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写作中

2016年底，上海译文社副社长、学者、翻译家赵武平先生几经周折，在美国发现了未删减版的老舍著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英文原稿，比出版后的英文回译版多出了九章，十万多字，一时在文学界引发了巨大轰动。

《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和最高成就。小说以北平城内“小羊圈胡同”中的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描写了抗战期间处于沦陷区的北平人民的悲惨遭遇和艰苦抗争，生动地刻画了他们从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时的惶惑不安，到在铁蹄下忍辱偷生，最终逐渐觉醒、奋起反抗的全过程。

老舍当年计划写三部，共100章，于1944年在重庆的报纸上开始连载。老舍本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但由于时局动荡和罹患多种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1945年，老舍一边打着摆子，一边在前两部的出版序言中写道，“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1949年，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在此期间完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写作，最后13章并未出中文版，其英文版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文稿也在文革中被毁。甚至老舍后来在文革中遭遇批斗，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拿美国的稿费”。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世同堂》时，从英文版返译了最后13段。但是这绝不是老舍的原稿，而是经过了美国出版社和编辑大量删减后的节选本和删改本。该版本在出版时，老舍夫人胡絜青慨叹道：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

老舍在美国讲学

遍寻原稿而不得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四世同堂》中“‘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结尾的时候，还稍稍渗进了一点自由国际主义的色彩）”，这在赵武平看来是不确切的——“论者看不到《四世同堂》全书，也想不到《饥荒》英译稿仍完好存世，而其结尾亦同一九五一年版The Yellow Storm全然两样。”

2017年9月，经过半年多的翻译、审校工作，收录了赵武平回译章节后，堪称史上最完整版的《四世同堂》已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从此文学爱好者可以完整地阅读到这部文学经典，不再带有任何缺憾；同时，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也将以这个完整版为新的基准，重建相关标准和认识。

下文为赵武平所作一万五千字长文，《<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详细讲述了多番探寻并于浦爱德档案中最终发现《四世同堂》全稿的全过程，对《饥荒》英文原稿的考古式勘察和“修旧如旧”的回译过程。凤凰文化经授权发布于此。

老舍（著）赵武平（译补）《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

对《饥荒》的英文原稿

文丨赵武平

两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武汉出简体字版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哈佛大学，找出他写给老舍译者浦爱德的一通信札。从抬头能够看出，此信的转交者，是位于纽约第三大道七五〇号的哈考特—布瑞斯(Harcourt, Brace)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国出版社。

这是一封从未发表过的信，确切地说，是一封文学求援信。信以英语写成，打印在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信笺上，落款日期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当时已至波茨坦的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执教，还在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扫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对“亲爱的浦小姐（Miss Pruitt）”谨慎而又诚恳地说：

带着浓厚的兴趣，读过The Yellow Storm以后，我才得以明白，此书是老舍（舒庆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四世同堂》之删节版。

我的论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冬将在耶鲁大学出版。我看过这部小说分别以《惶惑》和《偷生》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没有见过第三部《饥荒》，似乎所有美国大学图书馆也均无此书。因此，我想求助于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译者，手上应有一部《饥荒》，而且译书时候会经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请教，不知可否赐告您所用此版《饥荒》出版者的名字，以及出书时间和地点？如蒙惠示，我会感谢不尽，因为这个信息，将使拙著之参考书目更臻完善。我看过该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说》月刊的连载，但全部内容仅限于此。

此外，我还想知道，能否劳驾您，把自己的《饥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为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无以通读原著，只能仰仗您的The Yellow Storm，来了解《四世》后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发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将铭感不忘。

夏札附于浦爱德档案之中，现存施莱辛格图书馆。就档案本身来看，不能确定浦爱德曾经有过回复。但据夏氏之后的老舍评论，不难推断完整的《饥荒》，最终还是与他无缘。因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责其“‘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结尾的时候，还稍稍渗进了一点自由国际主义的色彩）”，所凭借的基础并不完全可靠；受其影响，甚至连费正清主编的《中国通史》，也沿袭成说，对之误加断言：“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was never fully completed）。”（李欧梵《文学趋势： 通向革命之路，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九章）但是，这些评价也情有可原，毕竟论者看不到《四世同堂》全书，也想不到《饥荒》英译稿仍完好存世，而其结尾亦同一九五一年版The Yellow Storm全然两样。

一如夏氏所言，《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和第三部之前半部（在一九四五年所写《四世同堂》“序”里，老舍以“段”代“章”，说依照计划写来，第一部为三十四段，后两部各为三十三段，最后合在一起，全书一百段），先后在重庆《扫荡报》“扫荡”副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连载《惶惑》），《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连载《偷生》），和上海《小说》月刊（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连载《饥荒》前二十段）发表。

其间，一九四六年一月，《惶惑》（上册）作为赵家璧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第一种，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上册）》之名（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庆付排），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三月，《惶惑》（下册）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下册）》为名，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十一月，《偷生》以上、下册形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每册定价国币四十元），增加后记一篇。出国已逾半年的老舍，在这篇后记里，谈了前两部的出版经过。

他说：本书写成于重庆，即交给良友公司发行，但该公司以种种关系到胜利后半年才在上海印成书，而初版售罄后，也未见再版。现在良友公司的营业尚未恢复，我已向他们将过去所有该公司初版之《赶集》《离婚》及本书版权按约一律收回，而本书纸型也由我备价购回，交晨光公司出版。本书在良友出版时原名《四世同堂》，其实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现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公司同时出版，所以这第一部改名为《惶惑》，连同将来出版的第三部《饥荒》，全书总名还是称为《四世同堂》。老舍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纽约。然而，不知出于何因，或者受谁干涉，《饥荒》的后半部最终未能发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说：“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后，《饥荒》手稿散佚。此后，再也无人能说清，此书原貌到底如何。

幸运的是，时隔六十五年，这个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哈佛大学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爱德档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译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饥荒》译稿。

图片来源：东方出版中心

一、浦爱德档案里的老舍

四年半前的早春，南京的一个赛珍珠纪念会，引我注意到“红色留学生”谢和庚、王莹夫妇，和赛珍珠与乔志高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前后，曾安排老舍和赵清阁合作之《桃李春风》在美国翻译和演出。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天津看到《老舍书信集》说，老舍在美国的档案，因代理人戴维·劳埃德后人捐赠，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受体例限制，老舍信札以外，其他关联信件，一概失收。由此，我萌生了用老舍英文档案，续编《老舍美国往来书信集》之念。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会同好友王海龙先生重返哥大，到几年前读书的新闻学院近旁的巴特勒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在劳埃德所藏老舍档案中，看到老舍同赛珍珠和浦爱德，围绕《骆驼祥子》、《离婚》和《四世同堂》翻译所留下的许多信件。但是，与《四世同堂》有关的内容并不齐全，更多的资料保存在哈佛的浦爱德档案中。从施莱辛格图书馆官方网站展示的馆藏目录看，浦爱德档案不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还包括浦译《四世同堂》全稿。根据该档案的检索指南（Pruitt, Ida. Papers, 1850s1992： A Finding Aid），以及其他资料，大致可以了解浦爱德的生平状况： 爱达·普鲁伊特是作家、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和基金募集者。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在山东省黄县出生，是美国传教士西塞罗·华盛顿和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夫妇长女。有四弟一妹，早年就读于曲阜教会学校。一九〇六年回美国，先后在佐治亚州和纽约读书，一九一〇年在哥大教师学院获得学位，后至曲阜女子学校（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执教。一九一八年先后到波士顿和费城，接受社会工作教育，后应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担任社会工作部主任，至一九三八年。抗战时期，她协助路易·艾黎，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为了募集抗战援助（据斯诺说，她也同地下工作者有来往，曾和他冒险掩护在北平养病的邓颖超出城），她一九三九到纽约任“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至一九五一年。她是执着的中国观察者，和中国历史、社会及古人类学研究者，也是高产写作者和翻译家，创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短篇小说和著述，包括两部个人自传《在中国的童年》（一九七八）、《在老北平的岁月》（一九三八），和两部人物传记《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一九四五）和《殷老太太：北平生活回忆》（一九七九）。她还翻译了《四世同堂》（一九五一），吴永记录慈禧太后出逃逸事之《庚子西狩丛谈》（一九三六），和王莹自传体小说《宝姑》。她热心推动中美民间友谊，于一九五九和一九七二年，两次突破禁令访问中国。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费城辞世，享年九十六岁。几个月后经友人引荐，我致信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再次得到确认：《四世同堂》译稿果然仍在哈佛施莱辛格图书馆。不久，等我在耶鲁大学的出版研究课结束，就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从纽黑文转至麻省剑桥后，等不及马先生的陪同，就在旅舍搁下行李，直接赶到图书馆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那里也是美国女性研究重镇。

在随后的一周，经过施莱辛格图书馆的配合和授权，我先后调阅到编号为MC465的十一盒浦爱德档案，细致研究了分装在编号为5355的常规档案盒中，标有《四世同堂》（“Four Generations： One House, 194548”）说明的数百页材料。

按照图书馆的归纳分类，《四世同堂》档案分两部分：其一为全部译稿；其二是同翻译和出版相关的通信、笔记、卡片和零稿。

（一）译稿

《四世同堂》英文译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三十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译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 Ⅰ）和第二部（Book Ⅱ）的初译稿（编号1327至1345，均为三十二章），以及初译稿若干零页，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动笔迹，字体潦草，难以辨认；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订誊清稿，篇幅从三十二章，缩至三十一章（编号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 Ⅲ），也就是《饥荒》的译稿（编号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

由此可以推断，《四世同堂》全书，实际上的篇幅不是原来老舍设想的一百段（章），而是一百〇三段（章）——这实在是一个引人兴奋的新发现。

（二）信件

劳埃德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讨论三方合同补充修订内容，附以合同修订条款数页的来信，以及他（代理人）、老舍（作者）和浦爱德（译者）共同签署的《四世同堂》英译版权代理合同；哈考特公司编辑丹佛·林德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来信，以及他所寄来之《四世同堂》（前页front matter）清样六页（作者其他作品目录，《骆驼祥子》《离婚》；标以英文书名“The Yellow Storm”和中文书名“风吹草动”的扉页；版权页；目录；和主要人物表，两页）；浦爱德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具体负责删节译稿的编辑格林·戈斯林论译稿信；浦爱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二日关于购书事宜的两封信，并哈考特公司《四世同堂》三份版税清单；和夏志清来信一页。

（三）笔记

老舍手写主要人物表（两页），及人物介绍（两页）；老舍谈中国人名习俗的手稿（三页）；老舍手绘小羊圈地形草图（一页）；小羊圈地形图刻印样（一页）；老舍手绘“清水脊”和“花墙子”门楼图（一页）；老舍手稿（第十章后冠晓荷告密钱孟石的故事梗概，两页）；有手写批注的植物名词解释（上列“槐树”“赤包”“茴香”“茵陈”与“茵陈蒿子”“蒿子”“府绸”和“鲶”等词，一页）；浦氏翻译笔记（一页）；诗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英汉翻译对照（一页）。

（四）卡片

卡片上的内容，应是浦爱德用打字机，从不同的书报资料上引录的，其中包括：老舍战时大事记（一张）；老舍著作及其英译简介（一张）；丁易的老舍评论片段（引自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英译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六张）；《四世同堂》中富善先生营救瑞宣后段落英译稿（两张）；白芝论老舍《老舍：在他的幽默里的幽默家》摘要（引自《中国季刊》一九六一年十至十二月号，九张）；夏志清的老舍评论摘要（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张）；赛珍珠《四世同堂》评论摘要（一张）；以及标以“（《离婚》）理想：张大哥”“理想：老李的爱情”“中国人遇到马克思主义者：老舍”“小说： 鲁迅”和“小说的未来在过去？”（引自纽约时报杂志格莱迪斯·施密特文章）等题目的文摘（七张）。

（五）零稿

时间为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骆驼祥子》无署名书评稿（四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约翰·K.哈钦斯《离婚》书评剪报（一页）；赛珍珠的《四世同堂》书评底稿（两页）；题为“艺术教育”的无名文稿（八页）。

图片来源：东方出版中心

二、《饥荒》的译稿

如所周知，《饥荒》的创作，和《四世同堂》全书的翻译，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爱德由中国回到纽约，即从次年二月前后开始，同老舍合译前两部，当时《饥荒》写作也刚开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译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丽埃特·赫兹批评，但得到赛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译稿完成，交给新的代理人劳埃德审阅。随后，老舍在创作《饥荒》的同时，也陆续把写好的文稿，交给浦爱德翻译。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写完《饥荒》，于二十六日致信楼适夷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八月，《饥荒》余下部分翻译完成后，于二十五日交到劳埃德手上。此时，距离老舍十月十三日从旧金山启程归国，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饥荒》完成六十余年来，从无机会完整发表。虽然该书所谓“后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经马小弥根据哈考特版本“复译”成中文，但内容与浦爱德原稿不同，也与原作本身相差甚远。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译稿，尤其是《饥荒》的译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么？还有，同原译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删改？

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根据原译稿，从篇幅、篇名、结构、情节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篇幅

《饥荒》译稿，共三十六章，各章篇幅不一，短者仅七页，长者多达十八页，共计二百三十六页。后半部第二十一至三十六章，回译为中文，加上之前已发表的二十章，可知全书字数为二十一二万字。

这是老舍原作的全部吗？

应该不是，尽管它比哈考特版第三部分（二十七章），要多出九章。但相比原作，又可以推测老舍和浦爱德合作译稿，所删只是枝节，或者意义略轻的片段，结构起码没有改变，否则就不会是三十六章——比老舍一九四五年预定的三十三章还多。关于翻译的删节，浦爱德晚年曾有回忆：老舍知道，美国人不喜欢篇幅太大的长篇小说，所以我们一起工作时候，他对原书作了较大的删节。不幸，出版社删得更多，一个完整的人物被删去——虽非主要人物，却是我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就是那个看守坟陵的种地人。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致戴乃迭信）从表面上看，同一九四六年版《四世同堂》前两部，和一九五〇年连载的《饥荒》前半部相比，英译稿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每章都多出一个标题。且看后半部各章题名：

二十一老三和美弟

二十二祁家人有骨头

二十三东阳病了

二十四冰化了

二十五四大爷的回报

二十六小偷和乞丐

二十七瑞宣找到自己和工作

二十八王三爷的产业

二十九白巡长参加地下组织

三十白巡长和王三爷的新角色

三十一原子弹

三十二小妞子的胜利日

三十三胜利

三十四四世同堂

三十五小羊圈的庆祝

三十六钱先生的悔过书

拿此后半部目录，同哈考特版相比，很容易就能发现，该英文本第三部分的“后十三章”，系由这十六章压缩和删节而来。而且，译稿中的标题都被删去，一些人名也有改动。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动，哪些是老舍的主意，哪些是他和浦爱德共同的决定，哪些又是哈考特定稿编辑戈斯林的主张，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

第二，删节

译稿交出之后，会遭到怎样的删改，是老舍和浦爱德都牵挂的问题。她告诉劳埃德说，老舍回国前曾委托她负责联络，确保得到较好的出版品质。她也致信戈斯林，说：“我是想请教一下，你是依据什么办法来进行删节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信）

对方似乎没有理睬她的询问。

在另外一封写于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的信里，她也对劳埃德说，因为始终没见过删定样，她希望出书之前，能够看一看。

不过，她要到第二年看见样书，才知道译稿的删改情况。

就《饥荒》而言，除去每章都有相当删节外，最主要的变动，是在后面的十六章。

首先，编辑将第二十三章“东阳病了”压缩后，同第二十四章“冰化了”并为一章。具体删去的内容，主要是瑞宣初到学校，原以为学生中会有特务，不敢敞开心胸和其他师生交流，后来逐渐认识到北平人不全是“半死不活，作事只是为混饭吃”，他们比他“更关心世界问题”，比他“懂得多，知道怎么在可能的限度里尽责”；同时，“这使他为自己感觉到可耻，让他添了更多勇气”。

其次，拿掉了第二十七章。这个取名“瑞宣找到自己和工作”的一章，由两个故事构成：其一是瑞宣经过李四大爷之死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愿再像野求那样苟且偷生，加强了自己的抗日宣传：“战争就是这样。咱们无论是八十岁的老人，还是脆弱的女孩子，都必须挺起胸膛”；日本人为了解“新的中国人的思想”，开始邀请日本名作家，翻译“代替中国说话的活的文学”的中国新小说和剧本，希望借助中国现代文学“想出加快征服中国的新办法”。

最后，将第三十六章删去。这一章名为“钱先生的悔过书”，其实是一篇“檄文”。钱在其中对日本人发动战争进行了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民族，一个礼貌与规矩的民族，忽然就变成动物，甚至连走兽都不如了呢？……你们出了什么问题——穿上军装后，似乎出了问题，或者由于别的原因，由人变成走兽”；也讨论了中日两国五十年来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个性的发展变化，他个人的遭遇和思想转变，以及他对世界未来的期望，和对两国关系的展望。

当然，除了对背景、环境和人物心理等方面描写所作较大删节，编辑也从后面几章删去了瑞宣、瑞全、刘棚匠太太、金三爷和小善等人物的部分故事，尽管它们其实并非无足轻重。比如，和瑞全一样，刘棚匠逃出北平后，命运究竟如何，始终受到钱先生、瑞宣和其他小羊圈的邻居们的惦记，多次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然而，哈考特版却删去了译稿第三十三章中，刘太太在胜利日回到小羊圈，所碰到的悲欣交集场面，让人物故事的完整性受到严重伤害，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也让读者无法得知这个乡下妇女在迎接胜利的时刻，由衷发出了怎样的良善祈望：刘太太的确高兴，因为又能和丈夫团圆了。七八年来，她没有给丈夫丢脸。她受苦受累，在许多地方遇到危险，可她还是她，没有变成一个恶的女人。战争让她受罪，但也提高她的能力。她感到的确应当自傲。是的，她必须快跑回家，洗洗脸，换一换袜子，等候丈夫归来。丈夫会回来吗？一定会的。假若战争没把她饿死，战争也不会伤害她的丈夫。按照老舍设想，《饥荒》的状态，应非译稿所展现的三十六章，而是三十三章。其实也不妨设想：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没曾意识，篇幅写到后来会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他会不会有过等回到北京，再作相应调整的打算？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老舍回国后，首次接受采访，记者子冈就注意到，他仍在完善作品。她说：他在美国医院里抽了脊髓，住了很久医院，病仍没好。记者去看他时，他正在旅邸里誊写《四世同堂》，那张书桌实在是一架带镜子的梳妆台，镜子里的老舍先生的面庞却是比四年前圆胖了，只是步履维艰，他有时拄了手杖上街蹓跶。（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进步日报》）

或者可以说，老舍离美之前，再对文稿大动干戈，已无充裕时间。所以，干脆决定先把原稿译出，因为他能够料想到，哈考特编辑收稿后，还会再作删改。

第三，人名

从前列十六章的标题，就能看出小说人名，在译稿中出现变化——招弟变作“美弟”，金三变作“王三”。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妨以“主要人物表”清样为据，先就人名变化来个对比：仲石——诚石（Cheng Shih）

金三——王三（Wang the Third）

陈野求——叶学者（Scholar Yeh）

大赤包——大红椒（Big Red Pepper）

桐芳——桃花（Peach Blossom）

招弟——美第（Meydee）

瑞全——瑞堂（Rey Tang）

小顺儿——小宝儿（Little Precious）

高亦陀——高大夫（Dr. Kao）

初看上去，会觉得名字改动很怪异。好在与出版有关的通信和笔记，能间接提供另外一些不全面，但却很有帮助的旁证。

档案中有老舍两份手稿。一是老舍手写人名列表，另一是老舍对传统中国起名方法的介绍文字，详尽解释了“乳名”“学名”和“表字”等名称的渊源。此外，还有一份注有手写汉字对应，附加批改笔迹（无法判断出自谁的手笔）的打印件“植物名词术语”。从这些附属材料中，能发现老舍最初将小顺儿自译为“Little Prosperous”。这大概是顾及到“顺”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联系，所以他有“Prosperous”（富裕，繁荣）之词的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浦译之中，却改为“Little Precious”（小宝儿）。

与之近似，“大赤包”在那页“植物名词术语”上，排在第二位： Ta Chih Pao赤包A small melon growing on a vine, turns red and has black seeds.或许是议定译名时候，觉得对于不熟悉中国产物的美国读者，“赤包”（“一种结在藤蔓上的小瓜，成熟后变红，有黑籽”）的直译实在太难理解，因此老舍建议改作“大红南瓜”（他自列的人名表上，“大赤包”译作“Big Red Pumpkin”）。到了浦译稿，“大红南瓜”却又变成了“大红椒”。同样，“桐芳”（老舍自译“Tung Flower”）也意外化作“桃花”。

谈到译名，浦氏曾在一封信里说，把瑞全（Rey Chuan）改作瑞堂（Rey Tang），是为了避免理解混淆，是老舍和她共同决定的。她还说：“但我们这么做，也许是错的。你觉得哪一个不太令人糊涂？”（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戈斯林信）

他们显然对这个改动感觉并不踏实，但又担心如果照直翻译，瑞全（Rey Chuan）和瑞宣（Rey Shuan）这两个近似的名字，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需要提一句，在老舍最初的自拟人名表上，瑞宣和瑞全的名字，分别拼作Jui Hsian和Jui Chuan。

第四，书名

在哈考特清样扉页上，作者英文名字印在最上面，排作Lau Shaw（S.Y. SHU），其下是横排的英文书名THE YELLOW STORM，中文书名“风吹草动”从上到下竖排于页面中间，再往下是分作两行的“由浦爱德译自中文”，最底下是“哈考特—布瑞斯公司纽约”，排成两行。这里，最令人感到奇诡和难解的，是出处未明的中文书名。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老舍致劳埃德的信中，可以知道THE YELLOW STORM的译名，是他和浦爱德在她弟弟家度假时，于林中散步途中，他自己即兴想出来的。后来，此名遭到浦爱德的一再反对。她征求许多朋友的意见，觉得yellow一词在英语中有太多不好的意涵，认为原名直译“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胜过易致歧义的老舍译名——老舍另一译者乔志高，就以为THE YELLOW STORM同《惶惑》的谐音相关，并在他的回忆中译为《黄祸》（《我与老舍》）。不过，劳埃德在一封回信里告诉她，出版方对老舍提议并不排斥，他们也想不出更好的书名，甚至以为THE YELLOW STORM更能吸引读者。

清样中的目录，接排在扉页之后，非常简洁，显示哈考特版《四世同堂》，由中文的三部多卷本变成了单卷本。原作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在英文版中变作“第一部分（PART Ⅰ）”“第二部分（PART Ⅱ）”和“第三部分（PART Ⅲ）”；《惶惑》、《偷生》和《饥荒》的名称，也相应换成“小羊圈（The Little Sheep Fold）”“伴虎（In the Company of the Tiger）”和“没有报应（There is NoRetribution）”。

以小说内容为据的意译之名，已无法知道何人所取，但能看出来目的是方便英文读者。特别是“伴虎”一题，明显源自原作中高亦陀的两段话，即“李空山和祁瑞丰都丢了官，这虽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多少也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意味在内。日本人小气，不容易伺候”，和“伴君如伴虎啊！人家一翻脸，功臣也保不住脑袋！”（《偷生》第十九章）

图片来源：东方出版中心

三、《饥荒》的回译

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若单图简单、省事，把原著晾在一边，只求对原译负责，那么照英文译出即告万事大吉。问题是，依此而来的译文，是老舍的吗？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英译稿的完成，从头至尾，老舍都在场。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译者。他参与、认可，且同意将英译成稿交出，由编辑另行删汰。在一些通信里，浦爱德说过，译稿的变动，老舍自己的主张而外，都是两人议定的结果。所以，以英译为据的文稿一出来，原著的叙事结构、思想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即毕露无遗。这些无疑都是老舍的创造。

说不是，则是从风格上说，译者和老舍并不契合，译稿无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是“一个渐渐的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借李健吾论沈从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相对而言，译者不是“全面语言的运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样，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别的权且不说，单就照顾“文字的律动音节”来说，就简直无法企及。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缺憾。

不用说，译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离，也谈不上成功。所以，设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无非自设悬鹄，用“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词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释读、翻译和修正构成的还原上，也以“一言一词皆有根据”相要求，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五十年代以后文风发生明显变化的老舍。

（一）释读

原稿辗转保存，历经六十余载，依然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匀，再加岁月磨蚀，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经编校，文稿有讹误，亦可见阙漏。因此，动手翻译之前，要进行释读和校勘，即参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章节，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别原译稿和原著的差异，同时辨认模糊字词，标记拼写异常与错误，以及语句缺失。

《饥荒》未曾全文发表，全面校勘译稿，自然无从谈起。但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发展和情景的呼应，加上哈考特版对原著的后半部尚有难得的保留，又能使译稿得到部分校勘，从而确定译文中明显的专有名词变化。此外，在错译鉴定和语句补阙方面，类似“理校”式的“对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比如，在第二十五章，日本宪兵来巡查防空准备，责打李四爷失职，遭到反抗后兽性发作，“四双后跟带着钉子的靴子，像四辆坦克车似的，一齐向老人的两条腿踢过来”（Four pairs of boots like four tanks with nails on the heels kickedtogether at the old mans legs）。单就句子本身而言，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就上下文看，即会想到两个宪兵，不可能有“四双”靴子。因而，可以断定第一个“four”，乃“two”之误，正确的句子，当是“两双后跟带着钉子的靴子，像四辆坦克车似的，一齐向老人的两条腿踢过来”。这个推断，在哈考特版第三部第十八章中，也能找到支持：编辑似应发现错误，故而改之为“宪兵的靴子凶狠的踢向老人的双腿”（The boots of the gendarmes kicked viciously at the old mans legs）。

又如第三十四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The children wanted to fire crackers, but could find none in allPeiping.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War is a serious illness of mankind.When the human race has been ill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recover?译成中文就是： 孩子们想放鞭炮，可是全北平，一个都找不到。擦掉桌上的灰尘。战争是人类的一场大病。人类生病了，完全康复需要多久？第二句明显是残句，和前后文都不衔接。原句是什么呢？

对比哈考特版，在第三部分第二十六章，能看到原稿虽经删并，仍有一句完整保留：“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伤与苦痛，不像是桌上的灰尘可以抹去，是不能被胜利给扫除净尽的。”（The sorrow and pain of a conquered nation could not be swept away byvictory as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可见，完整的原句，就是这一个。——找不回整句，无以补阙，更遑论全篇还原。

（二）翻译

老舍“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可他对翻译，又别有见解。

在《谈翻译》里，他指出“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义，随便添减”，希望“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而且还说：“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

他这番大道理，于一般翻译而言，应无问题。但用于回译，似又不大讲得通。——回译者，犹如一仆二主，需要“双重忠实”：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

如是而言，则只可寄望译文忠实，不能奢求“比原著还更美”。所以，翻译的第一稿，信达而外，不必在乎“雅”，亦无须计较其他。假若期待“独具风格”，那就等修正时，用老舍的字汇，再图译文“神形具备”。

（三）修正

从初译至定稿，前后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随后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订正专有名词，别的原译改动，基本维持原样：“名不正言不顺”，人名和地名确定无误，还原方可免出差错。

人名及其称呼，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小妞子来说，还有两个昵称：瑞宣、韵梅夫妇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顺儿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会挂在他们口头。但在英译里，Little NiuNiu之外，只有一个NiuNiu——究竟是“妞妞”，还是“妞子”一时很难把握。

又如李四爷的称呼，也因人而异，一变再变。“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爷”“四大爷”和“四爷”，交叉迭现，无一定规律。英译虽有Old Man Li，Fourth Master Li，Fourth Master，和Fourth Uncle，却与中文并不完全对应。还原的时候，难免左右支绌：一个Fourth Uncle，到底是“四爷”，还是“四大爷”？

语境决定称呼，还原不可大而化之，因为在老舍心目中，称呼不是小事：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

（《言语与风格》）地名及其关联词汇的还原，同样不能马虎。如第三十四章写北海公园，对白塔和荷花有如下描述： The White Dagoba in the North Sea Park still stood proudly. Thelotus in the lakes had still their red or white petals and gave out their purefragrance. The altars, temples, and palaces, still shone majestically in theirgold and green light.直译即为：北海公园的白塔，仍然骄傲的立着。湖里的荷花依然开着红色，或白色的花瓣，吐放着清香。祭坛，寺庙，还有宫殿，依然金碧辉煌，闪着光芒。从表面看，译文明白通畅，似无问题。可是，将之与此前描写什刹海的片段对看，比较一下“‘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漂着或立着”之句（《惶惑》之十九），就会马上意识到： lakes是“海”，不是“湖”，“湖里的荷花”得改成“海中的荷花”；“祭坛”和“寺庙”，也要改作“坛社”和“寺宇”。——老舍用词如此，还原得随着他。

再举一个例子。“朝鲜”和“高丽”，在书中似乎并无区分——“他们多少听说过日本人怎样灭了朝鲜，怎样夺去台湾，和怎样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人。现在，那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的人到了他们的面前”（《偷生》第七章），英译也一律通作Korea。但《饥荒》第二十六章里的“the ronins from Korea”，似又不可译为“朝鲜浪人”，而只能译作“高丽棒子”。这是因为在老舍的词汇里，“浪人”一词并不存在，而“高丽棒子”却见于前文：“好家伙，高丽棒子不是干过吗——在背静地方把拉车的一刀扎死，把车拉走！我不能不留这点神！高丽棒子，我晓得，都是日本人教出来的。”（《惶惑》第二十六章）

提及国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 son of Han”之译。《饥荒》第二十一章之后，几次出现这个词组，以及相关的“the good son of Han”，似可译“汉族的儿子”，和“汉族的好儿子”。但将之与上下文同读，感觉殊为异样，很不像老舍笔墨。反观本书前文，“汉奸”通篇可见，“中华民族”亦不稀罕，唯独不见“汉族”一词——足见老舍的民族观念，甚是近于梁启超之说，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他显然已弃用“汉族”之说。不过，将“汉族的儿子”改作“中华民族的儿子”，或“中华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笔下。在直觉中，与其译“son”为“儿子”，不如译成“男儿”更为恰切；后者虽不见于本书，却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当多见。比如，“跃进真如天马驰，乘风好女好男儿”，是他题黄慎《孤崖清话图》的诗句；而在他一九三二年的《国葬》里，下列诗行更是赫然在目：“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它将替你说：

你生在中华，为中华而亡。那么，不妨借来“男儿”一用，将之与“中华”相并，形成新的词组“中华男儿”，或“中华好男儿”。

这个“借词”的办法，即从作者其他的作品，借取“现成”之词，来补本书“不现成”之需，在回译中会经常用到。如《饥荒》第二十五章，写到白巡长感觉大事不妙，说“他很有可能因此给撤了差，一旦给撤差了，他自己就极有可能给饿死”，句中的“撤了差”和“撤差了”，即从《骆驼祥子》中借来：“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

说到字词的替换，有必要提一下语言的时代变化。一九五五年汉语规范化运动之后，老舍习用的词汇，不少遇到了新的情况：

（一）为他词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恶”（“憎恨”），和“助援”（“援助”）；

（二）与他词并用，却比较少见，如“菜蔬”，“苦痛”，和“带孝”；

（三）仍还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复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与传宗接代相关的“香烟”，为“香火”取代。

也就是说，还原中不当心选错词，即会导致语言的“时代错乱”。这是一个不好回避的麻缠问题。本书前面写到瓜果菜蔬，涉及本名胡瓜的黄瓜，用词均为“王瓜”（一九三六年版《国语辞典》有“俗亦称黄瓜为王瓜”一说），如《惶惑》第十五章写祁家人见到常二爷，说“听他讲话，就好像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尖端上还顶着黄花的王瓜，那么清鲜可喜”；但在《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前二十章里，“王瓜”全变成了“黄瓜”，如第九章就有“爬架的是黄瓜，那满身绿刺儿，头上顶着黄花的黄瓜”之句。难道是老舍笔误？不大可能。因为从一九三六年的《新韩穆烈德》（有句如“热洞子的王瓜，原先卖一块钱两条，现在满街吆喝一块钱八条”），到一九六三年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创作的繁荣与提高》（里面提到“北京的农业也丰富多采，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还生产翠绿王瓜的菜圃，还有善产芍药、玫瑰的花农与出产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园”），再到一九六五年的《正红旗下》（语及“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从头到尾所用都是“王瓜”。有理由相信，《饥荒》前半里出现的“黄瓜”，极可能系刊物编辑擅改。于是，还原之后的日本女人在市场劫掠场面，就必须改回“王瓜”：“一个人抢了一棵白菜，就有另外一个人拿几条王瓜放到菜篮里。”（第二十六章）遗憾的是，一九九九年版《老舍全集》辑录残本《四世同堂》，依然沿袭旧讹，保留了“王瓜”和“黄瓜”并用的错误。

其实，“王瓜”一词之用，也是作者个性语言特色的展现——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他有自己的讲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成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为没有证据，还原时极难把握。如第二十八章写金三爷心态变化，有这样一句：“小事情不要打扰我，仨芝麻俩枣的，我，金三爷，就不麻烦迈腿了。”这里的“仨芝麻俩枣”，会不会是“仨核桃俩枣”，或“仨瓜俩枣”之变呢？或许不是，或许根本就是原译笔误，怎么抉择煞费苦心。最后，鉴于后面两种用法，既不见于本书，也从他其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索性老实尊重原译，不加任何修正了。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本书的虚字里面，“假若”“假使”和“可是”最多，“如果”和“然而”几乎不见，也没有“但却”的用法——他说过：“我不敢说像‘但却’之类的词汇是记者们发明的，可是不少记者的确爱用它，而许多中学生也跟着这么用。我希望《文汇报》的记者不再‘但’而且‘却’！”（《贺〈文汇报〉复刊》）。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语言，人物，戏剧》）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

到了最后一次，亦即第四次译稿修订，则是对标点的调整。在原译稿中，老舍用得频繁的惊叹号很少见；他节制而用的破折号，却用得极为普遍。为了与原著保持“形似”，我参照老舍的写作习惯，尽量对部分标点，作了相应替换。

有人说翻译老舍——不管是“复译”还是“回译”，犹如修缮古代文物建筑，要有修旧如旧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趋，无过雷池一步；文字要尽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随他擅长的北京方言俚语表达习惯。这是个过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译者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翻译”，让译稿中出现老舍不用，至少不会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语，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了。这也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译文的忠实和准确，不会允许自己违背史识，擅自换“太阳旗”为“膏药旗”，改“青天白日旗”作“国旗”，以“中华民族万岁”代“中华民国万岁”。我知道，尽管注意到这些或表或里的问题，用字造句花足力气，也不一定保证自己的语言，能够化作完美的老舍笔墨。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这样一段话：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为以哈考特版为底本所补译文字，所写下的肺腑之言。现在，目前的这个新译稿，使得老舍的原作，达到了一百零三段。尽管它不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这个本子，能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进一步接近老舍原著。这也勉强可以说，是对老舍蒙冤辞世五十周年的一点微薄纪念吧。

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是要向多年来帮助我追寻和研究老舍档案，鼓励并帮助我勉力翻译还原《饥荒》的诸位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王海龙先生，杜克大学图书馆周珞女士，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施莱辛格图书馆萨拉·哈钦（Sarah Hutcheon）女士，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王德威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的女儿霍莉·费尔班克（Holly Fairbank）女士，上海图书馆祝淳翔先生，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严锋教授、孙洁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史承钧教授，《收获》杂志程永新先生、钟红明女士，中华书局徐卫东先生，以及为此书顺利问世付出积极劳力的东方出版中心郑纳新总编辑和朱荣所先生。我也格外感激我的家人，我在盖恩斯维尔的外甥李侃，还有我太太王慧和小女如澜，感谢他们所给予的一如既往的关爱和照拂。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于上海福州路

二〇一七年二月一日，在打浦桥寓所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