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 ：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埋葬设施，主要有帝陵、诸侯王陵和列侯墓等三种。帝陵的考古，迄今仍限于陵园等地上建筑遗存以及部分地下埋葬设施的勘探和发掘，陵墓主体尚未开展考古工作，但诸侯王陵和列侯墓却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初步揭示了当时王侯陵墓的面貌和内涵。

诸侯王是汉初即设立的王侯分封之制的第一等爵，最初是“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但到了汉高祖末年，则“非刘氏不能封王”，只有皇子以及原有诸侯王的继承者才有资格被封为诸侯王。因此，诸侯王陵是仅次于帝陵的大型埋葬设施。

西汉诸侯王陵考古，始于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墓（葬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前后；又名“满城1号墓、2号墓”）的发掘。此后，西汉诸侯王陵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迅速展开，并且有不少重要发现。譬如，1971～1977年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发掘者认为，该墓葬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87年；又名“红土山汉墓”）、1974年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及王后墓（葬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前后；又名“大葆台1号墓、2号墓”）、1983年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葬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前后）、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汉前期某代楚王墓）、1995年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5)（墓主人为卒于公元前98年的济北王刘胡，或是卒于公元前87年的末代济北王刘宽；又名“双乳山1号墓”）、2006年安徽六安双墩六安恭王刘庆墓（葬于汉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又名“六安王墓”）、2010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易王刘非及王后墓（葬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前后；又名“大云山1号墓、2号墓”、或“大云山江都王陵”）等的清理和发掘，以及1992～1994年河南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遗址的勘探和发掘(6)等。迄今为止，经过考古勘探、清理或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及王后墓计有58座，分属于21个王国(7)。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诸侯王墓大多经过盗扰，保存信息多不完整，因而，多数诸侯王及王后墓的具体年代和墓主人难以准确断定。尽管如此，基于众多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界结合文献记载的长期研究，关于西汉诸侯王墓的陵墓制度等还是获得了基本的认识(8)。

就西汉诸侯王陵的地上建筑设施来说，尽管大多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科学确认，但一般来说，都有夯土墙垣及门、寝及堂等礼制建筑、封土（横穴崖洞墓除外）以及道路系统、排水系统等构成的陵园(9)，陵园内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有的有陪葬坑。就墓葬的结构和形制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竖穴土石坑墓和横穴崖洞墓两大类，其中，前者根据其墓室和棺椁的差异又可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黄肠题凑墓和竖穴石室墓三种。实际上，墓葬形制和结构上的差异，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性，也反映出一定的地域上；木椁墓和黄肠题凑墓都属于木构椁室墓，只不过两者的结构和构筑方法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就随葬制度来看，车马陪葬是为常例，并且是有别于其他高等级贵族墓的主要特征之一；随葬品丰富，数量多，种类多样。装敛方式和敛具多有异同，而玉衣的使用与否、玉衣联缀之“缕”在材质上的差异，往往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世及其差异。

在汉代，列侯又称之为“彻侯”、“通侯”，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爵，自西汉初年就开始分封。最初是“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但汉高祖末年之后，群臣异性的有功者可以封侯，即所谓“功臣侯”；皇族子弟和外戚也可以封侯，即所谓“皇族侯”。因此，西汉列侯墓是仅次于诸侯王陵的高等级墓葬。

西汉列侯墓的考古，大致始于1961年湖南长沙砂子塘西汉墓的发掘(10)。此后，西汉列侯墓又多有勘探和发掘，择其要可举例如下：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西汉文景时期的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夫妇墓；又名“杨家湾4号墓、5号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2号墓，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86年前后；1号墓，利仓夫人辛追墓，下葬年代略晚于3号墓；3号墓，第二代轪侯利豨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前后）、湖南永州鹞子岭汉墓（西汉末年泉陵倾侯刘庆夫人墓；又名“鹞子岭2号墓”）、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墓（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卒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62年；又名“沅陵侯吴阳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又名“双古堆1号墓、2号墓”，或“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江苏徐州簸箕山3号墓（墓主人为汉景帝时期的宛朐侯刘埶，卒于汉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前后；又名“宛朐侯刘埶墓”），以及2010年发掘的西安南郊凤栖塬汉墓（8号墓为富平侯张安世墓，卒于汉宣帝元康四年，即公元前62年，又名“富平侯张安世墓”或“凤栖塬张安世墓”；25号墓为其夫人墓）(11)等。据统计，迄今经过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20余座，属于16家列侯(12)。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和海昏侯刘贺墓之外，西汉列侯墓的考古大多同样是集中于墓葬主体部分的发掘，而对地上墓园建筑等遗存的勘探和发掘比较缺乏，使得我们对西汉列侯墓的认识远不系统。此外，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下葬年代为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与海昏侯刘贺墓（公元前59年）属于同一时期，更易于比较观察。

西汉列侯墓同样是由地上建筑设施和地下埋葬设施两大部分组成。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的考古发现可知，列侯墓的地上建筑有墓园、祠堂类建筑、祔葬墓和封土等，但迄今从考古学上比较全面确认的只有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地。以张安世墓为例：墓地的中心为墓园，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周长约708米，四周以兆沟为界，兆沟长宽各不相同，并且互不连通，但却明确地标示出墓园的范围；墓园中心为张安世墓（8号墓），坐南朝北，甲字形竖穴墓，其东西两侧各有3个陪葬坑；张安世墓东侧是其夫人墓（25号墓）；墓园东部有平面近方形的祠堂建筑，边长19米，可与文献记载的“起冢祠堂”(13)相印证；墓园的东、西、北侧分布有12座祔葬墓。就西汉列侯墓的形制和结构来看，主要是竖穴木椁墓，西汉中期虽然出现了砖砌墓室，但其顶部仍然使用木板覆盖。随葬品也很丰富，当然比诸侯王墓要少。在装敛方式和用具方面，有的使用银缕甚至金缕玉衣(14)。

海昏侯刘贺墓作为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其埋葬和祭祀设施，从考古学上来说，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如墓园建筑、祭祀设施、祔葬墓、陪葬坑、封土、墓室、棺椁、装敛用具和随葬品等。这里对这些要素逐一分析。

据文献记载，西汉列侯墓建有墓园。《汉书·董贤传》：“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但是，此前在考古学上并未确认完整的实例。前述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虽发现有墓园，但它是以兆沟为墓园四界。然而，经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的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平面近正方形，边长490米，四面筑有夯土墙垣，陵园内发现有道路和排水设施，陵园东侧有宽45米的司马道(15)。据报道，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园平面呈梯形，陵园墙周长868米，四周有夯筑墙垣，东墙和北墙上设门，门外发现有疑似门阙的建筑基址，陵园内有完整的道路系统、排水系统和水井等设施。很明显，海昏侯刘贺墓园在平面布局和结构上与大云山江都王陵陵园近似，但规模要小得多，并且其形制也没有后者方正，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别。但是，它的规模与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近似，但比后者要完善和规整，并且有四周闭合的墙垣以及门阙，显示出它们虽然都属于列侯等级，但比后者更为完善。因此，海昏侯刘贺墓园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的西汉列侯墓园。

祭祀设施，是西汉诸侯王陵和列侯墓园的基本构成部分。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济南腊山汉墓（西汉早期某列侯夫人墓）附近瓦当、铺地花纹砖等建筑材料的发现，显示出其墓旁应有祠堂类建筑设施(16)；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墓园的东部，发现了祠堂类建筑基址，与文献记载的“起冢祠堂”相合，实证了西汉列侯墓旁确有祠堂类祭祀建筑的存在。海昏侯刘贺墓（1号墓）的墓前，发现有边长10米的寝类建筑基址；刘贺墓和夫人墓（2号墓）的墓前，发现有东西长14米、南北宽10米的祠堂类建筑基址；祠堂类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发现有园寺吏舍类建筑基址。另外，作为祔葬墓的4号墓、5号墓和6号墓的墓前，各自也有祠堂类建筑。海昏侯刘贺墓园的祭祀设施虽然规模不大，但种类齐全，是迄今所见祭祀设施最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

西汉诸侯王陵园和列侯墓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诸侯王陵的陪葬墓和列侯墓的祔葬墓。据考古发现，诸侯王陵中，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内的北部，发现有11座陪葬墓；在陵园外的东侧，发现2座陪葬墓(17)；列侯墓中，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的东、西、北三面，分布有12座祔葬墓。海昏侯刘贺墓园内共发现9座墓，其中，1号墓和2号墓为刘贺夫妇墓，其余7座为祔葬墓，分布在刘贺墓以东和以北的墓园内。这不仅是考古确认的西汉列侯墓有祔葬墓的又一个实例，而且是祔葬墓和主墓均分布在墓园内的第一个实例。这种祔葬墓分布在主墓附近并在墓园内的格局，与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明显不同，但与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多有近似之处。

陪葬坑作为墓葬的外藏椁系统，是西汉王侯陵墓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且埋葬物多样，内涵复杂，尤其是墓葬类型为竖穴土石圹木椁墓的情况下，陪葬坑更是发达。譬如，山东临淄大武齐王墓周围有5个陪葬坑(18)，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周围有14个陪葬坑(19)；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结构虽然是横穴式崖洞墓，但在墓葬外发现5座陪葬坑，其中已发掘的2个陪葬坑中出土陶兵马俑2300余件(20)。列侯墓使用陪葬坑的情况并不普遍，但也发现有数例。譬如，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道外侧有13个陪葬坑，分别埋葬车马、铜器、陶骑马俑和立俑(21)；徐州宛朐侯刘埶墓的西北方有一处陪葬坑，出土男女陶俑25件(22)；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墓道东西两侧各有3个计6个陪葬坑，分别埋葬陶甲士俑、木甲士俑、木质明器车马，以及与军旅有关的各种金属兵器、印章和其他用具，仅6号坑就出土陶质和木质甲士俑520余件以及铜钟、铜钺等。有迹象表明，列侯墓在墓外是否单设陪葬坑，似乎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而坑内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则更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现。海昏侯刘贺墓的西北侧，设有一处长方形陪葬坑，南北长17.7米、东西宽4.24米，坑中埋葬实用真马车5辆、马20匹。就陪葬坑的使用来说，符合西汉列侯的葬制，但是，陪葬坑中埋葬实用真车马，并且多达5辆，显然与一般的列侯墓有别，更远远超出了墓主人刘贺卒时的境遇，其原因值得深思。

封土又常称作“坟丘”，为西汉王侯陵墓所必备（有些横穴式崖洞墓除外），但其规模和形制多有差别，其大小和高低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关于西汉诸侯王陵封土的高度，当时的文献无载，但据《周礼·春官·冢人》郑注：“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西汉的四丈，约合今9.3米。据考古勘察，北京大葆台1号墓的封土底径东西约50米、南北约90米，顶部圆平，残存高度为8米(23)；河北定县40号墓，封土残存高度为16米(24)；山东临淄大武齐王墓，封土高达24米。上述诸例中，除大葆台1号墓封土的残存高度由于种种原因低于西汉列侯坟丘高度的四丈外，其余各墓虽经千年风雨侵蚀，其封土高度都大大超过列侯坟丘的四丈。很显然，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和列侯的坟丘高度，无疑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但是，西汉列侯墓封土的情况比较复杂。就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来看，封土底部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咸阳杨家湾5号墓封土呈覆斗形，可能与陪葬汉高祖长陵被特别赐用有关；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封土高达20米(25)（约合西汉的8.65丈），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封土高约15米（约合西汉的6.5丈）；其他列侯墓的封土高度一般高8米以内，约合西汉的三丈五尺，都不足文献所说的四丈，或许与千年风雨侵蚀有关。海昏侯刘贺墓的封土呈覆斗形（下面还有方形的夯土基座），残存高约7米（约合西汉的三丈），考虑到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其原来的高度应当符合文献所载西汉列侯墓坟丘的高度，但其形状与常见的圆形或椭圆形有别，而与西汉帝陵的覆斗形相同(26)，其原因同样值得深思。

墓室作为墓葬的主体部分，其形制、结构、规模大小等，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直接相关。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列侯墓的墓室，除河北邢台汉墓为砖室墓(27)、徐州宛朐侯刘埶墓不设斜坡墓道之外，其余的列侯墓均为带一条墓道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其中，除咸阳杨家湾汉墓、济南腊山汉墓的平面形制为曲尺形外，其余均为“甲”字形，但墓道的朝向多有不同。可见，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石坑木椁墓，是西汉列侯墓的一般形态，而海昏侯刘贺墓也正属于此类。刘贺墓坐北朝南，墓口南北长17.2、东西宽17.1米，加上墓道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其规模在西汉列侯墓中大致属于中等。譬如，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墓口南北长9.2米、东西宽7.65米；永州鹞子岭2号墓，墓口东西长10.3米、南北宽9.2米(28)；沅陵虎溪山1号墓，墓口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4.2米(29)；马王堆1号墓，墓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30)；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墓室南北长35米、东西宽24.5米。当然，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室，比有的诸侯王及夫人墓还要大些，如河北献县36号墓，墓口东西长12.6米、南北宽10.2米(31)。不过从总体以上看，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室结构和规模，属于典型的西汉列侯葬制。

墓室内用木材构筑木椁，木椁内设置棺室、放置棺木，是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但木椁的平面形制、大小、结构、空间分隔以及木材的用料等多有不同，棺木的大小和重数也多有不同。以往发现的西汉列侯墓中，咸阳杨家湾5号墓为一椁一棺，棺椁之间放置随葬品；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墓坑内，构筑前椁室和主椁室；绵阳双包山2号墓（汉武帝时期列侯级别的墓葬）的椁室内分隔成前室和后室，后室内放置棺木，前室分隔成5个器物厢(32)；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的椁室用隔板分隔为棺室和头厢；长沙马王堆1号墓椁室内设棺室，棺室内放置四重套棺，棺室和椁室之间分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室中央为主椁室，其东端近墓道处的南北两侧为外藏椁室，主椁室内分隔成棺室、头厢和南北边厢；长沙401号墓（西汉后期某代长沙王或王后墓）的椁室结构(33)与虎溪山1号墓雷同；永州鹞子岭2号墓的椁室内，用枋木分隔成前庭和后室。这次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墓圹内用枋木整体构筑方形木椁，木椁的中央构筑方形的主椁室，主椁室外围四周用木板分隔成乐车库、车马库、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器库、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厨具库等12个器物库（厢），分别随葬不同类别的器物；主椁室与器物库之间是环绕一周的回廊式过道；主椁室内用木板分隔成西室和东室，两室之间有门道相连，西室内放置随葬品（包括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的漆木家具），东室的东北隅放置二重套棺。这是迄今所见西汉列侯墓中设计最为严密、结构最为复杂、布局和功能最为清晰的木构椁室。这种椁室及其布局结构，总体上看与以往发现的西汉列侯墓椁室相似，属于列侯葬制无疑，但是，其平面布局和结构又与西汉诸侯王墓中“黄肠题凑”椁室的布局结构多有相似之处（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定县八角廊汉墓、盱眙大云山1号墓、安徽六安王墓以及长沙象鼻嘴1号墓等），如椁室中央设主椁室，主椁室分隔出棺室，主椁室外有回廊，回廊四周分隔成若干放置不同种类随葬品的空间等，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只不过主椁室四壁的构筑方式采用的是枋木和木板竖向构筑而不是枋木横向题凑而已。就刘贺墓的棺椁尤其是木椁结构而言，它总体上采用的是列侯墓的棺椁制度，但与此同时，它又具有某些“王制”的影子和王墓的气派。

西汉时期，王侯死后的装敛方式和装敛用具，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身份直接相关，尤其是玉衣的使用与否、玉衣联缀之“缕”在材质上的差异，更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差异。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常用的敛服，并且因死者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34)。同时，某些达官显贵经皇帝特赐也可享用玉衣装敛。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玉衣制度在西汉时期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有的诸侯王和列侯也使用金缕玉衣，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高邮天山广陵王刘胥夫人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等诸侯王及夫人墓，都发现了金缕玉衣；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也发现了金缕玉衣。西汉列侯墓中，咸阳杨家湾4号墓和5号墓、绵阳双包山2号墓等则出土有银缕玉衣；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发现有玉衣残片。海昏侯刘贺墓的装敛方式及用具的情况尚未详细披露，但据实地观察，尸骨上面呈“十”字形覆盖6块大玉璧，尸骨下铺有用包金丝线连缀的方形琉璃片组成的琉璃薦席，薦席下按每排5个、上下20排的方式铺设金饼；头部有镶嵌玉璧的漆面罩。这是此前发掘的诸侯王和列侯墓中从未见到的一种装敛方式。用薦席和玉璧装敛，或许是西汉列侯墓的装敛方式之一。随葬品是古代墓葬的必备之物。西汉时期在“事死如生”的观念下，王侯陵墓的随葬品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不乏珍稀、精美之物，成为墓主人生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识。据报道，截止到2016年2月底，海昏侯刘贺墓已清理出土各种文物1万余件（套），包括青铜器、铁器、金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简牍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美，为迄今西汉列侯墓考古所仅见，尤其是成套的鎏金编钟、孔子及弟子画像的漆木家具、大量的金饼以及麟趾金和马蹄金等，更是令人瞩目(35)。由于棺柩等的室内发掘尚未结束，考古资料的清理尚在进行之中，这里仅就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问题之一，关于车马陪葬。考古发现表明，西汉王侯陵墓流行用车马随葬(36)，并且一般是3辆车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和2号墓、济南洛庄汉墓11号陪葬坑等，均为3辆实用真车马。但是，也有例外，如临淄齐王墓随葬4辆，满城中山王刘胜墓随葬6辆，夫人窦绾墓随葬4辆；大云山1号墓西南侧的2号陪葬坑随葬实用真车马5辆（另外，陵园东南隅的7号陪葬坑随葬明器车马50余辆，其中已清理出土4辆）(37)；永城柿园汉墓墓道内随葬实用真车马2辆（另有明器车车马2）(38)；安徽六安王墓的西南方有一座车马陪葬坑，残存4辆车和8匹马的残迹(39)等。不过，汉宣帝和元帝时期的诸侯王陵都是随葬3辆，说明有时代差异(40)。过去一般认为“只有诸侯王一级的才有大型实用真车马，列侯以下未见”，但也有特例。此前已经发掘的20余座西汉列侯墓中，有2座墓用真车马随葬，即杨家湾4号墓随葬有实用真车马(41)，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前椁室内随葬实用驷马车2辆。这次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陪葬坑中埋葬5辆实用的真马车和20匹马，是列侯墓用真车马随葬的第三个实例，并且是随葬车马最多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杨家湾4号墓发现有银缕玉衣，墓主人被推定为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也用玉衣装敛，而张安世作为昭宣时期的重臣，曾与霍光一起先是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共谋废王，尊立宣帝，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42)，可见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海昏侯刘贺则截然不同，先是为昌邑王十三载，后又当了27天的皇帝终被废，卒时只是一个行踪受到监视的海昏侯，按常理说是不可能用真车马陪葬的，但用5辆实用真车马陪葬又是事实（另在椁室内还随葬多辆偶车）。况且，清理出的车马具如盖弓帽、杠箍、龙虎首轭饰、辕首饰、衡饰、衔镳、当卢等多鎏金错银，制作极其考究，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中的“王青盖车”相似。看来，刘贺是把他做昌邑王时的车马用来陪葬了。

问题之二，关于编钟编磬陪葬。用实用的编钟编磬陪葬，也是西汉时期诸侯王陵一种常见的做法。譬如，济南洛庄汉墓14号坑为乐器陪葬坑，随葬有编钟一套计19件，其中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六套计107件，其中，20件一套的4套、14件一套的1套、13件一套的1套(43)。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西回廊随葬完整的实用编钟和编磬各一套，编钟包括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为玻璃质，计20件（另外，出土明器铜编钟三套计19件，明器陶编磬一套计22件）。但是，此前发现的西汉列侯级别的墓葬中，虽然有的也用编钟和编磬随葬，但那都是明器，如徐州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编磬一套9件，但均为长不足10厘米的陶质明器(44)；沅陵虎溪山1号墓出土明器陶编磬一套12件。西汉列侯墓中，此前尚未见到随葬实用编钟和编磬的实例。然而，海昏侯刘贺墓椁室内的乐器库出土实用的编钟2套、编磬1套。很显然，海昏侯刘贺墓用编钟和编磬随葬，显然超出了列侯的规制而与有的诸侯王墓相近，这无疑与他曾长期做昌邑王有直接关系。

问题之三，关于钱币及金饼陪葬。西汉时期，用钱币陪葬是上至帝王、下至官吏的常见葬俗，只不过陪葬钱币的数量多少不同而已；但用金饼陪葬，则仅限于帝王和皇族贵戚等。这当然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

就迄今发掘清理的西汉王侯陵墓来说，除了大多被盗掘而实际情况不明外，出土钱币的墓也有不少。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残存钱币300余枚，2号墓残存钱币约60公斤；满城刘胜墓随葬钱币2317枚，夫人窦绾墓随葬钱币1890枚；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西汉早期某代楚王之墓）出土钱币52640枚，重207公斤(45)；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17.6万枚(46)；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半两钱10万余枚(47)；永城柿园汉墓（西汉早期某代梁王或王后之墓）墓道内有一处钱币窖藏，窖藏内堆满半两钱等钱币，钱币成串放置，每串1000枚左右，计出土钱币约225万枚，重5500公斤(48)；长沙风蓬岭1号墓出土五铢钱163枚等。列侯墓中，阜阳汝阴侯墓出土半两钱33枚；永州泉陵侯刘庆夫人墓出土有半两钱和多种型式的五铢钱，但数量不详；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半两钱40枚。

用金饼随葬，主要见于诸侯王陵，而列侯墓罕见。随葬有金饼的诸侯王陵，满城刘胜墓随葬金饼40枚，重719.4克；夫人窦绾墓出土金饼29枚，重438.15克；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小金饼40枚、大金饼2枚，大马蹄金2枚、小马蹄金2枚，麟趾金1枚；献县河间王后墓出土金饼1枚，重250克(49)；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金饼20枚，重4262.5克(50)；河南永城柿园汉墓2号侧室门道外出土金饼1枚，重83克，系盗墓时所遗漏；长沙401号墓出土金饼1枚，重254.125克(51)；长沙风蓬岭1号墓（西汉晚期刘氏长沙国某代王后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克(52)。列侯墓中，随葬金饼者此前仅见西安张安世墓一例；其他列侯墓多用明器的泥金饼随葬，如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泥金饼230余个(53)。

这次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五铢钱约200万枚，重约10吨(54)；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计358枚；金板20枚；另外，据称棺内尸骨下还铺有金饼约100枚。海昏侯刘贺墓，无论钱币的数量还是金饼及马蹄金、麟趾金的数量，不仅为迄今所见西汉列侯墓出土钱币之最，而且与诸侯王墓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此前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和列侯墓大多被盗掘，其随葬钱币及金饼的真实情况已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钱币和金饼等数量之多，都远远超出了迄今所知的列侯墓乃至诸侯王墓，其背后的动因令人深思。

根据上述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海昏侯刘贺墓内涵复杂，从西汉王侯陵墓的丧葬制度来说，存在诸多矛盾现象，具有多重性格。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海昏侯刘贺墓属于列侯墓。如前所述，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园结构、形制、大小，墓前寝类建筑、祠堂等祭祀设施，祔葬墓，墓外陪葬坑的设置，封土及其大小，墓室形制、结构及规模大小，棺椁的结构及大小，使用两重木棺等，都表现出属于列侯墓的特征。因此从主体上说，海昏侯刘贺墓是一座列侯墓，并且是一座要素完备的列侯墓。

其二，海昏侯刘贺墓具有“王气”(55)。毫无疑问，海昏侯刘贺墓从整体上说属于列侯墓，但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一般列侯墓的规格而具有诸侯王的气势，主要表现在：陪葬坑中5辆实用真车马随葬；墓圹内用枋木整体构筑方形木椁，木椁中央构筑主椁室、主椁室外围四周用木板分隔成12个器物库、主椁室内又用木板分隔出棺室的椁室结构；成套的实用编钟和编磬的随葬等。就随葬品来说，以往的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列侯墓的随葬品也很丰富，但与王墓相比，大型铜器、鎏金铜器和大型玉器较少，金银器也主要是一些小件饰品”(56)。但是，海昏侯刘贺墓的情景却完全不同，随葬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大型器、多精美之器，具有鲜明的诸侯王墓的特点和气派。

其三，海昏侯刘贺墓所见倾其所有陪葬于墓中的废帝心结。海昏侯刘贺墓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尤其是200余万枚钱币、458枚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以及20枚金板等的随葬，更是超出迄今所见任何一座西汉王侯陵墓。尽管当时有赙赠制度，其中有的可能是赙赠品，但绝大部分应当是刘贺生前所拥有，尤其是从第一代昌邑王刘髆继承下来的财宝、器具和物品等。就刘贺的生平事迹来说，先是做昌邑王，后来又继承了帝位，但仅仅27天便被罗织种种罪名而被废；废后回到昌邑国，其活动仍受到监视；后来被封为海昏侯，但“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57)，就国江南豫章郡苟且偷生，但即便如此，后来又因扬州刺史举报，原来四千户的食邑又被削去三千户。这样的经历和境遇，使得刘贺临终前无疑充满了愤懑、忧郁、无助、无望之心。也正是这样的心结，加之刘贺死后朝中大臣“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58)，使得刘贺去世后埋葬之时，将其生前所有几乎全部进行陪葬，随他而去。车马钟鼓如此，金银财宝如此，奏章副本等统统如此。

总而言之，海昏侯刘贺墓在总体上是按照列侯的规制修建的，尤其是地上建筑和外部形态，无疑是一座典型的列侯墓；但墓内结构和设施，尤其是随葬品，在诸多方面又具有诸侯王墓的气势；而倾其生前所有进行陪葬的做法，显然是其跌宕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成为废帝之后屡遭贬斥的境遇和心结的反映。集列侯墓、诸侯王气势和废帝心结于一体，构成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多重性格和总体特征。换言之，海昏侯刘贺墓是基于刘贺的身世和废帝心结、多方面具有诸侯王墓气派的一座西汉列侯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