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者：回首与重访》

著者：李礼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后　记

文 | 李礼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人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改革者，有时被称为革命家，有时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就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而与之相反的其他多数人，状态是什么呢？我常会想起德国人李希霍芬1869年中国旅行日记里写下的那段话：“所有人没有从事新营生以便改善生活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只知道在祖先划定的路上前进，半寸都不敢偏离。每个人只是想挣口饭吃，任何前进的热情和冒险都没有。但是所谓的静止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民族才在他们祖先曾经占过先机的那条路上不断地倒退着”。

这一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之作，也非游记，大概算是一种带有旅行视角的历史随笔。围绕的是个人而非历史事件，他们是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间把自身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或转折之处，虽然有的人名气震天，有的人遮蔽于历史尘埃。

19世纪中叶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在中国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或能给出各种信誓旦旦的解释，不过历史规律这种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就本书而言，显然更无意也无力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算以自己的眼光向芜杂的往事投去好奇的一瞥。

本书对人物的描写远非传记意义上的，我的兴趣可能仅为他们的几段人生切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背后的历史波澜，因此细节和“故事”非常有限，常常显得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好在迈开脚步的走读，或能以勤补拙，稍加弥补。

那些故居、墓地和纸牍结合，虽然并不总能带来巨大的新信息，却常常让历史别开生面。当然，前尘往事为后人布下了陷阱和想象空间，古今皆然。所谓眼见为实，经常并非如此。

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文献里的字句尤其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加入一些现场或物理内容作为注脚，历史情境将变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麦考利说，一个完善的史家“应当使真实性具有吸引力”（《论历史》）。某种意义上，现场和实物确实能让“真实”散发新的魅力。

我对地理的兴趣虽然由来已久，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很多年前在《禹贡》发刊词里写的，“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不到地理现场，不少史事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

它颇似一扇小门或旁门，推开它后人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现场”面前褪去神话色彩。何况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理”对中国意义非凡，它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众多得风气之先的19世纪中国人，求变的思路正是始于对“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明白古老的中国和遥不可及的“极西”“泰西”一样，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她正面临被迎面而来的新世界击溃的危险。

从外部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急迫、中西对峙中的醒悟与彷徨，没有什么比这种“历史感”更贴合那一两代中国精英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徐继畬和张之洞作为本书的开篇。

与逝去的世界、人物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也让人疑窦重重。选择哪些人“对话”，本身就充满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历史自身究竟有无规律，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史学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9 世纪以前它的答案是“有”，而现在却很难回答，因为“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都曾改变历史的面貌”。

虽说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如今却少有人拥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得到一个圆满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可能正因如此，罗素才说“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

你可以不同意茨威格“历史如同小说”的判断，但历史的奥秘恐怕不是布罗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文采所能解决的，人们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不过别忘记昆德拉那句，“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

对于思想史研究者、爱好者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可能更加真实，观念以及通过它给杂乱无章的事实赋予意义和方向感也更加诱人。正是这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观念”或思想的一再变化，默默而深刻地影响、塑造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它是美妙的还是糟糕的。

本书中来到历史舞台的各位，早已从聚光灯下谢幕，却无疑影响着20世纪乃至今天的中国。不过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却很值得怀疑。我们看过太多如下一幕：历史经常绕了一圈又回到多年之前的某个出发点。让过去的事完全重复似乎绝无可能，不过押一样的韵脚却再司空见惯不过。每当此时，旧话只能重提，前人的认识和努力也不得不再来一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章虽然都有一位主角，不过他们交织着更多的“配角”，虽然不少人转瞬即逝。仔细的读者可能会轻松地发现，一些人一再出没其中，比如李提摩太和宋教仁。实际上，他们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求变者”，但限于各种原因，无法单独列为一个章节进一步展开，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线索人物贯穿全书。

本书部分章节里的部分内容曾刊发于《中国周刊》《文史参考》《炎黄地理》《旅行家》等杂志，不过多数内容是新文章，几篇旧文也做了较大增改。张謇那章是我和庄秋水女士共同撰写纪录片《张謇》的意外收获，在此感谢夏骏先生的邀请，这让我有机会接近这位不同凡响的状元企业家。不少想法无法在电视语言里表达，因此纪录片撰稿之外我另作发挥，收入本书。

山西学者任复兴先生是另一位需特别感谢的朋友，他对徐继畬的研究和多年收集的历史材料，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第一章不少罕见文献来源于此。最后，特别向几位幕后的出版友人致谢：本书责任编辑潘美晨、赵静，认真而负责，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俱佳，是难得的文史编辑。

汉唐阳光资深编辑李占芾是我的老朋友，对出版多有贡献。业内著名出版人、汉唐阳光创始人尚红科先生是本书的推动者，两三年前已发来稿约，这本小书原计划2018年出版，时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书中不少人物与此相关。由于本人的拖延，待其面世已是2019年春天。

翻过2018，迎来五四运动百年。仔细想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思想变异，很多肇始于清末。两者之间若隐若现的关系一再被人注意，前人对传统的怀疑，20年后被更大的不满演变为一场“清算”。

100年对一代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从摇篮到坟墓。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或心路历程而言，则可能只是一小步甚至站在原处。后来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究竟该如何凭吊过去，后来者又将如何“纪念”今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