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乱多于治，可以说没有十年的安稳日子；与两千年“传统中国”的治多于乱、总有一千多年的安定成鲜明对照。过去许多人爱说中国是睡狮，发展停滞，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狮初醒，似仍类虎落平阳，外遇强权，尚难自保；内则试图“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一般老百姓，恐怕还不如发展停滞那样宁静。

近百年中国何以久乱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重要的是，“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矣”。胡适在同一时期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他在1919年感叹说：“十来年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两人之所见，虽是民初数年之事，但揆诸后来的历史，这个现象基本是持续的。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环之中。君不见民初太炎说此话时，他本人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贤都还在壮年，就不得不让少年的胡适“暴得大名”吗？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的确，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的事。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就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不得不反过来“跟着少年跑”。

胡适就曾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个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以温和著称的胡适如此，激进者自不待言。而胡适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辙。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轻的新知识菁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莹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的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和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

到1932年，胡适对于近代中国始终乱哄哄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知道了没有大家尊仰的“人物”在，乃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表象，大致与章太炎达成了共识。那时他认识到：中国那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近代中国何以久无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对君主制的信念又为堕落的清季朝廷所毁坏，再加上科举制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知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些道理，但也者有些“隔”。而且他说的有些因素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过去两千年之所以能有社会政治重心的重要基础条件。

章太炎的解释更为深刻。他指出，这是因为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盖“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历史知识，素所诸备，故尚能得力。民国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章氏所说的历史，其涵盖远比一般人所认知者更广大，约略即其在清季爱说的国粹，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

的确，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竟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重要的是，章氏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习才行。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全国大多数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入民国则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章太炎等少数人习之，也不为大家所接受，自然不能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

而全社会都不习“历史”，反映出国无重心的状态不能简单从任何一个方面解释。这一现象要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能引起的思想转变，而时人心态变化也可以反观社会的变动。

简言之，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巨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不仅一般老百姓要不断寻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其新和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现象就与近代中国同进退，成为一个持续的社会现象。

而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相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便难以通过考试。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士的逐渐消失，和后来的所谓“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士为四民之首，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的重心，集议政与参政于一身，并联络和代表其他三民以“通上下”。故像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则意味某种程度的疏离。前者使读书人只想议政而不欲参政，通常也只能议政而不能参政；后者使一部分读书人干脆走进象牙塔，彻底疏离于农工商三民。

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本是养士以成“大夫”，可以治国平天下。有了士人这一思想社会重心的存在，历代由边缘人打天下后，便能转换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科举制废除的一个结果，就是士与大夫的分离。民国官场之滥，即从为官不要求资格始。由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原处边缘的各社群开始兴起，并逐渐进据政统。

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读书人社群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与此同时，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则颇能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自然重少，青年乃成为天然的“政治正确”者。一些菁英读书人反向边缘知识青年看齐，世风为之一变。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且中国的事情更因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外国在华势力广泛深入而进一步复杂化。近代中国任何重大的文化变迁和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屡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欺压者学习，究竟是文化失败所造成的对征服者既憎恨又摹仿，还是因领土主权基本完整而自信尚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很可能两者皆有之）。无论如何，近代中国人为了自救而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确有实在的轨迹。其学习的榜样最初是更接近中国的日本与俄国，后来又经由英美而转向苏俄。在这一进程中，“以俄为师”持续的时间最长。

不过，近代中国人虽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传统的影响在。其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欧美之上。故趋新大潮与尊西的结合只是钱币的一面，中国人激进的攻击锋芒，也可随时转而西向。西方文化优势在中国的确立，意味着反西方的努力也要用西方的观念来使之合理化。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

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从社会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菁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方向，可藉此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位置，也可说是一个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性。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但是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天下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身也是在失去重心的情形下主要靠“收拾西方学理”而成型的。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即表现在其采取了包括激烈反传统和追求“超人超国学说”这样一些通常非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仍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标并未实现。

从根本言，近代中国重心之失落，还是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胡适所谓“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这样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以今日的情形看，他提出的这个任务，恐怕仍有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