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为钟叔河《走向世界》写的序言：你不走向世界，你走到哪儿？你不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吗？我们过去说足球，有一句话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老冲不出去，我们老在世界之外，实际上严格来说是在“世界杯”之外，而不是世界之外。

有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己一处。”我们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人口我们占了1/5以上，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中国人。难道我们就真的是世界的一部分了吗？

我在新疆支教两年，跑遍了新疆南北，天山南北，给我的感受非常强烈的是，中国跟西方其他国家的关联，比我们认识的要多得多，要复杂得多，要具体得多。比如在新疆挖出一具女尸来，一看是欧洲人。大家去新疆博物馆看陈列的女尸，都是欧罗巴人种，你到塔斯库尔干，可以看到那里的塔吉克人，塔吉克人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鼻子都很高，眼睛都很深，眼珠经常是蓝色的或是褐色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中国人，但他们的确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是来自于欧罗巴的一些人。我们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所以那里的人漂亮是因为他们是古罗马帝国的一批人到了那儿，所以跟当地的人都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传说，我没有能到现场去实证一下。

许许多多的文化交往，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融合了许许多多不同文明的结果。

就像我个人的长相，发现到了新疆特别容易被混淆，维族的人觉得你有点像我们的人，汉族的人觉得也有点像汉族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爱吃回族人的食品，什么包子、奶茶。前段时间去，喝了马奶，好喝得不得了。很多人喝不惯，我非常喜欢，我的祖先可能是西域的也难说。

另外一方面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一直有一个阻隔的努力，我们历史上统治者也经常过多地发挥了阻隔功能，我们的地理是比较适合阻隔，我想象如果新疆的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不是那么高，就是一些小丘陵的话，中国的历史肯定会改一个写法。那跟欧洲的交往就非常容易了，而不是像你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西域考古的书籍，描写过去是如何通过山脉行走的。中间有最可怕的道路，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波音飞机，光靠人骑马骑骆驼骑牦牛。

瑞典有一个突厥学家叫亚林，他1929年第一次到新疆去，学习突厥语和维吾尔文化。他到了之后骑上马，走在山路上，那个山太凶险了，经常看到旁边人的尸体在悬崖底下，被老鹰吃。他骑在马上，觉得马特别可怕。马在山间小路上，这边是万丈悬崖，那边是峭壁，这么一个小路上，马老靠着外面走，眼看着就要掉下去的感觉，让他非常恐怖。他说这个马怎么这么笨，为什么老靠着外面走？后来知道马老驮东西，两旁的东西很宽的情况下，为了东西不老碰到石壁，马就老靠外走，换成人就没事了，人比较窄，但马不知道，还是喜欢靠外走。他说那种经历是九死一生，多少人都过不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悬崖峭壁的话，我觉得我们历史的写法会完全不一样。

在没有悬崖峭壁的地方，我们还人为地建悬崖峭壁，那就是长城。长城难道仅仅是军事的一个设置吗？我觉得不仅仅是军事设置。它在中国汉人先祖的心目中，那是分割野蛮与文明的一个分界线，外面是野蛮的，里面是文明的，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界限，也是一个文化的界限。这种阻隔的结果，随着近代中国文明的衰弱，我们越来越害怕与外界文明的交往。

但是在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实实在在地打开，可能跟兄弟我学的专业有关，那就是法律。当时我们中国人在跟西方人贸易期间，经常发生纠纷。中国的法庭如何去审理这些案件，依照怎样的规则，是否有律师辩护，是否有合理的证据制度，法官是否专业化。所有的这些东西，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我们的文明日益处于劣势。一次一次的案件发生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当然大趋势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但是具体许许多多的细节，之所以导致严重的冲突，跟我们的法律制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法律，介绍法制，我们的法制有没有中国特色？我们很少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但我们经常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们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能不能摆脱现在人类制造出来的一套合理的基本准则，比方说权力分立。我们的委员长说我们决不能三权分立。那我们搞五权分立行不行，搞五权宪法行不行，如果没有权力分离的话，权力就必然是专制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制约。

我们要不要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自由的保障。最近《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有一些条目我们感觉到特别可怕，比如公安局要拘留一个人的话，如果没有办法通知，或者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犯罪，它有一个逗号，我说是诡异的逗号，后面说，通知可能危害、阻碍、妨碍侦查的这样一种人，我们就可以不通知他的家人，那就说明你能秘密拘禁，这样的条文我一对比我们民国时间1946年的宪法和袁世凯时代的法律，我们发现今天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还不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要求说必须通知家属，而且必须提供司法审查的机会，你可以说对公安局的羁押行为表达不满，同时你把案件提交到法院，由法官来审查这样一种拘留是否合符法律。这是世界同例，这样一种自由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吗？

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作出判断，那么法院只会左右摇摆，老百姓一愤怒，法院也两腿打哆嗦，官员一做批示，法官也就违反原则。东交民巷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常有一些案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收案标准，竟然可以不收案，为什么？因为法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机构，它没有办法去独立地裁判案件，没有司法基本独立性，难道我们说这是一个法律的准则吗？

遥想当年，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曾经构想过，世界共同法的问题，比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他曾经梦想世界的标准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莱布尼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构想世界统一法律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统一性，能否走进法律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