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知青

葛兆光，男，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等。

以下为作者自述。

1960年，我读完三年级，就和弟妹随着被下放的父母到了凯里，至1977年上大学离开，我一共在凯里生活了17年。1966年，我上初三之后，就停课闹革命。1968年，我到凯里西北边白腊公社当了知青。后来在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工作过，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贵州的招生名额只有2个。 

1977年高考的时候，凯里一中过去的学生，从初一到高三，有6级学生参加高考，但好像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得到高考通知的时候，离高考时间只有1个多月了。要考的科目有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如果考理工科，还要考物理化学。我从没学过物理化学，只好考文科，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就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高考时我超过了25岁，因此考试时要加一道题，加题我不会做，被扣掉20分，数学我得了80分。语文也是加了一道题，不过那倒是难不倒我。历史-地理这一科记得考了97、98分。当时我填的高考志愿是：北大、复旦、武大。很幸运的是，我考取了第一志愿。那一年全国有500多万人参加考试，录取了20几万，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许跟我一直读书有关系，下乡时我带去了一箱书，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这箱书后来被周边的知青借来借去，没了踪影。 

1968年，也就是我当知青的第一年，政府给了30斤粮，5元钱。第二年就不给了。第二年我分到200斤谷子，50斤小米穗，70斤包谷，300斤红薯，50斤糯谷。饭食没什么油水，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粮食那里够吃？那时我一天要吃3斤米，有的知青一天要吃4斤2两米，还总是饿。四五个月之后知青们就断粮了。 

为了吃饱饭，我们打柴卖。50斤干柴，可以卖7毛钱。我这7毛钱是怎么用的呢？我买半斤盐，一斤煤油，两包烟，美美地吃了一顿饭。饭是在炉山镇吃的。为了钱，还挖过煤，脱光了只穿一条三角裤，爬进30多米深的“猫耳洞”去挖煤，挖一筐，便拖一筐出来。一个星期挖了4吨，赚了36元钱。18元交给生产队，18元是自己的。那真是一笔巨款啊，富得不得了！那时米7分钱一斤，肉5毛多钱一斤。我怀揣“巨款”，花4毛5分钱大吃了一顿，吃了回锅肉，还有汤。 

（作者在北大求学，左二）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知青都没钱，生活很艰难。吃老麦饭，吃了解不出大便，吃变质的红薯，能吃上辣椒盐巴拌包谷饭，就算是好的。我们常常挨饿，‍有时饿到眼睛发绿。这样的生活，练就了我们极高的忍耐性，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生存能力很强。 

一个人的知识、观念、思想的形成，与其青少年时代有很大关系。我当知青、当工人、考大学都是在贵州，虽然祖籍福建，生在上海，在北京生活了30年，现在又到上海，但是我觉得我与贵州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在贵州的17年，我对中国边远地区的族群和底层社会有了很多的了解，我学会了苗语，苗族老乡想的是什么？生活是什么状况？我很了解。我因此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汉族中国，这对我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但对我最有帮助的是，磨练了我的生存能力。 
我最好的青春时间是在黔东南的山间水边度过的，所以无论它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无论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它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最深的痕迹，特别是年纪越大，这种早年的回忆就越来越多地出现。 

今年是我高考后的35年，想起当年的高考和当初的那些日子，令人感慨。 

（本文原发表于《当代贵州》2012年第14期，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