖宗。

那时每家每户买米得带五个口袋，大米、白面、高粱米、小米、玉米碴子。

我妈一直不愿去机关上班有两个原因：一是机关不能早退，不自由。二是我们所有的粗粮可以拿到连队换细粮，粗粮是玉米面，高粱米，细粮是大米和白面。

仓库连易叔叔是我妈的徒弟，他是个奇人，会织毛衣，部队手套多，拆线织毛衣是最省钱的办法，易叔叔给我们姐妹都织过。

那年他正好探亲回广西，从老家带回来好大一个新鲜的魔芋，外型像荔浦芋头，东北那地儿哪有这宝贝东西，我妈自己磨浆制作，稀奇的不得了，楼上楼下挨家分享。

部队刚刚组建，没有自己的司令部和礼堂，大的活动都去六厂的石油工人文化宫。文化宫外观很旧，进去里边很气派，大门口老太太永远在那叫卖：冰棍、冰棍……

和我们的想法不同，东北人是越冷越吃冰棍。电影《黑三角》上映后，凌园演的卖冰棍的老太太是个特务，从那以后，大家都不敢买冰棍了。

卖毛嗑儿的小贩也在门口晃悠，毛嗑是那种黑色的小瓜子，很小很香，南方没有这个品种。

毛嗑两毛一水瓶盖子，足足的，东北人比南方人实诚，回到南方后，电影院门口卖瓜子也是这样的，盖子堆得高高的，一扣过来，下面垫的都是纸。

文化宫大门上四个大字：敞门入场，意思是不用验票直接进去，黑灯以后谁要是没座儿就会请你出去。看电影部队都是包场，连队都来，不同的方阵，满满一大礼堂，场面壮观。

拉歌是少不了的。

“二连的来一个！”，口号响起。

“东风吹，战鼓擂，要说唱歌谁怕谁？”连队之间互不相让情绪高涨。

文化宫看过两场大戏，一场是京剧《打渔杀家》，锦州京剧院演的。一场是让我无法忘却的话剧《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是粉碎四人帮的年代大戏，拨乱反正的，里面字正腔圆的经典台词记忆犹新。

东北到处都有日本人的痕迹，锦州石油六厂敌伪时期名为合成染料厂，日本人1937年开始兴建的，引进当时德国格伦伯公司的专利，利用阜新煤为原料，1945年8月建成，建成日本人就投降了。

工人文化宫也是日本人修的，里面的内墙，壁灯，吊顶什么的都是金黄色的，工艺很讲究。

 我同学才勃家住的也是日本人的房子，实木地板，她白色的袜底总是红的。

2016年回东北，才勃全程陪我们，去海边她指着大油库告诉我们：“现在原油全是中东海运来的，没有大庆的油了。”

大庆石油是一代中国人的骄傲。

北方的秋冬长，风沙大，纱巾包着脑袋还有土，夏天时间短，穿裙子只有一个月时间。

天热苍蝇到处都是，东北赶苍蝇用帘，各色的门帘儿，报纸回形针叠的、草珠子做的，都是手工活。

一串串的，挂在门上，布灵布灵的，走哪儿都弄出点动静儿。

几个爱美的大院孩子约着去市区照相，路上每人5分钱买一块豆腐乳，舔吧舔吧就到了。照片现在还留着，我，田铁红，王腾腾，穿着的确良衬衫，站在飞机的旋梯上，高矮错落，回身侧目，一个定格。

现在人都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们那时是没做过飞机还没扶过旋梯吗？岁月本身就能把日子过成笑话。

大院到东北的这拨孩子里，我、王腾、田铁红是孩头，辛红、李梅、孙三、金丹蓉、霍爽她们几个是兵。我规定当兵的见到头领必须敬礼，结果这几个喽啰见到我们三个规规矩矩敬礼，有一次被六厂的同学看到了，一下给整蒙了。

现在辛红没了，王腾、李梅、孙三在深圳，田铁红、金丹荣在锦州、霍爽在北京，我在宜昌，想想当年的荒唐事儿，不知姐几个谁还记得？

部队办公楼离宿舍有一段距离，政治处在办公楼的二楼，偶尔去我爸办公室做作业，我爸是政治处主任，团里政治处的兵综合素质最高，军容，气质，文化水平，都是百里挑一。他们伏案工作，抄抄写写，不苟言笑，总有做不完的事。

有个叔叔是我爸手下，气质内敛，严谨干练，那天他接了一个电话出去了，我好奇他们天天抄抄写写什么东西？悄悄走到桌边，打开档案袋，四年级的孩子识字没问题了，里边内容大致记得是：某某某，生于某年某月年，籍贯何地，工作经历，得了什么嘉奖，犯过什么错误、、、

这份档案里清楚记录着：作风问题。

吓得我，赶紧关上档案袋，坐回原位。

我认识这人，平时管他叫叔，他咋就流氓了？再看见他目光闪躲不敢直视了。

档案是个坑人的东西，你在那拼命的表现，人家看你跟没穿衣服似的，彼此还不能说穿。

部队的设施逐步完善，澡堂子，大礼堂修好了。刚来锦州，我们在六厂的大澡堂子洗澡，澡堂门口摆着日式的木屐，热水大池子，女生洗完澡出来，披着长头发，发尾硬邦邦，全结了冰。

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大礼堂放电影，新闻记录片不断的放映越军伤我云南边民，杀我村庄牛羊的画面，战争动员情绪高涨。

《羊城暗哨》、《黑三角》都是那时放的敌特片，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也开始放了。

1978年底，爸爸调入新组建的81支队，又要去新的部队打前站了，政治处全体战友送别爸爸照了802团政治处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802团政治处做了一件好事，7连连长雷自平叔叔，在湖北枝江化肥厂项目中带领连队奋战一线，所在连队承担了大件美国进口的设备安装任务，军委授予该集体荣立一等功的称号。

到锦州后，该连担负锦西化工厂自备8万千瓦热电机组的安装任务。

政治处组织专班宣传推广，由金如耀叔叔执笔，采写雷自平先进事迹，材料上报解放军总政治部，雷叔叔有幸当选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位列解放军主席团成员。这是802团的荣耀，也是整个基建工程兵的荣耀。

爸爸当了政委，大家都羡慕我们家，可以回南方了。以前大院最大的官就是政委，我也不用羡慕别人家的爸爸了。

早来优越感，不是什么好事，最终会反噬你，让你在环境变化的落差中迷失自我。

部队内部传言纷纷，锦州工程结束后调往赤峰，赤峰的环境更糟糕，人心惶惶的。

我们家是铁板钉钉地回湖北，等着爸爸那边安顿好了来接我们。

1979年12月，爸爸回锦州探亲，原计划我们继续留在东北，等待湖北基地建好，应该是担心回南方有变数，临时决定全家一起走，去宜昌。

锦州1979年12月底。

离别的画面几十年挥之不去。

802团极尽礼仪送别我们，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挤满了屋子，公有制的家庭那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个阿姨把摆在家里好看的工艺品包起来送给我们，帮我们装箱打包。

大客车一整车人送我们到锦州火车站，冰冷的站台站着一排军人。

“呜，”汽笛长鸣，蒸汽启动，火车驶离。

车窗前移，站台倒退，渐行渐远，延伸的铁轨像空白的五线谱，素描的影像里冰冷的站台上一排整齐呼出的白气。

挥手之间，画面定格。

来时是冬天，离开时又是冬天。

同样的汽笛声，同样的离别。

我们家如愿回南方了，站台上的人几年后全都去了更南的南方。

1993年再次见到当年802团的叔叔阿姨时，是在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我在广州读书，陪爸爸去拜访战友。

改革的春风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都脱下了军装，当年理想主义情怀下的踌躇满志和现实先富裕起来的喜形于色，像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里走出来的人。

历史的画面如同电影放映机，吱吱的转着，照影在大院巨幅墙面上一帧帧、一幅幅……

回到1979，还是来时的路，801驻京办的陈伯伯在北京接待了我们。

1979年底，京广线途经郑州的时候，我终于再次沐浴到久违的阳光，那是靠近南方的阳光，熟悉的阳光，内心怦然一动。

绿皮火车的时空感，是写意的，慢悠悠的给了情绪大量的留白，时间的沉淀也不会忘却那一瞬间的感动。

我要感谢五年三班的班主任张老师，走的前一天我站在张老师跟前怯生生地说：“张老师，我明天不来上学了，我们家要回南方了。”

张老师愣了一下，看见瘦小的我，蹲下来问我：“什么地方？”

“湖北宜昌”我告诉他。

他拍拍我的肩膀：“到那边一定要好好学习，多看书，看到有趣的书，写信跟张老师分享。”我点点头。

张老师说的两件事儿我都没做到，既没好好学习，有没看什么书。他蹲下来和一个孩子好好的说话，给了童年的我莫大的平等和尊重。一直不受老师待见，觉得老师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张老师属于天使。

2016年聚会，大家约了他女儿张小军，张小军也是我们班的，她爸在住院来不了，几次想提议去医院看看张老师，却欲言又止，张老师只教了我三个月，他一定不记得我了。

没见到张老师内心遗憾，只能用文字表达对他深深的谢意。

还要感谢二姐的同学张携玲姐姐，张姐姐母亲是锦州日报的记者，书香门第，她是生活在锦州的上海人，高冷的大美女。临走前一天，亲自给我剪了个日本娃娃头，送我一副蕾丝边的假领子，搭好棉罩衣，领子翻出来，嘱咐我以后不能像个野孩子……

一身洋娃娃造型回到湖北，生活再次翻篇。

后来。

 一起去东北的九个同学也散在各地了。

班长韩鸿他家留在锦州，后来读博去了北京，在中国石油研究院工作，他是我们班的骄傲。

陈长征、施景明去了深圳，我，曾萍、王献革、姚全胜回了宜昌，郑长洪留在了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