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赠与款项3000000元并支付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1年3月2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二被告于2009年12月24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0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原告经营一家公司，被告男方于2018年6月起在该公司工作。原告与被告男方工作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感情，且双方准备各自离婚后重新建立家庭。后被告女方知晓该情况后向被告男方提出待被告男方支付其款项3000000元后，二被告便可办理离婚手续。原告与被告女方就二被告离婚等事宜进行过协商，协商过程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原告向被告女方转款3000000元后，被告女方同意与被告男方办理离婚手续。另原告与被告男方亦就二被告离婚事宜及今后建立家庭进行过协商。2018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女方转款2000000元，同年1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女方转款1000000元。上述款项支付后，原告与被告女方就该款项回转后，截止庭审之日，原告共向被告女方转款的金额仍为3000000元。现原告以为促使二被告离婚其向被告女方的转款违背了公序良俗为由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被告男方于2020年3月29日出具《欠条》，载明其与原告在共同生活后性格不合且决定分开，被告男方自愿于10年内向原告还清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虽原、被告未就赠与事宜达成书面协议，但结合原、被告之间就赠与事宜多次进行协商且已履行，可认定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关于该赠与合同的主体，虽赠与款项的获得方为被告女方，但该赠与合同系原告分别与二被告就二被告的离婚事宜及原告与被告男方重新组建家庭多次协商后所达成的合意，故本案的赠与合同主体应认定为原告与二被告。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本案中，原告赠与款项给二被告的主要目的系原告为与被告男方重新组建家庭及为此解决二被告离婚事宜中关于小孩抚养及被告女方今后的生活经济等问题，另被告女方在知晓原告与被告男方的感情事宜后主动提出支付相应款项即可离婚，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及立法宗旨来看，本案所涉的赠与事宜不应当得到提倡，该赠与合同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现二被告实际取得的赠与款项应当返还给原告，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另因原、被告就上述赠与款项涉及的事宜均存在过错，故原告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要求二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千零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女方、男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原告款项300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男方提交以下证据：1.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记录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被上诉人所控制的公司为男方购买了保险，从一审查明事实看，男方实际为该公司工作至2020年4月，但其余时间未购买保险；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2018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向男方转账100万元，同日男方又返还给了被上诉人100万元，双方之前有过款项往来。另查明，2018年12月19日女方向被上诉人转账130万元，后被上诉人又将该130万转给女方。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一审法院变更法律关系性质程序是否合法；二是被上诉人以赠与合同无效为由主张上诉人女方和男方共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的请求能否成立、应否支持。本院分别评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依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并将其作为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如一审查明，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明确向各方当事人告知本案案由应变更为赠与合同纠纷并征询各方有无异议、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和答辩期。该笔录载明“均答：没有异议，不需要举证期，答辩期，同意今日开庭。”故一审法院告知各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为赠与合同并将其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各方围绕该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辩论，程序正当。二、被上诉人以赠与合同无效为由主张上诉人女方和男方共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的请求无法成立本案各方均对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2日及同年12月15日共计向上诉人女方转款300万元、被上诉人介入女方与男方婚姻关系后引发的前述给付行为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一审起诉认为该款项系其向两上诉人出借且系夫妻共同债务，故要求其共同返还。经一审法院释明，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两上诉人共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理由为该款项系其向两上诉人赠与所为且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对于前述款项给付原因，被上诉人主张其案涉给付系促成女方与男方尽快离婚而为赠与，女方则辩称该款项系被上诉人代男方支付的离婚补偿及子女抚养费，男方则陈述其系向被上诉人借款以补偿因婚内出轨、子女年幼、前妻重病对女方产生的伤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前述给付原因不能成立，女方及男方的前述抗辩具有合理性。首先，被上诉人陈述系女方主动联系其要求支付案涉款项，但该陈述与双方于2018年10月12日转账当天聊天记录显示诸如“我没脸求你原谅”“不请求你原谅我们，只请求你让他能见孩子。200万的代价也是我诚心的赎罪。”“钱不是万能的，我只是真诚希望再付50万，请求你对我们所犯的错误原谅一点。给他探视权。”“这个只有他有资格和我谈”“我知道，我没资格，可他没有资本谈。所以我主动为自己的错误向你和孩子赎罪。”“你的眼里只有钱了，是你破坏了我原本完整的家庭”“没有你的介入和步步紧逼不会这样”“三百万是我真心的赎罪”“求你”等内容明显相悖，无法被采信。其次，结合被上诉人与男方于2018年10月13日转账次日的聊天记录显示“……不为我支付这个代价对你对我应该是比较好的结果。200万真是很大的数目”“200万是她开的代价！我也毫不犹豫按要求先转账了！你们不要欺人太甚”“200万我愿意为你和孩子付！这是代价！为了我们余生的幸福！”“再付51万，请求她原谅一点，给你探视权”“她说你才有资格和她谈，我说你没资本，所以我主动提出向她和孩子赎罪。”“你为我付出这么多，我也怕你到时候后悔。你可以更幸福并不付这么多代价才是最好的。”“我为我们的相爱相守，偿付给她们200万的代价，你为何还不释然？”“你答应我周一上午不管她是否改变决定都去办，可以吗？”“我周一看不到离婚证！我的命会有人来找你的！欺人太甚了！！！”等内容可知，被上诉人明确具有代男方与女方商谈离婚补偿、子女探视权对应价款、督促男方尽快下定决心与女方离婚以实现被上诉人与男方共同生活等意图。最后，结合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主动举示男方于2020年3月29日向其出具的《欠条》关于“被上诉人为我本人离婚向我前妻支付了孩子抚养费及前妻精神损失费”的陈述，亦可佐证男方对于案涉款项给付原因的陈述具有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结合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无论从被上诉人与女方的外部关系，抑或被上诉人与男方的内部关系看，被上诉人举示的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明确具有向女方赠与的意思表示，毋宁系代男方向女方支付离婚补偿、子女抚养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原告不能以案涉给付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向女方主张返还承前所述，被上诉人向女方所为给付并非赠与，而系代男方所为给付。对于该给付行为之效力，被上诉人认为其给付违背社会良好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为给付既非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亦不应仅以给付动机有悖公序良俗而向女方主张返还。首先，结合前述被上诉人与女方聊天内容可知，案涉款项给付行为并非女方积极主动追求，而系被上诉人为消除男方关于离婚补偿、子女抚养等“后顾之忧”以促使其尽快下定决心与女方离婚并办理离婚手续所为。其次，女方作为该事件的受害方，在得知男方出轨、自己身患重疾且作为介入其婚姻的被上诉人直接上门的境况下，要求男方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及子女抚养费用，该行为明显不同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女方与男方离婚协议关于“离婚后男方自愿补偿女方人民币100万元整”“女儿归女方监护抚养，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孩子抚养费人民币200万元整”的约定亦可佐证。最后，虽被上诉人自认其对女方没有任何给付义务，该款项给付动机在于促成男方与女方尽早离婚，“进行了一次金钱和感情的交换”“这种赠与违背了社会良好价值观、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但其基于该给付动机完成给付后主张无效之返还，更是有违公序良俗，悖于诚信，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故参酌“因不法原因所为之给付不得请求返还”法理，被上诉人因悖于善良风俗向女方所为本案给付款项，给付目的达成后又据此主张给付无效返还，本院不予支持。（三）被上诉人可基于其与男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另寻救济经当庭释明，被上诉人坚持要求两上诉人共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如前所述，本案系被上诉人代男方向女方所为给付。男方陈述，被上诉人向女方所为给付系基于其向被上诉人借款所致且双方关系破裂后已进行了清理结算。就前述陈述，男方举示2018年10月10日其与被上诉人转账记录、《欠条》及社保缴纳情况予以证明，并就其为公司工作期间未领取工资、未按时缴纳社保等《欠条》出具背景提供解释说明。被上诉人对2018年10月10日其与男方之间的100万元款项转移原因予以认可，但否认知晓、接受男方单方出具的《欠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既主动举示男方向其出具的《欠条》，又否认其事实，其言行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女方、男方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基于二审出现的新证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1)渝0113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 往期文章：行贿罪为何刑事追责难？“谋取不正当利益”标准成了行贿人的避风港，应该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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