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两种声音
自罗马崩溃后，“统一欧洲”的火炬便一再被点燃，这也是查理大帝将他的帝国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缘由。虽然在后人看来这略显滑稽，它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也很难称之为“帝国”。然而统一欧洲或捍卫欧洲统一的梦想从未被浇灭，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谁都无法实现统一欧洲的目标。
地中海欧洲
万神之王宙斯看中了腓尼基国王的漂亮女儿欧罗巴，一天，欧罗巴在一群姑娘的陪伴下在大海边游玩，宙斯趁机变成一匹雄健、温顺的公牛，混入腓尼基国王的牛群中，来到欧罗巴的身边，脉脉含情地望着她。欧罗巴看到这匹可爱的公牛，便不由自主地跨上牛背。宙斯一看欧罗巴中计，马上起身前行，躲开人群，腾空而起，接着又跳入海中破浪而去，带欧罗巴来到远方的一块陆地共同生活，并将这块陆地取名为欧罗巴。
自然环境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影响文化精神。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早期欧洲的农业和人口重心集中在更加温暖的环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气候，夏季，风从东北部刮来，驱散了炎炎的热气；冬季，带来了雨雪的西风覆盖了希腊半岛，但并不寒冷。由于雨热不同期，农业不发达，整个地区的更适合商业文明。欧洲君主们更倾向于“称霸”，占领交通要道，以维护商业的正常运营，来保障国家经济，而不是“统一”。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褒贬政治，评论人物，阐述见解，这种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精神。
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亚平宁山脉，没有一座可以称之为安全的屏障，至于中部和北边，完全就是一马平川了。只要游牧民族越过乌拉尔山，理论上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大西洋。
卢瓦尔河、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等，沿河而建立的部落分散在各自的区域内，这些河流几乎都是单独入海，河流间没有交集，“老死不相往来”。
陆地欧洲
欧洲人从古希腊时代走到了古罗马时代，延续着自己多神崇拜的传统，把众神当成调侃的对象，并由此绽放出灿烂的社会科学成果。罗马帝国最底层的犹太穷人传播一种全新的宗教理念，号称“天启教派”。在这种宗教架构里面，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被称为上帝或者安拉。罗马的统治者们决定扼杀这种新生的宗教，他们开始捕杀犹太穷人中的传教者。在这些被杀掉的传教者之中，有个叫耶稣的犹太人被塑造成第一代的救世主。
之后，天启教派逐步分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分支。三个教派都信仰上帝或者安拉，都坚信神会派出一个救世主来拯救苍生。公元300年前后，基督教（这里的基督教是广义的）取得了合法地位，开始广泛的吸收教众，从罗马政权手中争夺社会资源。公元500年前后，基督教最大的分支——天主教廷，已经积攒出足以横扫整个西欧和中欧大陆的实力。除了北欧的个别国家和奇葩的岛国英格兰外，统统都被天主教廷收编。天主教在欧洲一手遮天时，欧洲东边的阿拉伯半岛开始发展出伊斯兰教。
天主教的天堂是冷冰的，而伊斯兰教的天堂则充斥着诱惑，河流里流淌着奶和蜜，每个归于天堂的教众都能得到50个处女和一群美丽的母羊。对穷苦大众来说，天主教根本无法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在整个中东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罗马教廷面对伊斯兰教的崛起，心生恐惧，从公元1100年到1300年期间，连续发起了八次针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持续的战争非但无法消灭异教徒，反而加强了阿拉伯地区各习俗迥异的游牧民族的凝聚力，并最终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重心开始北移，欧洲部分面临地中海东岸和南岸伊斯兰世界的扩张。1494年法军入侵意大利，欧洲体系代替了意大利体系。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勃艮第、奥地利、西西里、那不勒斯和新世界的统治者，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法国，急切希望找到能够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强大军事力量，而此时正在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奥斯曼帝国使法国国王看到了希望。1536年2月，两国达成《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被众多基督徒谴责的法国-奥斯曼同盟正式建立。奥斯曼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威胁，增加了查理帝国的防御困难，减轻了法国的压力。奥斯曼扩张，同样有利于英、荷等后发国家崛起。
西班牙人曾试图反攻，如1560年的杰尔巴岛远征、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1572年对摩里亚的远征和1573年的突尼斯远征等。但这些战争损失惨重，极大消耗了国力。1566年，尼德兰人的反叛更使西班牙财政雪上加霜。查理五世帝国的解体，使16世纪前期以法国和西班牙对抗为主的两极均势开始向多元转变。
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最终走向大陆民族国家之路。虽然法国大革命是王朝改革失败的产物，但却是民族动员与军事成就的高峰。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衰败，东方俄国成为欧洲外围的新生强权。在拿破仑战败后的一个世纪内，德国成为欧陆第一强权，并与法国进行了数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西欧诸国的实力，使得俄国（苏联）有机会将边界线一路向西推进到东德。
俄罗斯人大多信仰东正教，这也算是古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但苏联建国后，改“信”马列。这让基督教各国突然惊觉，原来上帝最大的敌人不是虎视眈眈的穆斯林，而是不再信仰上帝的苏联人。直到1991年苏联散伙，俄罗斯重新变成一个东正教国家。但欧洲并未卸下敌意，而是步步紧逼，“欧罗巴”需要一个假想敌来维持内部团结（毛熊最适合演反派角色）。
欧洲难做到“心心相印”
二战结束，昔日欧洲大国全部沦为国际政治中的二流国家。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使西欧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从力量上与美苏相比。西欧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联合起来。美国出于遏制苏联、重建战后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经济需要，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
我们如今熟知的欧盟，于1993年伴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而问世。它最早源于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成为欧洲共同体，二十多年后又发展为欧盟。上世纪90年代，欧元也正式启用，许多欧洲人为之激动万分，认为自己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一刻（美国警惕欧盟做大，也严防欧盟崩溃（生怕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
随着冷战结束，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人们曾希望北欧的资本和南欧的人力在一个欧元下将实现更顺畅的对接，由于种种人文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南欧的人民并不愿意去北方打工，他们理想中的北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就业容量又比较有限，与此同时德国的资本更愿意前往奥地利、波兰、捷克等与德国有着地理和历史渊源的地区。文化差异与族群冲突的叠加，使得本土民众感到焦虑，逐渐成为反全球化、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富裕国家不愿意让穷国“搭车发展”，特别是出现危机时不愿意“解囊相助”。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德国人为首的欧洲富人大多反对为救助希腊埋单，有的甚至主张干脆把希腊“踢出”欧元区。那些自顾不暇的东欧，南欧和巴尔干国家会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和难民严防死守，这一方面会激化这些前线国家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矛盾，加速土耳其等温和伊斯兰国家的不满。
1945年二战结束后，欧洲百废待兴。西欧从北非阿拉伯国家引进了大量劳动力。原来设想是，这些阿拉伯劳工在欧洲工作只是图财，由于文化宗教差异，他们不会久居欧洲。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阿拉伯人好像习惯了欧洲的生活。不仅自己定居下来，还引来亲朋好友，再加上阿拉伯人生育率较高。大量外来移民涌入，抢占了部分原属于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以及社会福利资源，许多欧洲人担心自己也要“被阿拉伯化”了，于是有了新词“欧拉伯”（EURABIA），由“欧洲”（EUROPE）和“阿拉伯”（ARABIA）两个单词拼组而成。
欧洲有多少个国家，从地理上看是44个国家，还有个中国、俄罗斯都不承认的科索沃。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也算吧。塞浦路斯是小亚西细亚半岛南边的一个国家，从地理上看是亚洲国家，但它加入了欧盟。土耳其地跨欧亚，国土只有小部分在欧洲，但最大的都市伊斯坦布尔在欧洲。它一直面向欧洲，想挤进欧盟（熟悉历史，你就知道这很难）。亚运会没有土耳其队，人家从来不参加亚洲的比赛。你有一本欧盟护照，就可以去欧洲31个国家自由居住、学习、生活和工作(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而且还可以享受欧盟教育、医疗、工作、失业、养老等福利待遇。
福兮祸之所伏
一、决策机制反应迟钝、议而不决
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欧洲理事会（即欧洲首脑会议），它实行协商一致原则，即所有决定必须全体会员国首脑一致通过才能生效。这种决策机制虽然有利于防止大国独霸欧盟，但决策效率却难免大受影响。随着欧盟的扩大和一体化的深入，欧盟的组织结构也愈加复杂，重叠的内部权力分配、繁琐的行政程序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系统性危机面前更是反应迟钝。
二、贸易保护政策削弱竞争力
欧盟的贸易保护政策虽暂时保住了内部市场，减少了欧盟企业的竞争意识逐步下降，对技术方面的开发和投入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已与美国、中国等国爆发过著名的牛肉贸易战、香蕉贸易战、飞机贸易战、铜版纸贸易战、航空碳税贸易战等一系列贸易摩擦。
三、高福利隐患，货币统一削弱经济调控能力
高福利制度需要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完善的税收体系、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基础。不断提高本国的社会福利支出，而忽略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容易形成高福利、低生产率、政府高负债等弊病。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把整个欧盟经济都拖下泥坑。
过早的实现货币统一导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权与分散的财政权难以协调，违背了经济与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严重削弱了各国调控经济的能力。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如国民收入水平不同、政府财政实力不同、就业水平不同等。因此各成员国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也大不相同，欧洲中央银行的单一货币政策很难满足所有成员国的需要。
欧洲一体化是精英们设计的，涉及主权问题，比如外交政策、安全与防务的领域，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各成员国之间的统一。本该专家决策的议题，一律交给了大众表决。分散的财政权，反过来又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各扫自家门前雪”难以凝心聚力共度难关，这在疫情时代表现得淋漓尽致。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欧洲一体化既有着辉煌的成绩，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所有实现地区平衡发展的发达国家，无不实现了人口自由流动。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是无法阻挡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贫富悬殊问题，否则宗教、文化裂痕都会凸显出来。说白了，欧洲一体化能否健康，归根结底还是看经济能否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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