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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追悼杨树达:​他在科学研究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大先生们 2021-02-22

杨伯峻:追悼杨树达先生

来源:《人民日报》1956-03-02


杨遇夫(树达)先生于2月14日上午二时半因高血压症,消化道出血逝世于长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这对我来说,丧失了亲爱的叔父,尊敬的导师,自然万分哀痛。对国家来说,少了一位出色的、而且能够作出更大贡献的学者,尤其是巨大的损失。

 

他生于1885年,幼小时随着我祖父读中国旧书。那时正提倡新学。当时我们家里极穷,买不起新书,他便和我父亲两个到处借书抄写,刻苦自学。不久,考进了时务学堂。1905年去日本留学。1911年,因为辛亥革命,匆忙回国。从此便把毕生的事业建筑在教育和学术工作上。最初在长沙教中学,1920年来北京以后开始教大学。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回到湖南,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他不知疲倦地教书,不知疲倦地读书。他每研究一门学问,一定要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他是善于有目的地、有贡献地读书的人。还只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读“周易”,便辑录了“周易古义”一书。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辑录出“老子古义”和“论语古义”。近年又把“论语古义”扩大为“论语疏证”。当他从事教学的时候,又善于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每出版一本书,得他益处的人数要比他所亲自口授的学生数不知多若干倍。他在长沙最初教中国文法,便开始写“马氏文通刊误”。在北京教古汉语语法,便著作了“高等国文法”、“词诠”两书,总结了而且创造性地丰富了自刘淇、王念孙以来对古书虚词的研究成绩。教修辞学,便陆续写了“古书疑例举例续补”、“汉文文言修辞学”诸书。教古代文,便有“古书句读释例”一书。教“淮南子”,便有“淮南子证闻”。教“汉书”,便有“汉代婚丧礼俗考”。这些书籍,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晚年专讲文字学,自己也集中精力作语源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以甲骨文而论,50多年以来,他是开始研究较晚的一人,却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人,也被公认为最努力的一人。他的重要论文已经汇编为“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诸书。他能把甲骨金文和古代文献古代历史融会贯通起来,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他研究“汉书”三四十年,晚年自己作了总结,写完“汉书窥管”一书。他的学生遍布国内,他的著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很多论文见解精到,用心细密,论证谨严,曾解决了多年的疑难,判定了多人的争论,开辟了研究的道路。为什么能如此呢?有人说他看书多,古书熟,用心细。然而,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始终不懈的精神。

他从来不像胡适之流那样,搞什么“大胆的假设”(其实只是主观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只是片面的求证)。他从深入钻研,探讨客观规律着手,然后运用规律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再发现新的规律,丰富自己的认识。他把客观规律唤做“条例”。举他的古文字学的研究为例。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说:“由此总纲推衍,我得条例若干条。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假的现象。三曰意义相同的字,他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四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五曰象形、指事、会意三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这些条例,其实就是文字构造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而且,我们从他所发现的规律中还可以看出文字的形体、声音和意义的内在连系。从前人都把文字的形体、声音和意义割裂开来,分别研究,因之不能不使他们的成就带着很大的局限性。他对文字学的研究,虽说继承着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而来,而其所得成果实已大大超越段玉裁、王念孙。这一点已为专家们所公认。他在科学研究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他的始终不懈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的。除非病到非躺下来不可,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学问。他记日记,几十年了,没有一天间断过。他认为就是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都是可贵的;就是点滴的心得也是难能的。他认为可观的数量是由细小积累起来的,质量和数量是有其辩证的关系的。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号做“积微居”。他不但始终不懈,而且老当益壮。他自己高兴赶上了时代。解放后的中国的强大和繁荣,党和政府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毛主席的伟大和对他殷切的关怀,不但使他感激,而且使他振奋。他晚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经常自恨“耳目不灵,行动不便”。两次的全国政协会议都因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总写信告诉我说“心甚歉然”。但却更加努力地著书,立志以“著述报国”。去年九、十月间到北京来,既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认定了研究题目:“说文今语疏证”,又在哲学研究所认定了研究题目:“盐铁论校注”。回长沙以后,更是忘我地工作。“盐铁论校注”本来约定一年交稿,哪知仅仅50天便把初稿完成,只待加工了。同时又开始研究“晏子春秋”,写信要我替他抄寄材料。今年2月初,他的消化道出血的病复发,最初还不肯休息。一直到临死前3天,才听医生和家人的坚决要求,完全卧床静养。这一种忘我地工作的精神,自然也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遇夫先生与世长辞了!中国的老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活到71岁,似乎是可以无憾的。但是,这句老话今天应该重新估价。他在解放前,是料不到能活到70岁的。尤其在1942年,他在湖南长溪,穷得儿女失学,自己营养不够,得着严重的失眠症,以为活不了多久,甚至把遗嘱都写下来了。解放以后,便完全相反,自己以为能活到八、九十岁,因此争取于余年中在学术上更多地尽些力量。他还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这样,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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