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台诏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汉书·武帝纪》是年谓“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师古释绝国为“绝远之国，谓声教之外”。在当时，声教之外的绝远之国，主要是西域诸国大宛之属。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所以放弃了改弦易辙的时机，继续筹划对西域的战争。两年以后的太初元年，李广利就师出大宛了。

大宛远在葱岭以西，与汉境迥不相接，为什么汉武帝要执意征伐大宛呢?

汉武帝伐大宛的战争，《史》《汉》仅以求汗血马来解释，自然是不够周全的。近人有一些新的见解，如余嘉锡先生提出改良马政说①，张维华先生提出求天马以升天说②，国外汉学家也颇有论述。近几年，史学界又陆续提出一些其他见解。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认识。对于伐大宛原因的问题，本文别无新解，只是认为汉向大宛一带(而不是特指大宛一地)进军之事，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和步骤考察，是多年以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行动的必然结果，而不只是汉武帝一时的物欲所致。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封禅大典前夕，武帝诏曰:“南越、东欧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事实上，汉与北夷即匈奴的战争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决定性的战役早已结束，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剩下的主要问题是与西蛮即西域诸国还没有进行

①《汉武帝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

②《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见张维华《汉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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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足以决定雌雄的较量。打西域是箭在弦上，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到达大宛等地，但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汉对大宛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时连河西走廊都还不在汉朝手里。以后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战役，汉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列置郡县;又逼迫匈奴北徙，使漠南不再有匈奴王庭。元狩二年(前121年)或稍后，汉“筑令居以西”①，即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向西修筑亭障。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令居事障西迄酒泉为止。得河西，列亭障至酒泉，才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接着，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经营西域方略，进一步提出招乌孙东归敦煌、祁连故地，并主张与乌孙结和亲以“断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张骞谓:“‘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这就是说，汉朝必须在西域取得乌孙这样的立足点，才能招徕更西的大夏之属，包括大宛在内。于是而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西域之行。

张骞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副使到达大宛等国。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所以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无功而返。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要使乌孙接受和亲，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有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而有元封三年的楼兰之役。

楼兰之役，是汉朝为保护西行使者而发动的一次战役。其时使者相望于道，每年多至十余辈，而当道的楼兰、姑师(车师)苦于供应，攻击汉使，又屡为匈奴耳目。元封三年，赵破奴破楼兰，汉使者王恢助破姑师。《汉书·西域传·楼兰》曰: 汉破楼兰、姑师以后，“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前述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亭障，其终点即在酒泉，至是又自酒泉西延至玉门。玉门指玉门都尉治所，在敦煌郡治之西②。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连以长城，这就是古称的西塞。长城西延，汉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接受和亲。这是汉对西域用兵的第一阶段。

汉朝至此并未止步，接着就有大宛之役。

乌孙和亲后，汉朝没有达到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目的。《张骞传》谓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詘以礼，羁糜而使也。”因此，军事上出现了向西再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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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大宛列传》。

②关于玉门关与敦煌郡治相对位置及其变迁的向题，久有异说。此处从向达、马雍先生之说。马雍近作《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教煌郡的西境》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谓其时盐择以东均为敦煌郡境，颇有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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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要求，大宛也就被选定为进攻的目标了。前引《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诏求“X弛之士”能“使绝国者”，所谓“绝国”，当包括乌孙、大宛、大厦之属。

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年)的事。从汉得河西走廊以后至此，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拍地区。

这里所说的盐泽，《史记·大宛列传》作盐水:“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陈梦家先生《汉武边塞考略》①，据此认为盐水专指盐泽以西流人盐泽之水，约当今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而孔雀河的上段到达渠犁境，近于轮台。这说明敦煌以西的亭障沿盐泽以北继续西行，止于渠犁、轮台区域②。斯坦因当年在盐泽以西以至今库车一带发现延绵的烽台，同今甘肃境内汉代亭隧结构相同，但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这当是敦煌“西至盐水”的亭障。由于亭障到达渠犁、轮台地区，渠犁、轮台地区置田卒才有可能。

《汉书·西域传·大宛》:天汉以后，汉“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汉使所至，不限于宛西诸国，太始年间有至莎车者。《流沙坠简》廪给类:“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下缺)”。简发现于罗布泊以东地。这是西域道中供给汉使廪食的纪录。《汉书·功臣表》:“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太始三年(前94年)五月封。”汉简续相如不冠侯号，则其遣人上书当在太始三年五月受封之前。象续相如那样深入西域南道西端的莎车，当是汉使乘太初年间“伐宛之威”以及天汉年间亭障沿盐水西延之便，扩大了交通范围的结果。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这些亭障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这些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综上所述，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③。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然后有:一、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二、“因暴兵威以动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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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陈梦家《汉简缀述》第212-215页。

②此处亭障所止的具体地点当在连城，说详下。

③汉朝经营河西，也是按此往序:先是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然后是，一、在后方筑长城自今居至酒泉; 二、派使者向前方出两关周旋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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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之属”。太初三年降大宛，然后有:一、天汉元年“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二、“风谕〔宛西诸国〕以伐宛之威”。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汉武帝终于选定大宛为目标，其决定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前所申述，本文存而不论。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清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五、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前已论及，作为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搜赋的结果，元狩四年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在此以后，“〔太初〕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①，导致“海内虚耗”②，“天下骚动”③。作为后果，出现了天汉二年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大群数千人，攻城邑，杀二千石，小群数百人，掠卤乡里。关中“豪杰”受到影响，也多远交关东。《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天汉暴动较详，认为主要原因是酷吏专断。“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汉书·王诉传》则认为连年征伐是天汉暴动的直接原因。大抵天汉暴动是元封流民骤现形势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地方宫府不能禁止，汉武帝乃采取非常措施，由皇帝直接派员控制局势。这些人衣绣衣，杖斧，持节及虎符，称绣衣直指使者，发兵分部捕逐，斩首或至万余级，颇得渠帅，而散卒复聚阻山川。汉武帝于是作“沉命法”，督责二千石以下捕盗不满品者，太守、刺史伏诛者多。其结果又出现上下相匿不报，暴动更多。这无疑是西汉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据《汉书·李陵传》，“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军中。”她们自然会扩大农民暴动的影响。《酷吏传》谓农民暴动延续数年犹未平息，《萧望之传》谓天汉四年之后犹是“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这是对汉武帝的一次比元封四年更严重的警告，逼迫他思所以改弦易辙之道。

汉武帝利用专制权威，孤注一掷，大发直指使者以镇压农民暴动，居然获得成功。农民暴动既被压平，转变政策的向题也被搁置，几年以后，还发生了导致改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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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②《汉书·西域传·渠犁》。

③《汉书·李广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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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的巫蛊之狱。但是，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汉武帝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刘屈氂、李广利一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治者内部纠纷，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觉。所以在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后，形势又围绕着为太子昭雪事而急转直下，导致轮台诏的颁行。

《通鉴》征和四年三月叙武帝之言曰:“股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是年六月就有轮台之诏，见于《汉书·西域传·渠犁》。诏中说到“深陈既往之悔”，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以上引《通鉴》“不可追悔”之文注此，其意盖指其为一事的重申。轮台之诏上承卫太子昭雪事，其直接起因，则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势。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进攻匈奴。出军五原的李广利由于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王髆事发，惧降匈奴。这是巫蛊之狱的余波。其时卫太子既已昭雪，站在卫太子反面的人物，包括刘屈氂和李广利，就成为余波冲击的对象。另一路汉军由马通(即莽通)率领，出酒泉，至天山，在西域活动。汉恐车师遮马通军，乃以匈奴降者开陵侯成娩率楼兰等六国兵共破车师。马通军东归，道死者数千人，武帝乃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另一路汉军商丘成出西河，也无功而还。汉军的不利，使调整防务成为必要，因有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之奏。他们请求于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由张掖、酒泉遣斥候属校尉，有事因骑置以闻;并且列亭障以威西国，遣使者以安之，使他们不致于因汉军不利而有所摇动。

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无多，汉武帝却决心利用时机，改弦更张。他否定桑弘羊等的请求，并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武帝由是不复出军，并于征和四年六月①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这些就是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自从汉武帝对卫青说到以“亡秦之迹”为鉴以来，时间已过了大约二十年，‘矛盾积累更多，“亡秦之迹”的征兆也更为显著。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历史任务寄托给卫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

关于轮台诏，有如下两类问题值得推敲。一类是军事方面的屯田、筑亭障等向题。轮台诏似乎以否定屯田轮台之请为主要内容，史家叙及该诏者，往往首举罢屯田事。但是实际上屯田既非重大扰劳，也非始置。轮台屯田，除了其地点适宜农垦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它处于抗拒匈奴的关键位置。从汉初到汉宣帝时，匈奴统治机构僮仆都尉一直设立在这一带的焉耆、尉犁、危须之间。所以汉朝势力一旦深人西域，就必须在这一带置卒屯田，以求久驻固守。

《史记·大宛列传》:，“仑头(按即轮台)有田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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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月份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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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这当是太初、天汉间事，因为《史记》记事，不可能晚于天汉。《汉书·西域传》亦谓“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汉书·郑吉传》李广利伐大宛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犁)。”看来，轮台屯田很可能是武帝天汉已置田卒而未及屯垦，或虽屯垦而未久即止，其人数不过数百，规模是不大的。征和四年汉武帝否定桑弘羊等屯田之请以后不久，昭帝时霍光复“用桑弘羊前议，以X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①置卒屯田，是经营西城势所必需，而罢屯田事于西汉所省不大，从“思富养民”的意义上说来并不如罢筑亭障重要。

如前所述，西域亭障已沿盐水修筑，至于渠犁、轮台之间。《汉书·西域传》载桑弘羊等奏，于设屯田事后有“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连城，地名，在渠犁附近。《水经·河水注》:“敦薨之水自西海(按指今新疆博斯腾湖)还尉犁国国治，……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还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②，以威西国’，即此处也。”桑弘羊等议列亭障而西，起自连城，系取乌孙方向。以情理度之，连城当即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亭障终点。回顾汉武帝时期向西建筑亭障，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至酒泉为第一次，元封四年筑酒泉至玉门为第二次，天汉元年筑敦煌、玉门至盐水上游的连城为第三次。继这些以后，桑弘羊等请筑连城以西，是关于第四次西筑亭障的建议，但是没有实现③。

修筑亭障，包括筑成以后置卒戍守，虽然比置卒数百屯田更为烦费，但这两者在汉武帝的西进方略中是相关的事，所以轮台诏中相并言之。后人只以罢屯田为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而忽略了罢筑亭障具有更大的意义，是不尽符合实际情况的。

轮台诏的另一类值得推敲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戍轮台、修亭障之请被否定，奏请者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同受“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的指责，但他们的结局却各不相同。商丘成以击卫太子功封侯，迁御史大夫，在上奏的第二年即坐罪自杀死，已见前节。田千秋以讼太子冤之功原已得到晋升，累迁大鸿护、丞相。武帝轮台诏在责其“扰劳”的同时申富民侯之封，似于褒奖中微离讽刺。至于桑弘羊，他在武帝死前以搜粟都尉④迁御史大夫，偕丞相田千秋，与同受遗诏辅政的霍光、金日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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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西域传·渠犁》。

②《汉书·西域传》说的是“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于屯田无涉，非谓“连城以西可遣屯田”，《水经注》引误。

③张维华先生《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汉边塞》，谓桑弘羊等所请筑者为盐泽至渠犁一带的亭障，这段亭障由于轮台诏下而未筑，后来筑成于昭、宜之时。此说似有未谛。盐泽至渠犁一段亭障并非桑弘羊所请筑者，而且已成于武帝天汉间。至于桑等所请筑亭障，明言“连城而西”，其事被汉武帝否定，后来再未修筑。张先生似乎忽略了盐水和连城的地理位置，所以有上述判断。

④《汉书·百宫公卿表》大司农条:“搜粟都尉，武帝军宫，不常置。”桑弘羊于太始元年自大司农贬为搜粟都尉，至是又得升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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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桀等并拜卧内。桑弘羊是汉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他在汉朝转变政策的时候有谴无功，到这时反而得到升迁，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与卫太子死事无直接关系，第二，他从十三岁为侍中(时在武帝即位之初)起，长期在武帝身边，元封元年为治粟都尉，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①，所以霍光还需要他理财办事。

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了包括盐铁向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②，其内容备见桓宽《盐铁论》一书。辩论中，受霍光支持而与桑弘羊对立的贤良文学处于优势。但是居外廷首脑地位、“当轴处中”的丞相田千秋却“括囊不言，容身而去”③，实际是支持桑弘羊而反对霍光。霍光没有取得肯定的胜利，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盐铁之议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年)，出现了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④。“怨望霍光”当是桑弘羊致死的真正原因，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至于田千秋，本来“无它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还曾附合桑弘羊轮台屯田、西修亭障之请，所以他并不足以当政治上改弦易辙的重任，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田、桑关系甚多。桑弘羊死，其故吏侯史吴以匿桑弘羊子桑迁获咎，田千秋婿少府徐仁议赦，田千秋亦屡为侯史吴言。霍光卒诛徐仁但未究及田千秋。

论轮台诏的前因后果，涉及的历史人物颇多，他们在纷纭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表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但左右局势的仍然是汉武帝自己。从事态发展的各种偶然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动向，这就是说汉武帝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和教训，既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时，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词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封建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封建皇帝，却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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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准书》。

②参看张烈《评盐铁会议》，《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③《盐铁论·杂论》。·

④《汉书·车千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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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而再对这个问题略作申述。

司马迁没有见到汉武帝统治的全过程，《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司马迁除对武帝间有如借汲黯之口斥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①一类议论外，在政治上没有总的评价。卫宏《汉旧仪》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以至无传。所以《史记》中关于汉武帝改弦易辙的向题，没有保存太多的资料。《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今上本纪》原貌虽不可知，可能止于改正朔、易服色而不及此后的大事，但司马迁对太初以前汉武帝的评论，从这几句话大体可以窥见。

班固《汉书》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向题，只是在戾太子、江充、刘屈氂等传中散记巫蛊之狱，在《西城传》中记轮台之诏，而不著其联系，如是而已。而且这些事件，都没有叙之于《武帝本纪》中。班固论汉武帝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黝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师古谓班固之论，“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班固生活在所谓汉室“中兴”之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对汉武帝颂扬甚力，而指责则含糊其辞。

唐代的司马贞为褚补《史记·武帝本纪》作《索引·述赞》曰:“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夸丽，尤敬神明。…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针泛汉武帝之短而不及其功业，说汉武帝齐衡嬴政而不说其终免亡秦之覆，是司马贞所论的片面处。与班固之论相比，这是又一极端。

《通鉴·汉纪》出刘攽之手，刘攽叙巫蛊向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攽用大段文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台诏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攽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它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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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汲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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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攽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的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攽的引用才得以流传至今。

刘攽在政治上是反对开边、兴利诸端的。其《咏史》诗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其《寄王荆公》诗曰:“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诗句偏激尖刻，在北宋政治条件下，是无甚可取的。但是他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元封以后的政局和汉武帝的活动，突出他所说“亡秦之迹”的鉴诫，却是切中时弊，因而是有卓识的。

司马光在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理解刘放的思想。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乎！”①司马光处在积贫积弱的宋代，又长期与王安石相抗衡，所以对汉武帝多谴责其奢侈、繁刑、重敛、穷兵诸端而未赞其功业。他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因而免蹈亡秦覆辙，而这一点正是刘攽所着意强调的。

《通鉴》学的重要学者胡三省，注《通鉴》多发微之笔，但于此一案却似乎缺乏特别见识。另一《通鉴》学的重要学者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三中引叙汉武帝以亡秦为鉴之言曰:“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三年改政，说的是神宗死，哲宗立，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欲去王安石新政，而议者则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②讥司马光。王夫之所论汉武帝轮台诏后昭帝、霍光的“改道”，同神宗死后司马光等的“改道”，性质迥然不同。但是诚如他所说，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

这里顺便再谈一个问题。汉武帝终于在最后一两年中实现转变，也还有时代的客观原因。汉武帝时代，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这与秦始皇时代大不相同。汉初的轻摇薄赋，与民休息，本来就是亡秦之鉴的产物。所以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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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②《论语·学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意思是说司马光辅哲宗改神宗之政，即子改父政，因而获讥。但司马光却以太皇太后(神宗母)之名加以解释，说这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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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亡秦之迹”。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变化也是借鉴亡秦而出现的。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黄老思想流行，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说:“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刃，注家释为满。这句话的意思是，武功满后，要有文治，才能说是成功的。《陆贾传》所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也正是这个意思。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纯粹的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这种思想的出现，当然也有亡秦之鉴的历史背景。所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也是可以从思想上加以解释的。我们知道昭帝时的重臣除霍光以外要算张安世和杜延年，而他们分别是张汤、杜周之子。《汉书·杜周传·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张安世、杜延年以酷吏子而皆成为重要的“守文”之臣，也应当有时代的原因和思想的原因。还须要说明一下，这并不是论证汉武帝的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是由法入儒。汉宣帝兼用儒法，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①，这种制度，正是武帝时形成的。这个向题已离开了本文主旨，所以就不多论说了。

作者后记:本文第三部分附注中关于戾太子自经后张富昌足蹋开户、李寿趋抱解太子一事，用王先谦说，以为张、李二人意在生得太子而非为解救太子，因而在诏封张、李分别为题侯、邗侯时有“疑赏所以申信”之语。兹检荀悦《汉纪》卷一五，题侯作踶侯(《四部丛刊》本作蹋踶侯，蹋字衍)，邗侯作抱侯。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据《汉纪》，谓踶通蹋，隶书抱与邗形近，以此判定《汉书》表、传讹提为题，讹抱为邗，并谓提与抱皆以解救太子得名。夏燮《校汉书八表》卷五以王念孙说为得。按，王念孙谓《汉书》表、传字讹，甚有理据，但是作提作抱，仍可释为欲生得太子，非必释为解救，至少武帝当时未能肯定提、抱动机，否则疑赏申信之语就无从理解。武帝终于置张、李于迫蹙太子者诸人之列，故张、李未得免死。权衡各家解释，仍觉王先谦之说于理为得，证据较强。文己排定，故赘后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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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元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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