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族研究一直被视为中古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通过学术史的回溯，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关系是离散的，目前士族研究是以政治史为取向，这一传统大约自1980年代以来经过三种因素的合力而形成。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士族研究受各种学术潮流及时势的变迁的影响，在大陆与港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理论缺位”是其共同的弊病。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仍有其意义所在。对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的演变重新思考有望成为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士族  理论缺位  学术史

对于大部分史学研究者而言，当他开始进入专业领域学习时，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以断代来划分的。尽管表面上来看，以断代史为单元的教学与研究，与古人所谈的王朝史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较之于古人多以循环的观念来看待王朝盛衰，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断代史研究尽管仍以王朝作为基本的时间单元，但每个断代史领域都在长期的学术积累中生发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借此标识出每个王朝或时代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学术生产机制，通过“学术史”、“脚注”这些规范性要件，这些基本问题进而成为更年轻一代学人进入某一断代时首先接触到的“路标”，甚至被内化为研究展开的前提。

毫无疑问，这些基本问题之所以能被提出，进而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长期以来围绕其生发出种种论争，往往与之前的学者及经典研究如何定义某一时代的特质有密切的关系，而对某一时代特殊性的辩诘与抽象，则又与如何在更长的时间轴中为某一王朝在中国历史中寻找适当定位的努力息息相关。这种定位的焦虑无疑是20世纪初以来现代史学自西方引入之后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比较的幽灵”，即通过与西方的比较，建立中国历史发展与分岔的坐标系，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国历史前后期的比较，发现某些关键性要素的产生与变化，借此确立时代分期。于是，围绕关键性要素产生与变化展开的研究往往构成了断代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这一时代分期的坐标系无疑是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的基础之上，[1]因此，尽管同样以朝代为研究单元，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断代史与古人口中的王朝史，迥然有别，这也构成了古今学术的重要分野。

士族问题无疑也是在历史分期论视野下被凸现出来的“关键性要素”。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古史领域中的研究议题、方法及学术热点多有移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从一般通史、断代史讲授与编写而言，凡言及中古、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士族仍是首要被述及的话题。[2]值得反思的是尽管大家默许这一前提的存在，事实上，中文学界内部对为何将士族视为中古史的根本问题似乎没有提供系统而有力的申说，或者说是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辈学者设定议题的路径依赖。如果我们将士族定义为累世为官的官僚家族，拥有乡里势力、保持某种稳定的通婚网络、家族有文化传承，那么我们在其他朝代中也不难找到类似的案例。至少在汉代、宋代的研究者中不乏类似的讨论，[3]有些学者甚至直接使用了士族一词。[4]另一方面，对于官僚家族的研究，在各个断代史中都不乏学者关注，但没有任何一个断代如中古史一样，将士族视为核心议题。因此，士族之所以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士族这一形态本身，而是学者希望透过对士族的研究把握中古时代的基本特质，这与确立历史分期的需求密切相关。在日本学界，对中国中世贵族制社会的讨论毫无疑问与历史分期论争紧密相连，[5]但反观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的关系则并不明晰，只能说是学术史不断层累、断裂、引介及再发现后的聚合。以下笔者首先从士族这一基本问题形成的学术史切入，探究“失焦”现象的由来。

事实上，面对数量庞大、旨趣不一的中文世界士族研究，自无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回顾，而且之前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做过类似的工作。[6]如果一定要给这一数目巨大、水准参差，同时又显得面目模糊的学术传统做一批判性的概括，“理论缺位的士族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对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一个反思性定位。即士族作为中古史研究中的基本命题，其成立的前提是以历史分期论为依托的，但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两者的关系是离散的，士族研究往往被简化为一类具体、专门的研究，脱离了思考历史分期或时代特质的自觉。当然这种离散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责任，也与中文世界研究本身学术史的演变乃至1949年后两岸分治的现实息息相关，以下循此脉络，对学术史做一简要的述评。

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开端，民国时代学者的论著由于其开拓性及较少受政治情势的影响，在1980年代以后，成为在学术史上被重新发现乃至推崇备至的对象。越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研究，“追祖”民国，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当代学术史的标准写法，士族研究亦不例外。民国时期士族研究的专题论著大约可以举出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五朝门第》、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等，[7]这些研究因反复重印，直到现在仍经常被学者称引。但如果仔细检讨其贡献所在，恐怕更多的集中于对史料的梳理、对士族这一群体盛衰的描述等层面。应该说前辈学者在史料运用、论述周详等方面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相对而言，其视野仍停留在士族这一现象本身，并没有上升到历史分期的高度，同时所使用的“士族”“豪族”等名词、“清流”“浊流”之分野，大多直接借用自典籍，并未能提炼成现代学术意义上有效的分析概念。

另一方面，如果从民国学术史的整体加以观察，不难发现士族研究偏居聚光灯外的一隅，并不能算是预流的学问。民国学术之“新”，在于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引入。[8]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展开了社会史论战，论战的核心议题便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分期的讨论，[9]所体现的就是后者。尽管这一论战中的具体研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不无粗糙，有用史料填充理论的嫌疑，[10]但在当时激发了巨大的反响，更新了时人认知中国历史的框架。总体而言，这一论战在时段上偏向于上古，以奴隶制为中心，[11]涉及中古的部分则围绕着土地制度、庄园生产、人身依附等议题展开，士族研究与这一论战及当时的学术潮流是分离的，[12]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文世界的历史分期论争自开始就是以社会经济史为取向的。

1949年之后，随着学术风气丕变，更多地强调对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的探讨，关于士族等王朝统治阶层的研究因与时势违碍而转入沉寂，即使少量关于“地主阶级”的论述，其政治性亦往往大于学术性。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大陆学者对历史分期这一宏大命题关心最多、论著产生最多的时期。[13]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有承续早年社会史论战的一面，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教条化的色彩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论争的焦点必然要被集中于“经济基础”之上。如果与几乎同时展开的日本学界关于时代分期问题的论争相比较，则不难发现，在日本学者对中国中世的定义中，土地制度与生产方式、身份制、贵族制构成了三个互为支撑的聚焦点，而同时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则集中于土地制度与生产方式、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生与强化。如果说在前两个方面，中日学者的关怀有相当大的重合，[14]那么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受当时政治、学术风向的影响，关于士族的讨论缺席其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郭沫若等主张的“战国封建说”被定于一尊，但这一时期大陆最重要的四位魏晋史大家唐长孺、王仲荦、周一良、何兹全，除了周一良对历史分期问题似无特定的立场之外，另三位都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尽管“魏晋封建说”最初由何兹全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15]但建国之后经过论争的洗礼，影响渐趋扩大，成为几种主流观点之一。[16]而建国后支持此说者，除何兹全外，在学术渊源上与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并无关联。另一方面，在论争过程中，当时持此说影响较大的尚钺、日知等并不能算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所论亦不无“以论代史”的色彩，[17]但唐长孺、王仲荦等学者则属在魏晋南北朝各领域中都积累大量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持论，并且在理论退潮的1980年代之后依旧坚持旧说。如唐长儒在1990年代初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虽然在具体章节上多参酌早年论著而成，但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以“魏晋封建说”为线索贯穿全书，形成了体系性的论说，反映出作者长期以来对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演进脉络中的思考与定位。[18]这种立足于断代史内部具体研究的积累，提炼形成的对时代特质的把握，特别是三位学者的长期坚持与殊途同归，其论说的根基与成形值得我们再三思考。

“魏晋封建说”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中世”的认知较为接近，但总体而言，这三位先生对“魏晋封建说”的论述仍然是以土地制度、人身依附等为基点。其中如唐长孺对士族的形成有非常精彩的研究，但门阀的形成与中央权力削弱在他整个学说体系中并不构成关键性的环节。[19]

大陆学界目前熟悉的士族研究主流模式，若下一个大胆的断语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之后方才渐次形成的，与此前的学术传统关系并不紧密。现有研究模式的形成大约通过三个方面因素的合力造就：前辈学者的典范性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及以墓志为主体新史料的驱动。

在学术典范形成的过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思考问题及写作的方式直到现在仍对学界有深刻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虽然以琅琊王氏等五个士族的个案为研究主体，但真正贯穿全书的线索是皇权政治从“变态”向“常态”的复归，强调东晋一朝士族与皇帝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属于暂时性与过渡性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凸现了东晋与南朝的本质区别，[20]并对门阀政治的概念赋予了严格的界定与断限。[21]由于《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强调东晋一朝及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因此田余庆对日本学者的贵族制论持审慎存疑的态度，[22]其论著本身也很少言及历史分期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所示范的研究方法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影响，大约推动了之后大陆学界士族研究渐次形成了以政治史为取向的传统，与日本、欧美学界皆有所不同。[23]所谓政治史取向是指将士族地位的升降与王朝的权力构造、政治上的党派分野以及具体的政治形势、人事关系相联系，其优长之处在于通过对“事件史”的表微发覆，发掘王朝政治转折的“关键性时刻”，但对士族存在的经济或社会基础，则关注不多，[24]自然也谈不上借助士族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特征。

在1990年代之后公认较为成功的研究，大体上皆循此脉络，大约在两个方面较之既往有明显推进。一方面以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及罗新对五燕士族的研究为代表，所关注的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士族的升降及与王朝政治的关系，与既往学者讨论较多东晋南朝这样“典型”的士族社会不同，十六国北朝在胡族政权统治下，呈现出皇权主导下士族社会的“变貌”。但以上研究本质上仍是讨论皇权，特别关注北族进入中原之后，政治体发育及汉化过程中对士族体制的接受与冲突。另一方面则可举出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中日共同研究论文集《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等，关注的是处于南北之间地方豪族势力的消长与政治动向，以及在此基础上演生出来的地域集团与王朝政治的关系，[25]虽然研究聚焦于以士族为主导的地域性政治社会集群，但所关注的多是某一地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的升降及与具体政治事件的关联，其主体仍是政治史取向，而非社会史。正因如此，我们现在读到的大量士族研究论著往往混杂着党派分野、“政治集团”、“地域集团”这类名词。

除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示范效应，1980年代以后学界对陈寅恪学术遗产的重新接受，[26]同样也促成了士族研究的政治史取径。陈寅恪论著中涉及士族内容甚多，大约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阶层升降造成的政治分野，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山东旧族的分析，而这一研究进路在后学手中往往与政治集团学说相连接，社会阶层、地域出身成为划分政治集团的主要依据。其次，则通过对士族中代表人物的研究，讨论其与政治斗争、文化传播的关联，如《崔浩与寇谦之》中对崔浩、寇谦之及太武帝三者关系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李冲、王肃作用的表微，这一取径也易于与具体政治人物、事件的研究相结合。

其次则是翻译及介绍日本、欧美汉学的相关研究。1980年代初，随着国门重启，日本、欧美汉学著作引介所形成的冲击，对国内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议题的变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士族研究方面，周一良1982年发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直接推动此后士族个案研究风潮的兴起。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墓志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其中相当部分涉及中古时期重要的官宦家族，提供了大量关于士族谱系、婚姻、仕宦等方面的新知，也使得以碑志为基础的士族个案研究不但变得可能，而且渐成大观。可以说，新史料的刊布与个案研究方法的引入是驱动士族研究在此之后活跃的主要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质性的史料与方法，不免造成了“千族一面”弊端，同时也是导致研究议题“内卷化”的重要因素。[27]

若从整个中古史的学术脉络来观察，更关键的变化或在于，大约直至此时，士族才不知不觉中成为中文世界中古史研究中的基本命题，根据笔者的溯源考察，在此之前，士族研究是否有这样的地位存在相当的疑问。1990年代之后，随着宏大叙事的退潮，研究议题日渐精细化与分散化，强调对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士族个案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既顺应了这一变化，同时又再次割裂了士族与历史分期论的关系，或许在中文学界，两者从未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过。[28]同时，随着对海外汉学尤其是日本汉学研究了解的深入，贵族制论也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尽管大陆学界很少正面回应日本学者关于贵族制与魏晋南北朝社会构造的假说，以及1950至1970年代日本学界在时代分期论战中的种种分歧，但随着自身旧有理论的褪色，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接受了日本学者设定的议题，这或许是士族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中古史研究基本命题的重要原因，同样这种接受也剥离了原本的理论预设与论争。

1949年后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由于政治的分途，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早期大约可以分梳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钱穆、何启民等为代表，侧重于从士族的文化、家学、门风等方面加以探讨，往往强调士族门风优美、保存学术的一面，对于历史分期问题自然无所措意。值得一提的是，出身新亚、师从钱穆的余英时，早年曾撰写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等文，但他所关怀的是“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梳出代表君权的“政统”与代表士大夫的“道统”互相颉颃的政治文化脉络，所研究的对象是“士”而非“族”。以余英时对魏晋之际士大夫研究为例，承续了民国以降学者对魏晋风度的肯定，[29]着重表彰“人的觉醒”，但对士族兴起之后，垄断选举，“英俊沉下僚”的另一面则未提出明确看法。余英时对士大夫阶层的观察不无“理想型”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承续了钱穆的中国文化观。所论结集而成的《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在大陆出版之后，恰与如何在现代化转型中重新定位知识阶层作用的时代关切相契，[30]影响巨大，同时也激发了学界对士的形成、与政治特别是皇权的关系、阶层身份的塑造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长期追索，[31]构成了与传统政治史领域中官僚家族研究不同的学术脉络。

1949年后的台湾学术初期仍延续在大陆时的传统，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性。至1960年代，随许倬云等留美归来，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台湾，创办《思与言》杂志，介绍西方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形成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刺激。[32]其中以许倬云对春秋战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影响较大，[33]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转向。[34]受这一社会史风潮的影响，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中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35]尝试借助量化统计的方法，以更为精确而科学的手段把握中古社会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士大夫的两京化、大士族的进士第等问题加以发覆。毛汉光所持研究方法的利弊，之前学者已有详细评述，[36]除此之外，或仍有两个特点值得表出。毛汉光研究的主体是中古社会精英阶层的升降，由于采取了统计的方法，其所呈现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存在的抽象意义上的士族，而非某个具像家族的兴衰，具体人物在他的研究更是隐而不彰。若将他的研究与同时期许倬云、邢义田自春秋至两汉的社会流动的论著相连接，则可注意到这一系列研究所关注的都是精英阶层的变迁，[37]但这些学者对“精英”概念的设定及阶层划分，更多的是受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讨论的毋宁是一种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权力精英”，[38]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典籍中的“士族”。或因此毛汉光选用了“三世五品官”这一更为“科学”的标准来界定士族，而忽略了其文化特征。其次，毛汉光确实用统计数据呈现了中古时期具有士族社会的特征，并通过每三十年士族出身者占官僚阶层的比例，勾勒出更为细腻的变化曲线，较之于既往研究所描述平面化的社会结构，有了显著推进。但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汉光在研究中已将士族社会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只是用更加科学的方法精确地量度其兴衰，他基本的研究取向无疑是社会史的，但对士族社会的本质及其意义，并没有太多的诠释。

至1980年代末，随着台湾社会氛围的变化，加之受西方史学中文化史转向的影响，[39]新史学的浪潮开始兴起，杜正胜在《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中批评传统的社会史研究只有骨架，而无血肉，[40]其未明言的针砭对象之一大约便是以许倬云、毛汉光为代表的在统计的基础上，讨论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史研究。发现“人”在场的历史，成为新史学标举的重要目标，在这一学术转向的过程中，历史上沉默弱势的边缘人群转而成为史家打捞关注的重心，传统以精英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史日渐衰微，当然更谈不上对历史分期的关心。[41]

由于中古史史料的局限，新史学研究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信仰、医疗、性别三个领域。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伴随1960-7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形成的性别史研究范式，本意是要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体系，为身为历史上沉默者的女性代言，但性别史之所以能在中古史领域中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仰赖新出墓志的大量发现，实质上与士族个案研究建立在同样的史料基础上。众所周知，有墓志留存特别是内容较为丰富墓志的女性，大多出自士人精英家庭，因而我们透过墓志所了解更多的仍是作为官宦家族戚属的女性，绝非一般的平民女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性别史研究补充的恰好是传世文献中记载不多，士族“在家”的一面。[42]如学者对妻族在士人政治生涯及家庭生活中重要性的探讨，对精英家庭中母亲的影响尤其是在家庭教育中作用的揭示，[43]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士族门第婚姻的现实功用。[44]或许这些学者本人并不愿意被归入士族这一略显陈旧的学术脉络中，但不得不承认性别、宗教等新的研究议题的拓展，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古士族精英的家庭结构、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宗教信仰、交游唱和等日常生活世界的了解。

通过以上学术史的梳理，20世纪以来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一方面受各种学术潮流的影响，一方面也与时势的变迁相消长，在经过了种种演化与分途之后，目前作为中古史基本问题的士族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学术史扬弃与重构的产物。随着学术风气的移易，对宏大命题的追问至少已暂时谢幕，无论是在广义的史学理论探讨还是狭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重提历史分期问题，无疑都显得落寞而又格格不入。但需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搁置了历史分期这样的大叙事，但无法否认，这一幽灵仍在徘徊，任何断代史基本问题的设定皆与之有关。所谓中古史的“中古”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限断，只是当下的研究者更沉浸于细节的追索，对在比较与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体系性的论说抱有警惕并多有回避，但在回避的同时，或可反躬自问是不是放任了一个陈旧的、理想化的甚至带有想象成分的描摹时代特征的假说继续隐居幕后，发挥作用。更需要反省的是，如果研究者对论题背后的理论预设缺少反思的自觉，仅仅满足于连缀士族的谱系、家世，描述一个个士族或房支由盛到衰的这样平面化的探讨，那么这个议题不过是现代学术工业中的一座孤岛，无法与跨断代或邻接领域的相关研究形成有效对话，很难有真正的推进，自然也谈不上对时代特质的诘问与回应。由此而论，1980年代以来，由个案研究引导的士族论题只不过是方法上的变迁，并无理论上的突破。因此，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似乎仍有其意义所在。

在比较的视野下思考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的演变或可成为重启理论思考的突破口。在既往的研究预设中，唐代是作为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的一个漫长衰退期而存在的，同时又在唐宋变革论的关照下，成为宋代平民社会的前身与参照。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宋代的官僚家族研究都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向，贵族制论是把握中世社会特质的重要一环，而宋代家族研究集中于探讨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背后的关怀无疑与对“近世”的认知有关。唐代则成为两盏理论聚光灯外的过渡时期，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贞观氏族志》与山东旧族、唐宋间的门第消融等，而这些议题都产生在前后两个断代理论的延长线上。

总体而言，学者似乎对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历史转变的意义缺乏足够的重视。以士族问题而论，唐代上层社会的结构承自孝文帝分定姓族后的北朝。因此有唐一代，山东旧族、关中郡姓人物辈出，而源出南朝的旧门，除兰陵萧氏因与杨隋皇室通婚维持门第不坠外，无论王、谢这样的侨姓高门还是朱、张、顾、陆这样的吴姓士族，皆人物寥落，即使有个别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者，也大都世系可疑。与东晋南朝这样“典型”的士族社会不同，北朝的门阀体制本质上仍由皇权主导，官僚化的色彩更浓。[45]如果将东晋南朝视为学者眼中“理想型”的士族社会，那么唐代社会与之存在着断裂。[46]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更强调九品官人法作为贵族制社会成立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这一社会的存续具有某种制度性设计的保证，通过“人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完成整个官僚体系的贵族化并形成了贵族的再生产机制。[47]中国学者尽管也重视士族借助九品中正制垄断选举的问题，似乎更多地将士族视为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社会身份，[48]即使认可魏晋南北朝是某种程度上的身份制社会，也很少会谈论存在着“士族制”。这种微妙的差异，其实关涉到对时代特质的认知。那么更需要追问的是随着隋代废除中正，失去了这一制度的庇护，士族在唐代社会中的位置较之前代是否存在本质性的改变，是否仍可以以贵族社会目之。

如果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加以观察，确实能清理出一条从魏晋至唐宋间的线索，学者公认魏晋南北朝的谱学是一种实用的学问，“始撰百家，以助铨序”，与选举关系密切，“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49]陈爽进一步指出《十八州士族谱》录副收藏于尚书左户曹，不仅是图书典籍，而是政府行政运作中需要参考的档案，并讨论了“以谱注籍”，甄别士庶的方法。但到了唐代，谱学及谱牒便失去了这样的功用，[50]这恰可与九品官人法的兴废相对照。自陈寅恪在论述牛李党争时抉出门荫与科举之间的对立后，学者便已意识到门荫在唐代对官僚家族延续具有重要作用，[51]但需要指出的是门荫所依据的是“当朝冠冕”，其本质上是官僚性的，而在魏晋南北朝，爵位更多的承担类似的功能，因此士族及宗室内部的嫡庶之争往往与爵位的承袭有关，无疑更具有贵族性。如果将眼光投向宋代，研究宋代官僚家族的学者则展现了另外的面貌，维系累世为官的根本系于家族中连续几代高中进士，[52]门荫虽然是官僚特权的一部分，但宋代科举及第者方被称为有出身，门荫被视为杂出身或无出身，在仕途上受到种种限制，[53]甚至有学者认为家族中上一代人仕宦成功，使得下一代选择以门荫出仕而非参加科举，反而导致了家族的衰落。[54]这种制度长期演化的线索，显示了日渐官僚化的趋向，而夹杂在两者之间的唐代社会的样貌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来加以定位。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士族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尽管士族早已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学术词汇，但各个研究者笔下的定义往往并不相同，缺乏“约定俗成”的共性，对其范围的界定也较为随意，自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以下，直至一般的地方豪强，皆可被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定义为士族或非士族，甚至可以说至今仍不过是将史籍中的旧名词搬至现代学术论著中，并没有将其锻造成一个具有明确边界与内涵的学术概念，大大影响了学术对话的深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学者需要将这一概念移译到英文语境中，更早意识到士族这一名称指向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不同的译法之间反映的是不同学者对士族定义的分歧。[55]中文世界的学者反而缺少了这种“陌生感”，习惯于在行文中交替使用士族、门阀、大族、名门等近义词汇，同时对概念表述与运用的精确性也缺乏足够的自觉，[56]而对“工具概念”的提炼恰恰是现代学术的重要特征。[57]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做法，“门阀”同样是史籍中常见的名词，但田余庆通过对门阀政治精确而严格的定义，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分析性的“工具概念”，并与士族政治做了区分。[58]或许学者可以不同意他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特殊性的判断，但这一学术概念的成功提炼，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基础。如何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士族这一名词内涵与外延，把握其与其他朝代官僚家族的本质区别，是将其从名词变为有效学术概念的关键所在。

在既往的研究中，关注的是士族作为官僚存在的“仕”与作为士大夫文化认同的“士”这两翼，聚焦于士族的仕宦、门第、婚姻、家学，但对于如何来定义一个士族成员的范围，则缺乏足够的讨论。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否存在一个宗族意义上的士族，借助大量出土的墓志资料我们不难注意到士族基本的家庭结构是同祖共居，符合杜正胜“唐型家庭”的设想，[59]但同样我们也注意到在士族的生活世界中，不乏从兄弟、再从兄弟甚至服属关系更远亲属的存在，有些关系还相当密切，这种从家庭至房支再到士族的网络如何组织与运作，或者说一个郡望事实上是由复数的家族所构成的。[60]另一方面，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文献中被大量载录的士族房支是否真实可靠，如何迁徙分化而成，[61]不同房支间的关系乃至“衰支”与“盛支”升降的要素，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揭示。之前的学者往往将士族预设为一个稳定的客体，所关心的是士族与政治、文化等外部世界的关系，事实上，在士族成员分享共同郡望的同时，学者对其内部的构造、分化与连接反而所知无多。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伪冒郡望与攀附世系的现象，即使公认的士族门第，在谱系上存在断裂与疑问者亦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进一步大胆追问士族的身份到底是基于血缘还是认同。士族的“族”与宋明之后宗法制度下“族”在观念与实质上的差异，[62]某种意义上也映射出中古社会的特性。

同样在跨断代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某些被断代史研究者视为独特的现象，在其他朝代中亦不罕见。例如，中古士族研究者往往会勾勒出两种典型的家族，一种是带有武断乡曲性质的豪强家族，另一种则是会主动周济穷困的乡党领袖。事实上，豪横与长者一直是古代士大夫在乡里的两种典型面貌，绝非中古社会所独有。[63]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汉晋、唐代、宋代的家族史研究者都注意了母族、妻族在士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超过某些父系亲属，尤其是大功以下的亲属，依于舅家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但不同断代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传统，提供的解释却有相当的不同。研究汉晋家族的学者认为这是父系意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结果，[64]唐代士族的研究者则指出与士族门第婚有关，[65]西方汉学家似乎以为是宋代的特殊情况。[66]因此，在比较的过程中确定何者系中古士族的独特性，何者又是官僚家族政治社会行为的普遍共性，形成界定士族概念及范畴、进而把握中古社会特质的参照系，当然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或许会最终否认士族社会的特殊性。

现代学术训练的规范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对于哪个问题重要、哪个问题不重要的认知并不是完全来自史料，而是来自于经典研究设置的“路标”，但是“路标”带来的遮蔽与陷阱同样需要引起反省。在这一背景下，批判性地反思近百年来中文世界士族研究脉络的形成与分岔，借助学术史的清理来寻找研究再出发的起点，或许才是学术史研究的本义。

[1]对历史进行分期，所蕴含的基本假设便是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进化史观，容易导向对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终点的预言。关于这一类型史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参读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探讨》，《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8页。

[2]这种研究议题的细化及去中心化的现象，无疑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但造成的一个弊端是理论框架与具体研究间的脱榫，即在日常教学中通行的对时代特征的种种解说，大体仍是在1980年代以前围绕历史分期论争架构而成的，只是去掉了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表述，年轻一代研究者或出于对既往论争的厌倦，围绕新史料、新议题展开的研究大都具体而精细，有意无意间回避了对时代分期这类巨大而陈旧设问的回应，同时也放弃了将累积的实证研究提升至时代特质加以把握的努力。当然类似的变化，同样发生在日本学界，作为在战后论争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日］谷川道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的前言中对日本年轻一代学人对历史分期问题的淡漠表达了失望，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23页。

[3]汉代、宋代官僚家族研究数量甚多，在此无法一一枚举。唯在理论预设上，对汉代大族的研究多聚焦于豪强兴起及对地方的控制，有将其视为士族社会“前身”的意味，而对宋代官宦家族的研究则侧重于观察科举对官僚家族延续及社会流动的影响，新近的综述可参读张天虹：《“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台北：史语所专刊102，2001年。

[5]［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总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3-325页。

[6]对研究脉络的梳理可参读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20页；较为全面的综述见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

[7]此处仅述及士族研究的专题论著，陈寅恪论著中亦有不少涉及士族者，影响颇巨，所论多与社会升降及政治集团有关，故于下文详论。

[8]如许冠三对民国史学有“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分类，《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27-461页。

[9]关于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参读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9页；［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另参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972-982页。［日］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说史的展望》对战前及战后初期中日双方学术史脉络也有明快的梳理与批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10]这一缺陷在论战过程中学者自身便有反思，如陶希圣对“公式主义”的批评，主张首先要多收集资料等。

[11]这一论战中产生的最有影响与分量的著作无疑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理论的退潮，学术风向的移易，对这一著作的评价也发生着变化。1947年顾颉刚评价该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一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而较晚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中对此书的评价则相当苛酷，讥郭氏的古史分期学说“一错再错”、“屡改屡错”，第376-412页。

[12]增渊龙夫指出战前如杨联陞、宇都宫清吉等学者对东汉豪族问题的讨论，仍是从社会经济史入手的，显示出大的学术环境的影响，参读《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说史的展望》，《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第17页。

[13]对于这一时代的研究风气与概貌，可参读王学典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14]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关于身份制的探讨更侧重法制史的取径，中国学者对人身依附关系的讨论，多从小农破产、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等方面入手，本质上仍是从经济基础出发。

[15]黄静：《食货学派及其对魏晋封建说的阐发》，《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

[16]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365-424页；另参何刚：《郭沫若与魏晋封建论者围绕汉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卷。

[17]尚钺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历史纲要》，又翻译过《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颇具理论造诣，但也与当时大多数论争的参与者一样，是在通史与理论这两方面的关照下主张某一分期说，而非从实证研究出发形成理论论述。尽管同持“魏晋封建说”，他与唐长孺、王仲荦等断代史研究者仍有相当不同。

[18]参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尤其是绪论《汉代社会结构》及综论部分《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

[19]唐长孺在1947年、1957年、1959年分别发表了《论五朝素族之解释》、《南朝士族的衰落》《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等文，至1962年仍以“士族门阀制度”为题进行演讲，1983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录《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等文，《拾遗》所收论文是1958-1982年间陆续写成的，可知唐先生对此问题长期关注，即使在特殊时代，仍有持续思考。（参《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附录于《讲义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15页），但比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的相关章节，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这方面的论述仍偏居一隅。另值得注意的是唐长孺在1957年出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其中第四章《东晋南朝的豪门地主》本质上讨论的是士族问题，但从土地兼并、奴婢占有等经济方面切入，虽有时代烙印，或也反映了作者长期的研究取向。若将此书与研究时段相近的《东晋门阀政治》相比较，颇具意味。

[20]既往较有影响力的论著如王伊同《五朝门第》，基本上是将东晋与南朝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

[21]《东晋门阀政治》初版时曾将士族政治与门阀政治相混用，至第二版时删去了“士族政治”这一较易产生歧义的提法，进一步强调了门阀政治的特定内涵，见《东晋门阀政治》改版题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由于田余庆将东晋门阀政治定义为皇权政治的“变态”，他对日本学者笼统地将中古时期视为贵族社会，持保留意见。近年阎步克在此基础上，以制度史观的视角，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二千年一贯制的假说，形成对历史需要分期这样主流预设的挑战。参读阎步克：《波峰与波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6页。另参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23]日本学者对中世贵族社会的研究无疑与历史分期论争密切相关，参读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第359-391页；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欧美学者的研究，则与1960-70年代整个西方史学对社会结构与流动的关心有关，其取向则是社会史的。参读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 年第4 期。

[24]尽管有不少论著特别是士族的个案研究，会论及士族的乡里势力及婚姻网络，但这些讨论仍谈不上是社会史取向，论乡里多涉及地方势力形成发育及在王朝权力构造中的位置，论婚姻选择则往往与政治集团的划分相联系。

[25]除《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外，这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等。

[26]自1980年代初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使陈寅恪重新回到学者视野中，但早期对陈寅恪的评价仍是有所保留的，例如万绳楠1986年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写的前言中强调陈寅恪已运用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将他定位为“不仅是我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且是从资产阶级史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桥梁”，来彰显其地位，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进入1990年代后，才有彻底的改观，1990年举办了多次具有广泛影响的纪念陈寅恪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1996年出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功地将一个学术人物公众化，陈寅恪本人在被大众媒体神话的同时，他的学术遗产再次成为中文世界中古史研究毋庸置疑的基石与起点。

[27]关于这方面的反思，可参读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28]同时期的另一变化是传统上与历史分期论争关系密切的研究议题在1980年代之后都日渐衰微，但士族研究则转趋活跃，这也从侧面印证笔者的判断，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无关。

[29]戴燕已指出民国学者对魏晋风度的表彰，颠覆了传统对玄学空疏及清谈误国的批评，进而建立起现代学者理解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线索。戴燕：《从替玄学平反到魏晋风度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6页。

[30]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转型过程中知识阶层因经济、社会地位的下降，引发的焦虑刺激了这一关怀的产生，从更长的时段加以观察，自1905年科举废除，士大夫的社会生产机制不复存在后，传统被视为四民之首的“士”如何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群体，无疑也属现代化转型中的一部分。另参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31]这一脉络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大约是阎步克对于士大夫阶层形成的研究，出版之后引发了超越断代史领域的学术影响，《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2]陈永发等访问：《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9-173页。

[33]尽管许倬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英文版1967年出版后，在西方学界有不小的影响，甚至影响不局限在汉学圈，还包括了社会学，但晚至200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不过其核心观点《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1963年便刊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下，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台湾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阶层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并非新知，《左传》昭公三年“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的著名记载为学者熟知。许倬云也自承受其师李玄伯春秋间君子小人凌替之说的启发，许倬云及下文讨论毛汉光的研究，与其说是发现了前人所没有发现的重大变化，毋宁说是将这种变化用更加科学、可验证的方法来加以证明，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另参许倬云《社会学与史学》，《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78-479页；《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第228-233页。

[34]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可参读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9-83页。

[35]毛汉光作为台湾本土培养的第一代史家，在研究方法上深受许倬云的影响，如他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绪论部分，复制了许倬云著名的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四个范畴相生相应的体系图，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25页。另参《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第173页。

[36]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

[37]除前引《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另两篇相关论文是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收入《求古编》，第336-358页；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收入《天下一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5-354页。另值得注意的是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中借助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的官僚制模型，将南朝至中唐的世家大族对政权的垄断视为“以团体自身利益为目标的自主型”，唐宋以下以经义取士，则是“以延续团体自身意识的自主型”，并提出中国官僚组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政权运行重要部分正式的官僚体系，另一面士大夫人际网络构成了正式政权系统以外的非正式政治权力，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体现了作者在长时段社会结构变迁视角下的观察，《求古编》代序，第10页。

[38]这点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开篇“统治阶层与社会领袖”一节中述及的相关理论及学术史中体现的相当明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39]王晴佳《台湾史学史》及许倬云为该书写的序中都提及，台湾史学研究的几次转向动力并非完全出自本身学术传统的演变，而是受台湾本身社会文化氛围变化及欧美学术潮流的双重影响所致。

[40]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3卷4期。

[41]饶有趣味的是，作为新史学浪潮的主要推动者，一向颇有理论关怀的杜正胜虽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分期常有讥评，但在1981年为《吾土与吾民》撰写导言时特别强调“扬弃了马氏的阶段论，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仍然要讲，否则祖先数千年缔构历史文化的业绩非成为断烂朝报的烂账不可”，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第2-3页。王晴佳在《台湾史学史》中以此引出话题，批评杜正胜《编户齐民》一书，依然是对社会转型的描述，而未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第78-81页。

[42]事实上这种困境降至材料大为丰富的明清，在以女性文集为基础的才女文化研究中亦不能摆脱。而学界内部对性别史研究是否真正“改写历史”也有所反思，游鉴明：《是补充历史抑或改写历史？近廿五年来台湾地区的近代中国与台湾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3期。另参王晴佳：《台湾史学史》，第234-238页。

[43]参读陈弱水：《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62页；廖宜方：《唐代的母子关系》，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

[44]事实上，尽管既往的研究论及士族通婚圈者甚多，但对于门第婚在士族社会中的意义认识仍有不足。如刘禹锡《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中分梳了冠冕与门阀的不同指涉：“统而论之：三大卿、两连率、三翰林学士、一执金吾，言冠冕者许为世雄。与姑臧李、范阳卢世为婚媾，入于姻党，无第二流，言门阀者许为时表”，则婚姻圈构成了门阀的根基，瞿蜕园 笺证：《刘禹锡文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45]如颜之推曾云：“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沈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腼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在皇权主导下了北朝，士人失去了退隐的权力，无疑强化了士族官僚依附的一面，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99页。

[46]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一文中对此已有初步讨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47]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另参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第378-384页。

[48]经典的定义如陈寅恪所言：“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稍显不同的是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抉出《宋书·索虏传》“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的记载，认为“不在发例”者即属于士族，则至晋、宋间，随着士庶差别日趋严格，也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10-111页。

[49]参读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98-400页；张泽咸：《谱牒与门阀士族》，《一得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146页。

[50]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32-35、50-53页。

[51]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本3分。

[52]科举成功对于官僚家族维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基本上是宋代家族研究者的共识，较早的个案研究可参读［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53]王曾瑜：《从门第到有无出身》，《燕京学报》新22期。

[54]宋史学者早先对门荫的研究中，虽然已指出门荫入仕后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但仍将其视为保障官僚特权的一种制度设计，参读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但研究宋代官僚家族的学者则在具体个案研究中观察到了制度运作的实态，如黄宽重对江西浮梁程氏的研究中指出程节以科举入仕，兴盛家族，至第三代则全以荫补任官，导致衰败，收入《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11-230页；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62页。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戴仁柱对四明史氏的研究中提到，四明史氏至第六代时进士越来越少，但仍通过门荫维持，暗示门荫虽无法使家族兴起，但至少延缓了衰落的速度，《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第167-171页。柳立言则认为科举普遍化后，进士就变成了基本资格，要上升至高层官员，仍依赖人际网络的作用，流动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低层官僚，呼应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一书中提出的“新门阀”说，《何谓“唐宋变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2008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页。

[55]西方学者在撰写英文书评时便已注意到译名分歧的意义，［美］Robert M. Somers "The Society of Early ImperialChina: Three Recent Studies",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1 (Nov.1978), pp. 127-142.另参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文史哲》2017年第3期。

[56]事实上，日本学者在使用“贵族”与“豪族”这两个常用概念时，同样也缺少明确界定的自觉。

[57]张广达在评述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特别指出善于运用概念化的理性思维是他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关键，《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52页。同样，陈寅恪治学的特点也是善于提炼具有涵括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58]另一个值得提出的例子是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对张仲礼绅士身份界定的批评，何氏列举各种材料，尤其是透过小说《儒林外史》反映的普遍社会观念，反对张仲礼将生员归入士绅阶层，形成了有效的反论，但在中古史领域中很少看到这种围绕概念运用及边界形成的论争，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38-45页。

[59]杜正胜：《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古代社会与国家》，第800-815页。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所云：“玄孙既别自为世，则各详其亲，各承其所出”之说虽被视为唐宋间谱牒乃至家族观念转变的重要例证（《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76页），但实质上与墓志呈现的唐代士族家庭情况相类，反倒透露出唐宋士人家庭结构连续性的一面。

[60]许倬云已敏锐地注意到《颜氏家训》中广为学者称引的记载，“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实际体现的是南北间对于族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认知，进而提出唐代兼顾南北之俗，一方面肯定近亲族属，另一方面与别的房分，保持了“联盟”的松懈关系的假说，《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求古编》代序，第8页。

[61]这方面学者已有初步讨论，参读王晶：《唐代的房分与家族分化》，《成大历史学报》第49期。

[62]对于宋代宗族制度概观性的研究参读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63]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4卷4期，第45-95页。杨联陞早年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中区分清流豪族与浊流豪族，便已揭示了类似的分野。柳立言也曾谈到刘增贵论及汉代家族的情况与宋代类似，《何谓“唐宋变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27-28页。

[64]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107页；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154页。事实上，目前士族研究和宗族、家庭史研究基本上处于两条平行线上，这或许是对类似现象形成不同解释的重要原因。

[65]陈弱水：《隋唐五代的妇女与本家》，《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第3-162页。

[66]［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0-215页。事实上，本书所论及宋代官僚家族的一系列社会行为，如早期婚姻网络集中本地，发迹后出现了跨地域通婚，宦途成功后移居于开封附近等，都非宋代所独有，而是跨断代的现象。另值得注意的是［美］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中对柯睿格、何炳棣的批评，认为其仅关注父系的直系亲属，夸大了宋以后的社会流动，强调叔伯及妻族、母族大家庭的影响，暗示宋明以后官僚家族的社会行为及结构与中古士族仍有类似之处，妻族与夫族社会地位相当，女性及其戚属在家庭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8-220页。

原载于《文史哲》2018年第6期。感谢仇鹿鸣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编辑：刘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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