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陶器

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说二里头很有可能夏，极有可能夏，但我不能说它是夏，不能出一块甲骨我就说是夏，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同意孙庆伟老师的观点，人人争议夏文化是不严肃的，因为关于夏的讨论是非常严肃的，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每个人都有权利争议夏文化，可是怎么来看这个夏呢？我想，我们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回归逻辑、学理甚至是常识，和大家一起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今天大致的想法。

我们要说学术史大家都知道，从上个世纪初期的“古史辨”和疑古派史学，尽管有对它不满的议论，但显然疑古派荡涤了以往在中国古史问题上的疑云，为新生的考古学开辟了道路。前些年我们学界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但有没有疑古时代？怎么走出？如果走出往哪儿去，回到信古吗？比如说孙庆伟老师强调可信，是说西周时期提到了禹，可是燹公盨里面没有提夏，大量地提到夏的是战国到汉代的文献。但请大家想一想，那只是战国到汉代的人，他们眼中的夏，我没法直接对应于当时在夏具体的史实，这点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战国到汉代距离夏多长时间？如果是春秋的话还可以说几百年，到汉代的后期已经超过一千年了，相当于我们看宋代。我们比我们的后人更多地了解宋代吗？如果宋代也有新的出土文献的话，我们对宋的了解并不一定比我们的后代强。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看整个学界基本上有这样三大话语系统，第一就是文献本位（传说本位），一直以来就有，从司马迁甚至是更早一点。另外就是整合模式的，“二重证据法”，把文献整合在一起的，现在在中国考古学中是属于主流地位的。第三是考古本位。三大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有一个前后，但不是说完全对立的。

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来看，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的，是通过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存世的本纪对应上才使得殷墟成为信史，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就把二重证据法扩展为不带文字的地下出土的资料，要么是三重证据法，是不是进入了未知的状态，也就是说究竟是可以确立为信史还是说就是毛估估？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王国维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是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这两个都是文字材料。正因为是由于证明了殷周的存在，所以王国维先生非常乐观地说，“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种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认识前提。

王国维

所谓的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分界在哪儿？考古学时代划分上有这样的概念，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而原史和历史的概念区分是在于文字的有无。以前的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不接受三分法的，就是史前加历史。本人认为应该从晚商甲骨文出现开始才能被称为信史，之前的记载文字不足以自证王朝的划分。如果不认可三分法的话，光是两分法，应该是往上还是往下，二里头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如果从文本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史前，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有当时的文字出来能跟传世的文献对照起来的，才能叫信史，不管国家是不是有这个王朝了，这是两个概念。

安阳出土的商朝刻辞卜骨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界定的，那时候没有提原史的时期，也就是信史和传说时代，我们看徐旭生先生70多年前的话，“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没有什么考古学证据来否定徐旭生先生这句话。

夏鼐先生60年代对二里头、二里岗和安阳的描述，我们看看。“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这相当确切地表述了当时直至今日考古学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

这个表可以从学理上看，我们认为在中国考古学或者是上古史领域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最初各是各的，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以小地名命名的，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异议的契合，只能是殷墟，因为甲骨文出来了。之前企图把两大话语系统合二为一、对号入座式的研究，只能推论出来，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东西，为什么没法儿成为信史就是这个问题。我要依照我的考虑，夏商周三代以商为界，商王朝在信史和原始这个时代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前半段二里岗还没有到信史时期，殷墟进入了信史时代。一切关于夏甚至是商早期的认知，都是晚于1000年的汉代的人的认识，而且认识完全不一致，《春秋》、《左传》、《淮南子》、《史记》都是各说各的，没有大体上的框架。

我们的问题是夏文化可以讨论吗？当然可以，但如果没有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出土，夏文化问题可以解决吗？根本不可能解决。我们争论了几十年，孙庆伟教授最近出的书（《鼏宅禹迹》）里面有大量的论证，是非常好的资料，我们一直在争论，关于夏的中心区域，关于什么是夏文化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吗？当一个问题众说纷纭久议不绝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方法论的问题，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夏鼐先生在1977年对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后来改成是夏代王族及其他族广义的夏文化所建立的文化，像这样的概念，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属于考古学文化的反超，这是一群物的总和而不是一个人群的总和，当代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告诉我们，族属的认同是主观的认同而不是取决于他做了什么东西。孙老师刚才也做了分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大茶缸子是不是需要换的问题，统统都讲到了。

201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那天的纪念文章中只有我的是一分为二的，名字叫《大师与情结》，我们看夏先生当时对夏文化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说就决定了相关讨论的结果，这是根本不可能有结论的结局。几大遗址都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可能性的推测，这种能够讲史吗？右下角这一点，也就是说殷墟是独一无二的是排他的，因为甲骨文出来了，这就是原史和信史的最大的差别。

学术史以前提到了，有学者总结到北京大学是郑亳说的大本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主战场在河南。那时候我们的前辈，上个世纪下半叶我们的前辈大量地争论，一个认识的基础是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是科学的你是非科学的，我是真你是谬。到现在为止我和孙老师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这是学科和社会极大的进步。现在争论的焦点已经到了可知论，我说以往的都是可知论内部的内证，而现在是以许宏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不是说许宏和历史虚无主义不认可夏的存在，而夏的存在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就二里头而言我说它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我坚决不同意已经可以肯定它是夏差别就在这儿。

《考古》1974年第4期

这是夏鼐先生情结的另一个力证，他70年代已经高度自信地作为基本材料的简报的题目上明确了说它是早商，后来这个又被否定了，但否定的理由是不是有考古学的铁证？没有，统统都没有，都没有超出推论和假说的范畴。可以看几十年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上千篇文章一直在议论这个东西，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这是二里头一号宫殿的屋顶，当学者都普遍地认为它是商的时候，殷人重屋，而二里头是属于夏文化，他们的屋顶都变成了单檐的，结果被忽悠过来忽悠过去，这是最基本的样态。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的复原

1号基址为商汤宫室说前提：依《考工记》“殷人四阿重屋”，复原为重檐的形式 （杨鸿勋 1987）

1号基址为夏王宫室说前提：《考工记》指出“殷人重屋”，即“重屋”为殷人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夏王的宫殿还只是单檐四坡顶。（杨鸿勋 2001）

以前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内部的争论，他们是不是有极大的相同点，他们都认为至少有一条是信史，都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文字材料出来之前是可以指定某一个考古遗存是这个夏王朝的，只不过他们指的那个信史是哪个遗址不同而已，这是整体思路上。如果朋友们不研究这个会觉得“贵圈很乱”，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看主流的观点没到三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就忽悠过来忽悠过去的，现在的主流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吗？人们不禁要问，邹衡先生秉持的真理力排众议做了一个搅局者，他的老话真的过时了吗？

还有一个是先信还是先疑，总是觉得信史的信来自于信念的信，我们要做来自于共同信念的概念，这个怎么看？从傅斯年先生开始，一直到邹衡先生，大家对中国古典文献保持大体相同的态度，我们这么丰富的文献不能不用，大家看共同信念是否是考古学者自己说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信念，只有外国人不信。所以中国学者更有可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有本人这样偏轴的，认为还是应该先疑，疑者疑之，不疑则无当代之学问。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再往深看，这就说到了考古学学科短长的问题，考古学擅长那种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程观察，考古学不擅长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和不擅长的东西的把握，如果把不擅长的东西当做擅长的话，我们是扬长避短还是扬短避长？我们放一下学人语录，看看特定的一些思考。

“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这是唐际根老师的提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值得反思。我们再看看张光直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怎么说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陈星灿老师怎么说的，“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事实上根本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我个人也有这样的考虑，考古学肯定是擅长文化的DNA，但我们不擅长的恰恰是狭义史学的东西。陈淳老师访谈的提法，“中国考古学在起步阶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证经补史上。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当代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研究的目的与历史学相同，但是这两门学科无论从研究材料，还是从理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提炼的信息也完全不同。这两门学科只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信息互补，而不宜再以传统的“二重证据法”将两类材料进行简单对应和互证。”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是两门学科，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的学科定位，然后才能走好路。说到学科定位，我个人跟孙老师都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考古学由于历史背景、文献传统，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不是兄弟学科，中国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贡献于大历史的建构。可是在具体的究竟应该是分进合击，还是全力整合，这是每个学者的不同。

最近中国考古学界一个话题，我们的学科在转型，转型并没有得到共识，而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呼吁，就是从以物质文化史为主的阶段转为社会考古的新时代。我们所做的探索是不是要转型，把主要精力逐渐从证经补史的那套话语体系中，转向以形态为契机的社会考古的探究，这是我们的变化。

最后我个人想做一个前瞻性的呼吁，从中国青铜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擅长的一些研究方向上来。而同时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相比理论和方法上有相当的距离，要有这样的定位才使得我们可以逐渐地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早期文明。

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