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国调查失业率为6.1%，创下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也是中国官方开始公布调查失业率以来的第二高值。而同期发布的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18.2%，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6.7%，都是历史高位。

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然而截至目前的就业落实率还相当低，许多人都不得不体尝“毕业即失业”的苦涩滋味。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网上对“资本家”，对过去成长起来的世代，对于让他们感受到“剥夺感”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好话。中年人理性地讨论起体制改革的筚路蓝缕、市场经济的来之不易、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陈腐的说教，他们总能用一套“工人爷爷”的话语来冲塔，即使他们其实可能压根不会做工，也绝不想进入工厂。

我当然不赞成那些年轻人的观点，但我对他们更多的还是理解和同情。我是“90后”，我毕业是在10年前，我自己也清楚我们这个世代比此前的世代辛苦很多却更难上车（如果家里的家底不殷实的话），那时候的我们同样愤愤不平，更年轻的世代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把自身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归因到既得利益者身上，的确也是他们寻求内心自洽不得已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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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末、本世纪之初，那时的中国还不公布官方的调查失业率。然而，当时路透、彭博等外媒报道的中国实际失业率，甚至超过10%，当时的《参考消息》也会直接摘引这样的数字。

为什么彼时的失业率如此之高？原因无它，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的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据官方统计，在1998年到2003年，累计下岗失业人员就接近3000万。

那些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200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只有95万，但到了2003年，就增长到了212万，增长了一倍多。那时候的舆论也会讨论“大学生就业难”，但事后来看，那时候的大学生一点都不难。

即使是2003年的212万人，其实也只相当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五分之一。那时候大学生总体还是“供不应求”。彼时本科生甚至大专生进银行也是很正常的事，现在随便一个有编制的岗位，都可能卷到博士。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机会，在高增长时代进入就业市场的这帮“70后”和“80初”，吃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根甘蔗最甘美的一段。

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格局恰恰相反，年龄大一些的人成了“改革的代价”，而年轻人却春风得意。甚至，农民工也要比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工人幸福，他们更年轻，也不需要单位制的保障，是更多企业“价廉物美”的选择。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的退出不仅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大洗牌，也客观上使农民工取代了城市职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这些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中国“世界工厂”所依凭的重要“人口红利”，虽然难言过得很好，但比起下岗职工，起码是有一口饭吃，那时的城市贫民甚至会说，他们再不济也可以退回农村，至少还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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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从1990年到2020年三十年间，中国六个五年的平均增速。蓝色条是五年的平均复合名义增速，橙色条是五年的算术平均实际增速。

1992年，邓到南方发表谈话，中国走出了此前两年的徘徊状态，正式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刺激中国经济增速迅速走高。1991年到1995年（即“八五”期间）的平均算术实际增速是1990年以来最高的，为12.3%，但和此后15年（1996年到2010年）差距不大，但由于1993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叠加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等因素，这五年的平均复合名义增速为26.6%，是史上唯一一段年均名义增速超过20%的时期。

从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每五年的平均名义复合增速始终保持在10%以上。尤其是在1996年到2010年的十五年里，中国经济体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虽然持续上升，但经济增速却没有放缓。20世纪最后五年，受国企改革、东南亚金融危机多重影响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出现相对低位，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重新走高。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911事件带来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使中国得以充分享受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双重红利。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连续五年实现了两位数的GDP实际增长，创下了最长的连续两位数增长纪录。（此前是1992年到1995年，共4年）2008年、2009年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两年的增速仍高于9%，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还达到了10.6%。

2011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为9.6%，此后中国告别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十二五”（2011年到2015年）和“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台阶。2016年到2020年这五年，中国的算术平均实际增速5.7%，只有2001年到2010年十年水平（10.6%）的一半。

单从数字上说，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20年，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在高增长年代工作或创业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坐上了时代的高速电梯。

“70后”大学生第一年大规模毕业是在1992年，“80后”大学生最后一年大规模毕业是在2012年。“70后”、“80后”毕业进入职场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增长红利最为丰沛的一段时间。而在这群人当中，越早进入职场，坐高速电梯的时间就越长，在现代中国经济增长最长的长坡中，积累的红利就天然越多。

同样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20年，中国企业界的江湖格局已经大体形成。除了后来个别的移动互联网、新能源和新消费企业外，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型民营企业都是在这20年创业，或在稍早期创业却完整享受了这20年的红利（如万科、华为、联想）。

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九十年代大学毕业就进入宝洁或者四大的高薪“打工者”，和在那二十年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成功的秘密没有区别——他们坐上了电梯，他们赶上了国运。他们绝大多数的财富积累，在那个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现在很多“90后”甚至“00后”骂人家是“资本家”，但人家在当“资本家”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时候，这些B站小将根本还没进入职场，甚至压根都还没出生，人家上哪里剥削你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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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内地相似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高增长的黄金年代。

上面这张表非常直观。一般而言，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意味着经济起飞的开始，而随着人均GDP的逐渐提升，后续“上台阶”所耗时间必然越来越长。

日本上世纪的经济表现极为强劲，从人均GDP一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用时15年，但从人均GDP一万美元到三万美元只花了11年。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八十年代在家电、汽车等优势产业的确具有极强的全球竞争力从而在人均GDP值上和欧美先发国家趋于拉平，另一方面也是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使美元计价下的GDP值更庞大所致。

1992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达到三万美元后仅3年，日本人均GDP在1995年首度突破4万美元，但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以美元计价的日本经济规模未有大的扩张，日本的人均GDP也在三四万美元的水平上长期波动横盘。这一横盘期大致对应明仁天皇的“平成年代”，年轻人再无高增长的诱惑，纷纷变成了“平成废宅”。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趋势则更加典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从500美元到一万美元，正好都经过20年。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很快冲破2万、3万的关口，而是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横盘。韩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经过了12年；而台湾地区同样的跨越，经过了19年。

上图是以美元计价的东亚部分经济体5年平均复合名义增速。在经济增速较高的三十年里，四个经济体的五年平均增速都在第三个五年或者第四个五年达到最高值（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都是在第四个五年），然后增速开始出现走低。除了日本的1986年到1990年因日元升值等原因美元计价名义增速出现了强劲反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的趋势线，整体是高度重合的。

经济增长的横盘期，对于新进入就业、创业市场的人，总体是不友好的，今年中国内地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此前在韩国和台湾的年轻人也遭遇过。韩国年轻人对“内卷”和“地狱朝鲜”的抱怨，台湾年轻人对22k的怨忿和低增长时期的“小确幸”情绪，重要的根源正是经济增速的放缓。

东亚，在有的方面的确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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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亚各个经济体也有区别。在日本、韩国，“财阀”是饱受批判的议题，“三星帝国”似乎掌握了韩国人的一切。在中国，批判“资本家”也蔚然成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再不遏制“资本家”，他们就要控制中国的命脉。

然而，中国果真是“资本家”的天堂吗？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在经济体系中赚钱最容易的体系，始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压根不是“资本家”的。

2021年《财富》榜单中，中国最赚钱的40家上市公司里，金融机构就有18家，还有13家是非金融国有企业，只有9家是民营非金融企业。

这18家金融机构的净利润，占到40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62.8%。9家民营非金融企业的净利润，仅占40家公司里的19.2%，扣除两家地产企业，民营非金融地产企业的净利润占比仅为16.6%。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招商六家银行的净利润之和，超过腾讯和阿里的营收之和。

中国经济最明显的失衡，不是“资本家”和“打工人”之间，更不是什么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对立。前些年中概股行情好的时候，互联网公司的确有一波财富效应。但其主因并不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从用户身上“收割”了多少，不过是因为美联储长期放水刺激了美股的牛市，而这些公司恰好都在美国上市，享受了一波流动性红利而已。

金融体系对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是相当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居民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到头来都是在给银行打工。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8.1%，但商业银行累计净利润同比却增加了12.6%，银行拿得多，实业自然就拿得少。除了金融机构之外，国有经济在相对上游的能源资源、自然垄断等行业占比高，2021年国有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更高达30.1%，大幅跑赢GDP增速。

这些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渐走低，是不争的事实。片面的归因者喜欢说这是因为劳动者的血汗钱都被资本家剥削和榨取了，然而世界的真实却是拥有资金、资源、资产者远远跑赢了劳动收入。从横向来看，这导致了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持续强势和民营经济的颓势；从纵向来看，这导致了历史上的财富积累更趋固化，后来者和先到者之间的差距更难敉平。

相较于其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经济结构呈现出更加“香港化”的特征，金融地产所处的位置过于特殊，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大量所得，都用于还贷款，交土地出让金，或者承受高要素价格，是真正的“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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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其实一直不容易。

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为了尽快赶上世界的步伐，中国一直走的是“开放”先于“改革”的路子。靠本国的民间资本积累比较慢，要发展起来最快的路径就是引进外资，从经济特区到工业园区，主要都是靠引资搞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方面在国有、集体企业面前是“二等公民”，又面临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在2006年中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之前，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一般是15%，而中资企业却高达33%。民营企业不仅承受较高税率，还受到更多的监管限制，一些行业甚至允许外资进入都不允许民资进入，这种现象到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之后才有改观。

前面说到，中国成功的创业家，大多把握住了1990年到2010年这一波高速发展的红利期。但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个时期创业，他们也同样筚路蓝缕，克服了来自意识形态、观念或政策上的重重困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有些时候，人们往往看到别人吃肉，没看到别人挨打。“70后”、“80后”的财富机遇的确好，但他们的童年还是票证时代，可能一周只能吃一次肉。“00后”现在的处境是艰难，但大多数“00后”一出生就衣食无忧。年轻人有理由抱怨，而年长者也无需为年轻人感到歉疚。

“投胎”本就是不公平的。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早生或者晚生，不可能选择自己生在治世或是乱世，也不可能选择自己在小乡村或大城市，在黑非洲或是美丽国。但是正是这些人们天生无法选择的东西，框定了人生最基础的框架。

没有永远的高速增长，没有永远的泡沫沸腾。经济换挡之后，有新的商业和财富逻辑，过去的人们可能看到遍地黄金，弯腰就能捡到；而现在的人们可能要更加努力，才能挖掘到金矿的所在。但一个常识是，无论是别人捡来的金子，还是你辛辛苦苦挖来的淘来的金子，只要成了你的私有财产，就不应该受到侵犯。

“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几千年前先贤的智慧。而观诸世界和中国经济史，只有尊重私产、尊重规则的年代，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创造，有长期的经济增长。财产权能不能得到保障，这是1和0的问题；经济增长、财富积累速度的快慢，这是1之后的0有多少个的问题。没有1，再多的0都没有意义。

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任何对他人合法财富的剥夺，都只可能是杀鸡取卵，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使有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时获益，在更长的周期里，一定会遭遇反噬。

我们从来没有“劫富济贫”的回头路可走，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更好地保护产权，更坚决地打破束缚，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自由而充分地涌流，再也不要给民营经济和企业家戴上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