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晓刚

历史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东北抗战史研究所所长，东北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东北地方史及东亚城市史研究。

段  凡

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 要：“满洲移民”问题作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政策之一不仅长期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也是日本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课题。1945年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涵盖了移民缘由、移民政策、移民动员、移民农业经营、女性与青少年移民以及“满洲移民”的战后处理等议题。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及成果，诸如将“满洲移民”置于日本总体战体制框架内去探究二者的关系，率先在“满洲移民”研究中引入了社会学、农学、女性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由于研究立场迥异不同，日本学者在有关“满洲移民”的研究中往往强调和突出“战争受害者情结”，而对其“战争加害者身份”很少提及；这是日本学界的特点，也是中日学界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满洲移民”  殖民政策  日本学界  学术动态

引  言

关于“满洲移民”问题的研究长期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从日本“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魏家屯子建造“爱川村”起，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活动逾30年之久，其中历经“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究其目的，殖民主义分子妄图在“满洲”再立一个“日本国”。作为一项耗资巨大、周期漫长、牵涉关系复杂的国家行为，日本军部、以拓务省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及学术界在当时纷纷开展了各项调查研究。但这些研究的目的基本一致，均是为了保证“满洲移民”事业的顺利推行。笔者通过有限的整理汇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日本农村危机和“大陆政策”的角度来解释“满洲移民”的缘由。比如小岛竹雄的《国策的推行》（青森县满洲移民后援会 ，1938年）、稻村顺三的《转换期的粮食问题》（东洋经济新报社，1940年）等；第二，对“满洲”地区地理经济、农村社会及军事治安各层面的考察。代表性研究有田代明兵卫《满洲移民的讨论》（中央满蒙协会，1932年）、《满洲开拓年鉴》（满洲国通信社，1940年）等；第三，为推进“满洲移民”而涌现的各种移民策略。这些移民方略案来源广泛，包括拓务省、军部、学术界、企业以及各种民间团体。比如拓务省拓务局编的《满洲移民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领》（拓务省拓务局，1937年）、协调会时局对策委员会的《满洲农业移民计划：一般方针及实行方策》（协调会，1933年6月）等；第四，对已实施的移民团实际情况的揭示和检讨。此类研究的主要载体是各种类型的视察报告，涉及的内容包括移民团的建设、移民经营状况和移民生活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资料》（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1943年）总计32卷；第五，对 “满洲移民”前途的分析。“二二六事件”之前，对“满洲”移民“不可能论”曾风靡一时，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日本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曾以“移民过于可怜”为由坚决反对扩大移民规模。但伴随着法西斯体制的建立，日本国内舆论渐趋一致，即对“满洲移民”抱有乐观的态度，此类型的研究比如出原忠夫的《满洲移民成否败否：满洲移民状况实地调查的报告》（今日问题社，1936年）。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满洲移民”研究非常之多，为战后的研究奠定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围绕“满洲移民”的相关问题以及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拙文拟从总体战体制下的“满洲移民”、关东军和拓务省“满洲移民”的移民计划和政策、移民动员、“满洲移民”农业经营研究、“满洲移民”中的妇女和儿童、“满洲移民”的战后处理等主题出发，对战后日本学术界“满洲移民”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论述。此外，朝鲜人移民问题研究亦是日本学界“满洲移民”研究的一大主题，按论题本体顺序原则（主要是日本人移民）以及碍于文章篇幅暂不作展开讨论。尽管某些日本学者的立场和观点我们不能苟同，但其在研究方法多样化、资料来源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方面确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该项研究能对国内学界提供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和参考，同时亦期盼方家学者对拙文存在的问题不吝赐教和斧正。

一、从总体战体制与“匡救农山渔村”政策关系入手的相关研究

总体战思想最先产生于一战时期的德国，其核心内容就是最大限度地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起来服务于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策源地，日本军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策划“日元区”内总体战体制的构建。而当时盛行于日本的“农本主义国防观”又将农村资源视为总体战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农村在日本战时体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受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波及，日本农村爆发了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旨在“匡救农山渔村”的经济更生计划和“满洲移民”政策。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详细考察了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的决策过程、实施细节与效果以及向“满洲移民”国策的转变，重点分析了“匡救农山渔村”系列政策在总体战体制中的地位。概言之，关于此方面内容，日本学者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将“满洲移民”政策置于日本总体战体制框架内去考量。

高桥泰隆在其著作《昭和战前期的农村和“满洲移民”》一书中，以大量官方文书、新闻报刊以及地方史志资料为基础，揭示了“农本主义”思想不止存在于农民之中，还存在于农林省改革官僚、帝国农会指导者或国家主义者以及陆军当中，它是广泛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认识。“昭和恐慌”导致“包括地主在内，自耕农以及佃户等农村诸阶层‘整体的衰落’。”他详细论述了“匡救农山渔村”政策的实施过程，指出不仅是政府主导，军部特别是陆军也密切参与其中。“匡救农山渔村”运动的核心在于强调“组织化”和“统制”“邻保互助精神”。最后从实施效果来看，他首先考察了农村经济更生运动，更生运动不仅没有使农村振兴，反而导致相反的效果。具体表现就是中农以上的阶层与贫农阶层的差距愈发扩大，农民阶层的分裂不可避免。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陷于瓶颈后，又转向积极通过“分村移民”来转嫁危机。从“分村移民”运动提出的“适当人口规模论”来看，法西斯政府企图将与地主斗争的主要势力的“下层农民”大量送出，从而“有效的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安定”。据此，作者认为推行包括“满洲移民”在内的“匡救农山渔村”政策的目的并非为解救农村危机，真正目的在于统合全农民并将其纳入法西斯体制的媒介，从而有效维护总体战体制。应该说，高桥泰隆的视角与观点是极具参考意义的。

玉真之介博士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农学专业，其著作《总体战体制下的“满洲”农业移民》（东京：吉川弘文馆，2016年）从农学专业角度出发将总体战下粮食保障问题引入“满洲移民”的研究中来，指出“满洲移民”具有保障“大东亚战争”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他系统地论述了“满蒙开拓团”名称变迁、“满洲移民”国策的形成、演进及强化的过程。另外他还考察了“日满农政研究会”的科学“调查”工作，从而在农业技术层面探究“满洲移民”对“满洲”农业施加的影响。后藤晃在其论文中指出“满洲移民”不仅是传统的“过剩人口”的移出，更具有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的意味。它是伴随着日本农村法西斯化而展开的，具有明显的“排外主义”特征和农村农民统制色彩。

由上观之，日本学界将“匡救农山渔村”政策（包括“满洲移民”）视为构建总体战体制的重要一环，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推行“满洲移民”国策背后的本质。即除去经济原因，“满洲移民”政策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和满足总体战体制发展的要求，是作为一种统制农村农民和保障农村资源稳定的政治手段。可以说，这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而这也恰好解释了“满洲移民”的悲剧性命运，即从一开始是“政治的棋子”，到最后沦成了“政治的弃子”。 

二、关于“满洲移民”计划与政策相关的研究

最早积极组织日本人向我国东北移民的机构主要是“满铁”及其它一些日本民间商社，但由于计划不周和未受政府支持等原因而遭受失败。“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和彻底地吞并“满洲”，关东军势力和以拓务省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成为推进“满洲移民”的主体。鉴于早期移民事业的失败，同时为了打消国内“移民不可能论”的阻挠，关东军和拓务省多次召集相关专家学者会议策划移民方案。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集中于移民政策的立案过程，包括各种移民计划案的讨论和对历次移民会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另一方面对“满洲移民”政策的重要形态——“分村移民”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浅田乔二等人在其著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中对“试验移民”时期关东军和拓务省的移民案立案过程和政策调整进行了实证主义式的考察，他指出移民方案的制定围绕着“移民实行是否可能”“移民对日‘满’（‘满’即伪满洲国，下同）双方的意义”“移民的管理机关的设立与招募移民的标准”、“移民的主体和类型”及“土地获取和营农方针”等问题的讨论展开，同时讨论了中国人的反“满”抗日运动特别是“土龙山事件”的爆发对移民方案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早期的“武装移民”形态与严峻的东北“治安”形势不无关系。同时他认为以在乡军人为基干的移民及移民地区的选择，也使得日本人移民的地位不言自明，即首先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支配“满洲”的要求、同时又是对苏作战的辅助者、伪满治安的维护者、伪满日本文化的“渗透”者。值得注意的是，浅田乔二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立场值得我们肯定。

“分村移民”（或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分乡移民”）是“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或称“国策移民”）时期日本人移民送出的重要形式，是战争体制下日本农村危机日益深化、劳动力资源日渐匮乏、传统“满洲移民”政策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又一“得力之举”。所谓“分村移民”就是把日本国内的某个村作为“母村”，将从该“母村”中计算出的“剩余人口”组成移民团移入到中国东北地区，而该移民团则被称为“分村”或“子村”。井出惠太郎在其论文《满洲农业移民事业的展开》中认为“分村移民”与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相关联，是海外殖民运动与经济更生运动结合的产物。细谷亨指出无论是单纯研究经济更生运动和“分村移民”的关系，或者从日本“帝国圈”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出发研究“分村移民”，都是在人为地割裂“农村史”与“殖民地史”的相互联系。他主张通过具体的事例分析，着重把握移民“母村”和“开拓团”的互动关系。山本义彦《经济更生运动和满蒙开拓移民——以静冈县为例》一文则主要对静冈县中川根町的“分村移民”实施状况进行了考察。

如上所述，浅田乔二结合日本国内外的相关状况，对“满洲移民”计划的立策过程及其调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实证考察，从而展现了“满洲移民”政策的动态过程，并由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主导的“满洲移民”政策的侵略本质。浅田乔二先生的合编著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也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被介绍到国内，为国内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有关“分村移民”的研究，井出惠太郎等日本学者主要考察了“分村移民”和日本农村危机的关系问题，并就“分村移民”的个案进行了一定分析。就目前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仍不充分，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三、关于“满洲移民”动员的相关研究

能否顺利募集到移民关乎“满洲移民”的成败，因而移民的宣传与动员工作就成为殖民主义分子重点关注的内容。在此期间，为了博得日本国民对“满洲”的好感以及对“满洲移民”事业的认同，日本政府、军部、民间团体以及媒体报刊等可谓是粉墨登场、为此煞费苦心。据《满洲开拓年鉴》记载，移民的宣传机构，按地域划分有“在日侧”与“在‘满’侧”；按主体则可被分为“官方机构”“公司会社”“社会团体”以及媒体报刊等。并且宣传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首先有关移民的版面基本覆盖主要的报刊杂志，语言使用包括日文、满文、朝鲜语、英文与俄文等；其次是广播媒体，譬如在“满洲”方面的广播事业由“满洲”电信电气株式会社主管，该公司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分别设置12个广播局、对开拓民进行地域性或时段性播报；同时还使用在当时时兴不久的电影技术扩大宣传效果，具体工作由“满洲”映画协会负责在“满洲移民”的移住地拍摄取景制片，以此加深国民大众对“满洲”生活的认识。此外宣传手段还有演讲辩论、刊印宣传册及博物馆展览等等。

山畑翔平重点考察了“满洲移住协会”的机关杂志《开拓“满”蒙》《新“满洲”》和《开拓》的宣传内容，以《新“满洲”》为例，其中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时局读本、农村问题的常识、义勇军现地报告、开拓地的近况、内原训练所等板块。在此基础上山畑总结了此类杂志的宣传方针及其变化，前期“关于移民政策始终抱有肯定的、乐观的主张”，但伴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出现了大量“对移民政策的批判、对移民所面临的问题的记事”。小林信介以“满洲移民”的最大输送县——长野县为例，着重分析了该地区“满洲”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的动员状况。他指出学校教师的“劝诱”在“满洲”青少年义勇队移民动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每个教师都有动员青年学生的数量指标。而在该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信浓教育会在鼓动教师投身于移民事业也是“功不可没”。综合而言，长野县移民动员成绩显著的原因在于其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社会运动”。

渡边洋子则从女性史角度出发，概括了1940年代前后日本女子青年团运动。在“新体制运动”的口号下，女性第一次以“国民”的身份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继而为了推动“满洲移民”，以日本女子青年团为中心，在各都道府县设立了大量女子拓殖训练设施，旨在动员更多女性加入到移民事业中来，女子拓殖训练的内容包括“女子教养训练”“女子青年的特技指导”“大陆生活指导者养成”以及“同开拓人士结婚相谈”等。田中哲也是从学校等公共机关的宣传动员角度出发，分析了滋贺县的“满洲”青少年义勇队的移送过程。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坂口满宏以环太平洋地区日本人的国际移民为例，分析了“移民会社”“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与“海外协会”等机构在推动移民时所发挥的作用。虽然没有以“满洲移民”为中心进行分析，但其移民研究思路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扼住舆论的喉结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正如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推动日本国民向我国东北移民的过程中，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极大程度上把握并引导了舆论的方向。其利用学校、媒体等公共事务机构，扩大了“满洲移民”的欺骗宣传，使得这项“国策”在国家这个范围内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然而纸终难掩火，从“满洲移住协会”的机关杂志宣传内容的变化来看，日益窘迫的开拓团正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难以为继和最终瓦解。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利用战前日本“满洲移民”报刊、绘画、影像等宣传资料，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满洲移民”对于揭露“满洲移民”的实施状况也有着重要意义。

四、围绕“满洲移民”农业经营的相关研究

农业经营是移民社会生活安定与发展的基础。早在“武装移民”时期，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就在多种场合商讨了有关移民农业经营案的问题。日本移民到达我国东北后，首先面临的是耕地问题。占据土地面积的大小与移民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日本政府曾提出了“未利用地开发主义”的方针，即对中国未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行“开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论熟地荒地，日本政府一律强行“收买”甚至直接强制“征用”。其次是农业如何经营的问题，1934年关东军特务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规定了日本移民农业经营的四大指导方针，即“自给自足主义”“自耕农主义”“农牧混同主义”以及“共同经营主义”。殖民主义分子认为，以上经营方针决定着日本人农业移民能否在经济上实现对“满人”农民的优势地位。此外，农业经营还涉及劳动力问题、农耕技术以及农产品的买卖等一系列问题。

旅日华人学者刘含发的研究以移民的土地问题为核心，他认为这是一个双向性问题，一方面是日本移民的土地获取问题；另一方面，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原住地农民的土地如何处理的问题。以此为线索，作者论证了日伪当局收买“满洲”土地的实质及其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指出了中国农民反抗土地侵略的和平请愿运动与武装暴动。此外，他还搜集了大量口述证言，揭露了日伪当局强行驱逐开拓地中国农民的历史事实。关于农业经营形态的研究，浅田乔二主要运用日伪时期的调查报告，从雇佣劳动的使用及租佃状况发展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日本移民真实的农业经营状况，他认为至伪满中后期“满洲移民”基本背离了“自给自足”和“自耕农”主义的营农方针，富农化和地主化发展成为其经营的主要形态。今井良一的博士论文也对“满洲移民”的富农化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他分别选取了“试验移民”时期、“分村移民”时期以及“改良农法”引进后的移民村落，并对其农业经营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无一例外，“共同经营”的迅速瓦解及个人经营向富农化、地主化发展是日本移民农业经营的共同特征。

在日本移民团农业经营日益窘困的境况下，北海道农法一度被日本殖民主义分子视为“满洲移民”的“救命稻草”。玉真之介以北海道农法在伪满的引入过程为中心，对日本人的营农状况和引入北海道农法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最后对北海道农法的普及状况进行了评价。日本冈山大学的张建则从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农业技术发展的纵向角度对伪满时期的“北海道农法”进行了概要介绍，他认为农业指导员的缺乏、北海道农具的质量低劣以及日本农民生产性不高是导致北海道农法在我国东北推广失败的原因。

综上，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移民土地的获取、农业经营实际状况以及开拓地农业改良等。其中，旅日中国学者的研究和日方学者的研究侧重也因立场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同国内学者类似，前者主要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恶果，后者更为着重在“满”日本农民的具体经营状态。不过，日本学者所采取的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思路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五、关于女性移民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的相关研究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与青少年儿童是最为典型的弱势主义群体，一般被排除在战争行为之外。然而，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保证“满洲移民”政策的稳定，不遗余力地策划并制定了针对于女性和青少年团体的移民方案。女性移民主要是指“大陆新娘”和“寮母”制度，青少年移民即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大陆新娘”征召的对象是年轻的日本女性，目的在于解决男性移民的婚姻问题，保证移民地区人口构成的协调发展。而“寮母”制度则与“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来看“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日本政府认为，在短期内完成大量成年人移民的计划是相对困难的，“反之，对于青少年移民来说，不仅易于大量送出，而且单独移住的时间长，且易于贯彻建国精神，以及移住满洲的使命”。基于此，从1938年开始日本拓务省决定在日本各县招募16岁到19岁之间的青少年移民。“寮母”是一个日语词汇，意即“宿舍里的母亲”，该名称自产生就与青少年移民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前身就是“大和村北进寮”。具体而言，“寮母”就是将20岁至50岁的独身女性安插在各青少年训练所，负责照顾青少年训练所的生活，以此来稳定青少年移民。

在关于“大陆新娘”的相关研究中，古久保樱的论文《作为“近代家庭”形象的“满洲”农业移民家庭—从“大陆花嫁”说起》从近代家庭生活及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大陆新娘”在“满洲移民”中的地位及其赴“满”移民的动机。她认为，首先在官方的宣传中，“大陆新娘”同时肩负着“维持开拓团员志气”和“保全民族之血”的重大使命。而具体到“大陆新娘”个人而言，促使其自觉奔赴“满洲”的更深层次的动机是源于对“夫妇爱情”“理想家庭”式的幸福生活的追逐与渴望。铃木裕子则主要对“大陆新娘”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她认为“大陆新娘”政策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女性作为侵略大陆的工具。成千上万的女性作为“随军慰安妇”到达“满洲”，而紧随着战败，又彻头彻尾地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对于“寮母”的研究，大须贺悠的论文《透过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女子指导员（寮母）看男女社会学差异与性的社会利用》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首先对“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进行了梳理，其中言及了“寮母”制度产生的原因。其次他考察了“寮母”的募集标准与资格，指明了“寮母”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对广大的青少年移民进行“纯良”式教育。最后作者以自己祖母为例，详细论述了其作为“寮母”从募集、训练过程以及在“满”生活的全过程。

日本学界对于青少年移民的研究也是成果颇丰。白取道博详细考察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制度的创设过程、青少年移民的送出过程及青少年移民训练所的情况。同时他还对青少年移民的家庭出身、父母职业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调查统计，在关于移民动员的问题上，他认为，“公共教育诸学校是青少年移民动员的基盘”。内木靖重点关注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生活状态，其中包括青少年移民的“内地训练所”的训练内容、衣食住行以及在“现地训练所”的训练内容、组织管理、衣食住、娱乐方式和医疗保健等问题。他特别指出，实际上，由于粮食缺乏导致青少年移民常常处于“空腹”状态、同时因难以适应“满洲”恶劣的气候导致青少年移民情绪紧张易怒，对移民生活严重不满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此外，前辈对后辈、日本人对中国当地农民的暴力行为也时有发生。神谷昭典从“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医疗卫生状况角度出发，对青少年移民训练传染病的防治、医疗费用预算、医院设置及医护人员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青少年移民的生活实态，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和现实问题，使读者能够真切地了解到当时青少年移民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感受。

综上，关于“满洲移民”的女性移民和青少年移民方面，日本学者率先运用了社会学、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方面展开相关研究。该研究视角充满了“人性主义”色彩，将移民个人置于“满洲移民”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充分反映了移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这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路，在传统史学研究逐渐式微的背景下，通过运用社会学、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好的助力于“大众史学”的发展。

六、有关战败后的“满洲移民”研究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慌不择路，纷纷携眷出逃回国。他们对遗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弃之不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开拓团仅剩下老弱病残者和大量的妇女儿童。他们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或“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或走投无路而选择了集体自杀，此外因病殒命的亦不在少数。日本学者对战败后的日本移民问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他们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战后日本人的撤退和遣送；第二，“中国归国者”的安置与相关政策研究；第三，“残留孤儿”与“残留妇人”问题；第四，“中国归国者”的生活状况研究。

佐藤量以战后在华日本人的遣返为主要研究内容，他详细考察了围绕着日本人撤退中、美、苏、日等国的态度。他指出，在1945年8月到9月期间日本政府（以大东亚大臣东乡茂德的训令为代表）一直秉持着“请求允许日本居留民在当地定居”的方针，原因是占领时期的日本丧失了外交能力，难以独自承担日本人撤退的重担；其次战败初期的日本财政和物资严重匮乏，也不具备安置如此庞大数目日本人的能力。不过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出于对工厂设施、农地等“战争财产”保护的考量。与此相对应，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基于利用日本技术等原因而积极响应日本政府的号召，但美国政府以“在华日本军队仍有相当威胁力”为由而主张早日遣返日本人。此外，佐藤量还对日本人遣返计划和实施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浅野慎一则对战败后日本人移民的“避难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时“残存的妇女们背负着孩子、高龄老人以及病人，徒步逃难”。他们途中不仅要忍受饥饿、严寒、疾病，而且时常也会遭遇苏联军队的攻击、逮捕以及强奸等暴行，“集团自杀”的惨案也不在少数。

关于“残留孤儿”的研究，浅野慎一首先对其特征进行了总结概括。他认为，“残留孤儿”是受战败时日本政府不合适的“弃民”政策和东西方冷战格局所共同造就的历史悲剧；它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起普遍的历史现象；由于年龄的问题，他们的生存率非常低；“残留孤儿”绝对不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而是完全的“受害者”，纵使其父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还对分布在中国、日本的200名“残留孤儿”及其家人进行走访调查，详细考察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此外，战后“残留孤儿”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赔偿要求也成为了日本学界关注的对象，菅原幸助在其著作《中国“残留孤儿”的裁判》（东京：平原社，2009年）中，详细记录了“残留孤儿”这一社会群体归国后，为争取国家赔偿和道歉而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司法斗争全过程。他认为，“残留孤儿”们所要求裁判赔偿斗争是维护人类尊严的行为。

最后，“满洲移民”归国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学者重点研究的内容。第一是生存难题，包括土地和就业；第二是心理创伤，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他们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圈子，短时间内很难再重新融入到日本社会中。北崎幸之助以茨城县南部大八洲开拓农业协同组合地区为例，考察了战败后归国的“满洲移民”在此地重新开拓、发展的全过程，并对战后农地开拓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坂部晶子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前“满洲移民”归国后所组建的—“满洲同窗会”进行了研究。她集中介绍了“满洲同窗会”成立的原因及其主要活动。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许多有在“满洲”共同生活记忆的人出于加强彼此的联系、慰问已故亲人等原因而成立此类团体。团体的主要活动包括定期组织“睦亲会”与“同窗会”、发行回忆辑录、编纂纪念文集、赴中国访问等。作者认为“满洲同窗会”等团体的成立表明人们并没有否认过去在殖民地进行侵略的历史。实际上，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民间团体频繁访问中国，其中包括诸多“满洲移民”及其后代，来寻觅他们（或父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能够对日本侵华及殖民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忏悔之意，也对中国人的包容之心表达感激之情。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较为正面和客观的。

结  语

总之，1945年受战败影响，日本国内对包括移民在内的殖民地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加上1945年以前日本的“满洲移民”调查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关于“满洲移民”的研究才又重新恢复。战后日本学界的研究目的虽然已不同于以往，但研究的脉络仍有一定的顺承联系。诸如“满洲移民”一词的继续沿用、对“满洲移民”的背景研究以及关于“满洲移民”的政策分析等内容。笔者认为，目前战后日本学界对“满洲移民”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前一阶段的研究以浅田乔二教授为主要代表，作者在其合编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中系统论述了“满洲移民”的政策酝酿及实施过程、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状况、分村移民等典型问题；在第二阶段兰信三教授率先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满洲移民”的历史研究中，其代表作《“满洲移民”的历史社会学》（东京：行路社，1994年）将重点放在了“满洲移民”的某个个体并以此来反映当时移民的生存状况。另外在这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很多以“满洲移民”归国者经历为中心的回忆辑录。可以说，战后日本学界关于“满洲移民”的研究正逐步向地域化、个体化、碎片化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来看，日本学术界关于“满洲移民”的研究视角非常广泛，涵盖了移民缘由、移民政策、移民动员、移民农业经营、女性与青少年移民以及战后的移民处理等问题。然而，仍有很多重要问题是拙文所未能涉及的，比如朝鲜人移民、服务于移民侵略的相关科研机构以及移民文化、宗教问题研究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述之。从研究方法来看，日本学界有两大特征，第一、大多能根据原始资料和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实证主义式的考察，基本能做到论从史出；第二、善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兰信三的社会学研究以及玉真之介的农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从研究结论和立场来看，多数日本学者能够承认“满洲移民”的侵略性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仍须注意的是，在部分研究中过于或片面强调日本移民所遭受的苦难而“忽略”了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一基本事实。换言之，日本学界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活动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有力的评判。质言之，我们对日本平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感遗憾和同情，但在进行“满洲移民”的相关研究中如何处理上述关系尤为重要，“侵略性第一，同情心第二”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底线和原则。同时，鉴于“满洲移民”问题涵盖了诸多内容和领域，牵涉到的问题纷繁复杂，故此需要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团队对该课题展开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性考察研究，进而取得重要的突破性成果。

【注】文章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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