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教授

飞鸟之影：

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

作者/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杂志2016年第6期,36-40页

历史研究，一般都知道先要能见其大。我想，最好还要能见其动。“见”在古代是个通假字，在此也有两义：从史料解读言是本字，从史学表述言则是通假，即“能现其大”和“能现其动”。

我们常把历史比作长河，梁启超曾说，“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明确了史家的任务——历史本身是活的，历史的表现或表述，也需要呈现其活动的一面。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所谓从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正指向了史料的解读。作为文本（含实物）的史料，是已凝固的“陈迹”，是静的甚至“死”的，但史料亦自有其“生命史”。具体的某件史料可能以一种“已完成之定形定态”出现，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像史迹呈现“若行若止之态”一样，史料的静止表象背后，同样有着一个从产生到存留，进而流传以至于今的形成发展过程。

然而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是习惯于对历史作切片式的静态研究，特别是分门别类的考察，而不甚注重其“若行若止”状态中的生命跃动。关于分门别类的利弊，当另文探讨。本文想要说明的是，切片式考察与动态研究并不冲突。实则人人所从事的，都是某种切片式的考察，需要的是避免切片式的思考，而尽可能呈现历史本身的动态。

章太炎曾说，“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其实迹并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所谓“雁过留痕”，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等法观察飞鸟引发的空气流动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则看到一种静态之动。那时雾霾不严重，今人因晴空经验少，可能想不出这样的比喻，也不易理解飞鸟的影子是静止的。无论如何，从“影子”看飞鸟，即由影观形，便是一种以静观动的侧面进入之法。

不过，一旦飞行中的鸟成为不动的“影子”，它本身就由动转静了。惟其不动，也就可以捕捉；且影子虽然不动，却有着动的精神。这样的由影观形既是一个比喻，也是重要的提示，即我们的具体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切片式的“截取”，而不太可能是所谓全程的。一旦截取，不仅动态呈现为特定的静态，其本身是否恰当，研究者是存在争议的。

梁启超在指出每段史迹“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之时，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因此，“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后来汤普森（E. P. Thompson）也说：“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他们两位皆史学大家，而都说历史不能静止、不能截取以供研究分析，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笔者的理解，他们都是有针对性的强调：前者针对的是“自然科学”，即要让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可能更多针对着社会科学，特别是前些年流行的结构主义倾向，或我们常说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总之，他们都是在强调历史流动性的同时，维护史学那独特的学科主体性。

然而在专题研究日益兴盛的学术趋向里，对个体研究者的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而言，实际操作层面中的历史叙述只能是切片式的。即使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仍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片刻。甚至可以说，不截取在写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胡适“截断众流”以回避纠缠于断代史起源的方法，对从事专门研究者，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这不必是胡适的发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从战国开始。这也不仅是当时所谓新派做法，被视为保守的邓之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就始于秦。而兰克也曾截断众流，他在1854年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所做的历史讲座中提出，讲座不能没有起点，如果“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有可能远远偏离目标”。为了不至“在历史中迷失自己”，他主张“以罗马时代为起点，因为这是一个汇聚着种种不同因素的时代”，可以说“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入海的历史长河”。

这一思路与胡适以东周为中国古代史的起点有些相类，不过胡适的“截断众流”是因为他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证据不可靠，而兰克强调的是罗马史的时代意义，并不是历史证据可靠与否的问题。换言之，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兰克学派”的特征方面，胡适更像个“兰克派”学者，而兰克自己则不像。

胡适可能并未看过兰克这段话，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他老师杜威的“历史方法”。胡适屡次陈述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即不把一种事物、制度或学说“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而“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这样的“中段”是可以“切片”观察的，但需要“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捉住了祖孙两头，他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同理也可以从空间思考，顾颉刚“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提示，即截取的方法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任何片段，都处于一定的时空框架之中，也要置入相应的时空框架中进行考察。蒋方震曾说，研究一历史事件，

可以说，每一历史片段都是在可以无限多的因和缘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或者说是处于各种因和缘的相互作用之中。片段外如此，片段内亦然。但即使在一些接近“大制作”的论述中，我们也常常不自觉地带进了切片式的静态思考。例如，当我们说中国上古的“多元一统”特点时，显然在意识层面已特别注意到“统”的复杂性；但对那复数的“元”，则有意无意中常将其视为相对独自发展的“完整”体系；尽管能注意到各“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然对各“元”之中也存在多因素关联互动的复杂性，至少是认识不足的。

在梁漱溟看来，“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他特别强调，不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如果“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仍抓不到问题。所以他“最不想发表单篇短文章，不愿在许多问题中抽出一个问题来谈”，因为短文“很难将自己整套意思前后曲折发表出来”；就像“一幅图画，是由阴阳明暗几面配合成功的；假如阴阳明暗左右前后没有完全排比出来，支节片段的东西，就不能供人家的欣赏领略”。

动态表述源于动态的观察。尽管我们在操作上不得不有所切割，但一定要在意识层面尽量避免对切片进行静态研究，而牢记历史和具体史料那“若行若止”的动态，并在表述时尽可能体现其流动之态。前述之由影观形，就是针对任何历史切片的以静观动法。这有些类似我们常说的捕风捉影中的“捉影”，可能有点虚悬，下面略作粗浅的探讨。

梁启超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而且要再现得有“活动”的意味。当然，“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可知在他看来，只要有“巧妙之技术”，就可以再现人类过去的“活动”。这操作层面的“技术”同样包括史料解读与历史表述的两面。盖凡动就有态，而动态是很难原状存留的。要从看似静止的史料中读出历史的动态，需要动的解读，以静观动就是一法。

任何史料，都是所谓“人言”（人造物也是一种言）。言本是动的，只有读史者自己能虚能静，才可能“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而“见微知类”（《鬼谷子·反应》）。此即所谓以静观动。

如上所述，一般所谓历史事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片刻，且是与其他众多因素相伴相生、受前后左右因缘影响的一片刻。有时远观似静止，近看则能动。反之亦然，即“飞鸟之影”也。最能表现这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意态的，是《庄子》所说的“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庄子·天下》）。一支射出的箭，不论多快，一旦如电影之定格，便呈现一种“不行不止”的状态，总带几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的意味。

那是一种类似快速运动中紧急刹车式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透视到动的精神和姿态，或即本雅明所谓“辩证的静止”。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强调，“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他唯有作为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而“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我们要注意本雅明特别强调那一闪而过的真实画面可能永远消失，即章太炎所谓“甫见而形已逝”的危险；但他又指出这真实图景的意象是能够被捕获、可以被抓住的。

这样一种辩证的动静关系，往往表现为《孟子》所谓“引而不发”的“跃如”状态（《孟子·尽心上》）。宋以后的儒家对此讨论甚多，朱子便说：

清儒何辉宁发挥说：“气有动而无静，然其行也，必有所凝，而后有象”，若“节之则不静而静矣”。以此借喻流动的历史画面，首先是“必有所凝，而后有象”；同时也只有“节之”，类似电影的定格，才能得“不静而静”的效果，于是方便具体的考察。但研究者切不能忘这不过是一种“不行不止”的切片定格，静态的背后仍是动。

近人刘咸炘解释《吕氏春秋·圜道》中的“帝无常处”说：

所谓静定，乃是“变动不居”之居，亦动中之静。故无常处，乃有处。一个片断不仅是关联性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周流变动中截取的一静定，且必截取而后可见、可考察分析。我们在认识、解读和分析截取的具体文本片断时，不能忘其动的精神风貌，且当尽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风貌。而解读的方法，则以《易系辞》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为最简明。只有观察者自己能虚能静，然后可以静观动，进而以静御动（所谓“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宋明儒最喜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语申论《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这些议论往往都能领会那种似静实动、动而不显的态势，尤以周敦颐所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为最传神。史学本是一门理解的学问，这些丰富的议论，都可视为“史学方法”的探讨和论证。

关键是在读那些静定之片断时要有不忘其动的意识，然后知探索寻觅。顾颉刚曾说，笔记之长处，在“写其直接之见闻，或记其偶然之会悟，要在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就像李贺作诗，“驴背得句，即书片纸纳奚囊，乃克保其一刹那间之灵感”。实际的情形，不论顾颉刚本人的笔记，还是李贺的诗，大概都已经反复斟酌修改补充。但顾先生所说的“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则提示了以静观动的取径，甚可借鉴。

太炎论作赋说，“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此当指作者之“感”，乃是无经历者不易体会的境界。文虽有感而作，在作的进程中确可能（且经常）出现“文成而感替”的结果。则写作不啻为无数次由“现在”成为“过去”的行为，那种撰写当下“一刹那间”的感觉，的确是稍纵即逝，始终处于未必自觉的微妙变化之中。

史料之制作亦然。所有静态的文本都产生于动态之中，总有一些静态之动的存留。如果具体的材料是当时写下而未经修改的，不论其写作或记录的意图如何，甚至作者自己可能都已觉其不存在，多少都能留下几许“一刹那间”之感触。即使是后人追记或作者自己修改订正，若能考出其行动场景，仍有别一种“当前一境”在。后之解读者若能读出作者落笔时原初的“自感”，哪怕仅是部分，则对其所成之文的理解，自不相同。

可以说，小到一条史料，大到梁启超所说的“史迹集团”，皆可视为一种“辩证的静止”。很多史事，确如太炎所说，常“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只有尽量读出史料作者那“当前一境”，方可能捕捉史事发生之时的“空中鸟迹”；这既非常必要，也相当重要，更大有益处，当勉力为之。但若意识层面无此自觉，便也真有可能让“空中鸟迹”成为“已逝”之形。

简言之，动即是静，静也是动；所谓“辩证静止”，即体现在“不行不止”之上。从先秦诸子到西人本雅明，捕捉动态的片段然后以静观动的提示，已一再出现。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每个人都不过是截取一段史事来进行探索。反过来，大大小小的历史“片断”，皆当视为被“切割”而出，即其本是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研究者一方面永远不要忘记那看似凝固的文本（含实物）乃是一种动中取静的产物，更不能见静忘动，遂以静为静；一定要体会和感觉那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姿态，尝试以静观动式的解读，以从静止的史料中读出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