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黎明
本文节选自《The dawn of China biopharma innovation》，由于水平有限，详细内容，请参考原文。
中国的生物制药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一场重大转变，从之前以仿制药为重点，转变为培育创新，这对患者和业内同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了解中国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脉搏，看看推动生物制药行业的关键趋势，并分享跨国制药企业如何在世界第二大医疗保健市场利用创新机会的想法。
中国生物制药的创新正迅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其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重大价值创造突显了这一点。在纳斯达克、香港交易所(HKEX)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创新板(STAR)上市的中国生物制药创新公司的市值从2016年的30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7月的逾38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占了1800亿美元(见表1)。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在加速，仅在2020年就有23家。事实上，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IPO融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 2018年至2020年全球十大生物制药IPO中有7家来自中国。
新药发现的快速增长，有可能解决国内和国外市场未被满足的需求，帮助中国在全球创新管线中的份额从2015年的4.1%增加到了2020年的13.9%。
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快速和缓慢的演变
监管改革、苏州等地区生物集群的出现、海外人才回流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都对中国生物制药在全球创新舞台上的崛起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了解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生态系统是如何演变的，并更细致地了解其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麦肯锡持续分析了中国药物创新指数(CDII)。该调查于2016年首次启动，要求行业专家评估支持生物制药创新的五个维度：政策环境(监管改革和市场准入政策之间的分割)、资金、研发能力、本地创新产出以及与全球市场的整合。参与者从0到10分进行打分，10分为最高分，美国作为基准得分为8分(见表2)。
我们为2020年的CDII调查了129位行业专家，其中三分之二是首席执行官或高管，以确定中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最大的进步，以及哪些领域仍然需要关注。我们的研究显示，行业情绪正在稳步改善，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所有标准的平均评级从4.5上升至5.5。深入每个维度可以发现6个关键点。
快速的监管改革支持了更快的开发和审批
监管环境子维度提升幅度最大，从2016年的4.0提升至2020年的6.2。改革的速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2015年的一项改革，旨在使中国的药品法规与国际标准接轨，促进了中国在2017年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协调委员会。这些举措使中国的药物研发生态系统得以融入全球。与此同时，根据CDE的数据，加快新药审查的措施，包括将药物评估中心(CDE)的工作人员人数从2015年的150人增加到2018年的700多人 (由600多名外部委员会成员补充)，帮助清理了两年内积压的2万份申请。此外，根据中国医药市场情报和分析供应商GBI的数据，2016年至2020年，CDE批准了超过200项新药申请(NDA)。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从2016年开始引入优先审查，简化了新药审批程序。根据NMPA的数据，优先审查药物的比例从2016年的14%增加到2019年的77%。根据2021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发布的CDE数据，2018年，NMPA基于临床试验数据增加了有条件批准，自那以来共批准了34个有条件批准。2020年7月，《药品注册条例》为突破性疗法引入了新的渠道，截至2021年8月，已有70多种药物获得认定。这些改革为强大的创新管线注入了活力。
市场准入开放仍然缓慢
这一维度的得分仅为4.3分，是我们调查中最低的，与2016年相比仅略有改善。自2017年以来，每年更新的《国家报销药物清单》(NRDL)有助于扩大创新药物的可获得性(此前，该清单已有8年没有更新)。然而，调查参与者中81%(129人中的105人)表示，NRDL的定价压力影响了评级。
支持创新的充足资本
这一维度2020年的得分为6.0，在主要指标中排名第二，这反映出中国对生物制药企业的融资环境有相当大的信心。来自风险投资和私人股本的融资和投资预计仍是最容易获得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股票市场，特别是港交所和上交所更强调技术的科创板，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融资渠道，占2020年23次中国生物技术公司IPO中的21次(2次在纳斯达克、12次在港交所和9次在科创板) ，其中又以EverestMedicine（云顶新耀）在港交所的5.2亿美元亮相为首。
创新价值链能力稳步提升
拥有数十年药物开发专业知识的海归，以及合同研究机构(CRO)和合同开发和制造机构(CDMO)的蓬勃发展，帮助2020年的研发得分提升至5.5分，较2016年略有上升。CRO和CDMO基础设施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生物技术创新，使中国成为某些细分领域的主要服务提供商之一。例如，WuXiAppTec（药明康德）和Pharmaron（康龙化成）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临床前化学服务提供商。我们的调查还强调了支持生态系统增长所需的临床开发和化学、制造和控制(CMC)能力的改善。CDII显示，我们在学术研究、药物发现和从学术界向产业界转移技术的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存在差距。
本土创新占据了中心舞台
CDII表明，本土创新企业的产出是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改善最多的主要维度，2020年的得分为5.3，而2016年为4.2。这反映了临床试验应用的强劲增长，自2016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2%。同时，本土生物技术公司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开发的创新分子的份额，占2020年总数的50%以上(表3)。来自本土创新者的NDA也从2017年在中国只占总数的2%提高到了2021年的超过半数 (43 个NDA中的23个，截止7月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产的新颖性也在不断提高，从“快速跟进”的策略转变为一种更加差异化的策略。
跨境交易支撑着全球市场融入
中国的创新也给世界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全球融入评级为5.5，较2016年有了坚实的提升。在过去12个月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与跨国制药公司签署了创纪录的12项创新药物授权协议，交易价值中值超过9亿美元 (见表4)。这些交易体现了肿瘤治疗领域的实力，特别是围绕成熟的PD-1资产。这也显示了本土生物技术的进步：I-Mab Biopharma（天境生物）针对白血病等血液病的抗CD47单克隆抗体(mAb)是一种潜在的最佳治疗药物，目前正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紧随Gilead Sciences（吉列德）的领先产品，后者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
与此同时，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继续从全球市场获取创新，根据GBI的数据，到2020年达成了60多个许可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正在观察到更具创造性的交易结构，如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与中国风险投资基金之间的合作。
描绘中国创新的未来：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中国的生物制药生态系统在整个CDII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培育创新所需的大多数领域都显示出了渐进式的改进。这些进展将引领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加快药物开发、深化差异化和冲击全球创新格局的雄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趋势对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制药创新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中国企业将继续加速药物开发
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历来奉行快速跟进的策略，发展风险平衡的投资组合，大力支持在海外率先进行了临床验证的靶点。最近，许多玩家正在缩短与全球领导者瞄准相同作用机制(MoA)的时间滞后，并转向早期的、未经临床验证的MoA。
从向美国市场推出新药到出现中国跟随者之间的时间差正在缩短。从2003年AstraZeneca (阿斯利康)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Iressa的同类首次（FIC）推出，到Betta Pharmaceuticals (贝达药业)的Conmana在中国上市，中间隔了8年时间。而从2014年Merck（默克）的PD-1抗癌药物Keytruda上市到 Top Alliance (君实生物) 的Tuoyi在中国上市仅隔了4年时间。
我们预计中国玩家将继续缩小与全球FIC资产的差距。例如，BeiGene（百济神州）靶向TIM-3免疫检查点受体的药物正处于II期临床试验，而FIC竞争对手则处于III期临床试验。Abbisko Therapeutics（和誉生物）靶向FGFR4的药物正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而FIC竞争对手Blueprint Medicines (由CStone Pharmaceuticals（基石药业）引进) 正在进行靶向FGFR4驱动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肝细胞癌(HCC)的II期临床试验。
2. 中国生物技术正朝着差异化治疗和平台发展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创新和差异化方面的投资正在结出果实。例如，君实生物正在开发一种具有FIC潜力的抗BTLA单克隆抗体，而天境生物的抗CD47单克隆抗体具有同类最佳的潜力，因为它提高了安全性，降低了红细胞结合。
中国企业也在构建平台技术，并投资于新的药物模式。值得注意的是，Akeso Biopharma（康方）和EpimAb Biotherapeutics（岸迈生物）正在建立专有的双特异性技术平台。例如，Gracell Biotechnologies（亘喜生物）的FasTCAR旨在解决自体疗法面临的挑战，包括生产时间长、生产质量不佳、治疗成本高和T细胞适应性差。与此同时，RemeGen（荣昌）正在开发基于其领先资产disitamab vedotin (RC48)的抗体偶联药物平台，前者在中国有条件地推出用于胃癌，并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用于尿路上皮癌的突破性治疗状态认定。RemeGen与Seagen签署了价值26亿美元的RC48授权和联合开发协议(见表5)。
3. 中国的创新正在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正在探索走向全球的途径，确保其创新的全部价值。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国际合作，包括海外临床试验，旨在为欧美市场的患者开发和商业化在中国发现的创新药物。因此，中国的生物制药创新正获得全球监管机构的认可。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源自中国的治疗方法的认定激增，包括“快速通道”(fasttrack) - 药物填补未满足医疗需求的途径 - 以及可能改善现有治疗方法的突破性疗法(见表6)。
在商业领域，中国企业正与跨国公司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寻求利用它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成熟开发和商业能力。一些中国企业也在中国以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例如，百济神州将总部分别设在北京和马萨诸塞州剑桥。HutchMed（和黄医药）正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加强研发和商业足迹，并已启动其新分子surufatinib的美国NDA程序。这些商业扩张是否会帮助这些公司从源自中国的创新中获取更多价值，并建立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显著足迹的全球生物制药公司，还有待观察。例如，在美国制药市场复杂的报销方面经验有限，可能会带来重大挑战。
获取创新机会：跨国公司参与的三种战略
显然，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生态系统的新参与者的崛起，对该行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利用中国的创新资产管线，它们的行动围绕着三个主要模式。
从中国为本地和全球市场采购资产。AbbVie（艾伯维）一直在积极从中国采购资产。除了I-Mab的TJC4，艾伯维还与Jacobio Pharmaceuticals（加科思）合作开发SHP2资产，这是一种潜在的第一波抗肿瘤单药疗法。传奇生物与强生在CAR-T治疗方面的协议，以及其它跨国公司在全球开发从中国采购的PD-1资产的一些交易，也表明了一种面向外部的交易趋势。 跨国公司正在寻求获得新产品，因为非专利原创药物进入带量采购，不再获得显著的价格溢价。拜耳将于2020年引进dorzagliatin(一种双效葡萄糖激酶激活剂)，这是这种活性一个指示，并将丰富拜耳的抗糖尿病产品组合。
引人注目的多方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同行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提供当地的开发和商业化能力。这些交易还提供了利用强劲资本市场的机会：截至2021年8月，安进在2019年收购的百济神州的20.5%股份的价值增加了约15亿美元，相对于最初价值约27亿美元的收购来说，这是一个稳固的收益。在战略方面，该交易支持安进在中国开发和商业化其肿瘤产品组合。此外，辉瑞向基石投资了2亿美元，并获得了基石在中国大陆的晚期肿瘤治疗资产sugemalimab。
在中国培育创新。随着跨国公司寻求在中国捕捉和催化创新，各种模式出现了，包括以下:
合作或启动本地投资基金。2020年，赛诺菲投资Cathay Innovation（凯辉基金），以支持医疗行业的企业家。此前，阿斯利康与China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中金公司）共同推出了10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中国的医疗行业。 建立孵化器，培育早期创新。罗氏加速器(Roche Accelerator)于2021年推出，是这家瑞士公司的首个全球加速器，旨在吸引制药、诊断和个性化医疗(包括人工智能和数字解决方案)领域的创业人才。强生上海分公司的JLABS孵化器网络是全球最大的，旨在服务中国和亚太地区。 向中国创新者开放技术平台。2020年，Innovent（信达）获得了罗氏通用CAR-T平台，并获得了能够发现和开发特异性2:1 T细胞双特异性抗体的技术。虽然信达将开发、生产和商业化这些产品，但罗氏保留授权这些产品在中国以外地区开发和商业化的选择权。
这些战略和趋势代表着从中国快速增长的生物制药创新管线中分一杯羹的早期尝试。随着中国企业继续发展并扩大全球创新市场，它们可能会积聚动力。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正在为医疗保健领域的新药研发和交付模式打开大门，为本土和国际合作伙伴深化机会池。
全球雄心、巨额资金、改革的规模和步伐、人才供应以及医疗保健机会，正在刺激中国进入生物制药创新的新时代。CDII显示，在培育富有成效的政策环境和确保足够的人才供应方面仍然存在挑战。行业参与者还应寻求有效对冲参与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新生的创新市场的风险。但总体而言，对于面临激烈竞争和研发产率压力的全球生物制药行业来说，中国作为差异化创新的潜在新来源的崛起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制定一项战略，抓住与中国相关的创新不断上升的价值，将日益成为许多全球生物制药企业议程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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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K.Han, F.L.Deu, F.Zahng, The dawn of China biopharma innovation. McKinsey & Compan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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