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蒋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这为我们研究其阅读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以圣贤自待：进德修身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一生重视军队，重视武力，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这一点，恐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蒋一生总共读过多少书，自然难以查考。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蒋日记显示，一般每年约读书10种左右。20年代看书较多，一般在10种以上，多至20余种；30、40年代看书渐减，一般在10种以内，少则三五种。蒋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圣经》等宗教经典的日常诵读，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当作另论)。笔者粗略统计，1919-1945年间，蒋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考虑到蒋未必将所有阅读过的书都记于日记中，其实际阅读数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蒋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蒋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

蒋介石少年人私塾读四书五经，受中国传统教育；16岁始入学校，受新式教育。那时所谓新式教育，其实是半旧半新，甚至新少旧多。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先人保定军官学堂，继人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据蒋的年谱记载，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1472-1529)、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

要知道，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如梁启超那样“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狂饮大嚼、目不暇给者，只是一部分，可能还是小部分；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心态和阅读偏好。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便登上出洋之舟，出国之际，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如胡适初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时，课余读的是《诗经》、《尔雅》、《老子》、《墨子》等书。只是胡适的阅读偏好在留美不久就很快“西’化”。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却依然保守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而且终身不渝。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1934年9月，蒋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之道》。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大学》的经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从[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之道，乃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

同样，蒋对《中庸》也推崇备至。蒋日记中，多处记录读《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蒋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中庸要旨》，认为“《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并称“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

蒋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虽然认为《大学》之道，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其实也是从“修已治人”立论，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蒋反复强调，《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由“修身”做起，最终以“平天下”为目标，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

除了《大学》、《中庸》，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书》，始恍然自觉，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学案》，积圣贤之书，仍不能戒惧自勉，可耻可痛。，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1904年，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此后，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书牍、杂着以及治兵语录等。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记，急思立志。重新发奋为雄。

1930年8月20日：观曾公日记，乃叹其修养之深，为学之切，后生可不自勉乎。

1930年8月25日：阅曾公日记，为之兴感，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讲求甚精，吾拟学之。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修身进德方面的传统书籍，相对而言，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1021-1086)和张居正(1525-1582)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三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

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五四时期看过这些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中国。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中，蒋介石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产生了阅读兴趣。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正是赴苏俄考察期间，蒋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蒋介石在旅俄期间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情形：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接触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唯一一次。此后日记中再也没有相关阅读记录。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

在中国革命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清末由单一党派(同盟会)主导革命不同的是，20年代的革命成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高举“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党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而国民党仍自视为革命党，蒋介石亦自视为革命领袖。蒋介石将统一和稳固政权的一切举措都视为革命的继续。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国革命的方法与技术。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计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拟定的计划中，其中一项是要去土耳其“学革命”。当然，他的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法两国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与俾斯麦历史一番，使有以法则也。”1932年4月3日日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内忧外患：学以致用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1932年蒋介石的阅读经历，即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东三省的煤铁矿业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1932年2月29日，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力行社”。该组织是蒋推崇俾斯麦铁血主义的产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镇慑国内的反对派。3月3日，蒋介石开始看《俾斯麦传》。4月20日日记载：“看《俾斯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为特务组织，收集情报十分重要。为此，他专门找来一本《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读，“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2日日记称：“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从蒋介石的阅读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础及其特务情报组织的技术来源。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课，内容涉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国际经济形势、苏联计划经济、各国统计制度、统计学、土地学、教育学以及中国矿产资源分布、币制等专题，范围相当广泛。他在听完西方各大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后，得出结论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这虽然只是蒋的理想，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政治取向。

从广义的角度讲，听讲也是一种阅读。因此笔者有意将蒋介石的听讲纳入其阅读史的主题下讨论。请什么人讲，讲什么，自然由蒋介石自己决定。由于阅读必须依赖现成的书刊材料，当某一问题急需了解，却缺乏适当的参考书籍时，请专家讲解，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蒋介石仍不定期请专家讲授，但没有1932年那样频繁。

由于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其阅读范围势必受到限制。比如有关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蒋的阅读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时期接触过马克思和杜威的学说外，抗战时期阅读黑格尔，就要算是其阅读史上值得一记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原来还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

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阅读兴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对政治人物蒋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寻常。更令人称奇的，是下面这则日记：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

蒋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尔哲学”太晚而失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研究”。蒋介石并不滥用“研究”一词。而对黑格尔哲学，蒋介石日记中却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二字。蒋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尔的话作为格言记在日记中。

持续三年的阅读兴趣，几乎可以认定蒋介石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甚至信仰黑格尔的学说。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本以为他信仰了黑格尔学说，没想到转了一圈，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应该说，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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