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种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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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平等
文|杨奎松
（历史学者）
从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或历史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人类不同群体最初互相“发现”的时候，往往会以自己的外貌去观察评判他者。最直观的，就是皮肤颜色、体格长相，与自己族人像不像。长相相近，就容易产生认同感。差异太大，一方难免会将对方视为异类，甚至是怪物。
当然，一个社会及其文化观念的开放程度对此也有影响。如中世纪欧洲地中海地区沿岸国与中东及非洲，乃至印度洋沿岸民族通商交往较多，因此，他们即使首次看到东亚人，也不会太过惊奇。如12、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和修士奥多利克，是目前已知最早接触到中国人及日本人的欧洲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或日本人长得和欧洲人没太大差别，皮肤都是“白色”的，因此是“很好看”的。直到16世纪，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欧洲沿海国家的官员或传教士这样描述中国人：他们穿着得宜，“男子白晢，外型健康良好；他们的妇女非常美丽，不过男女的眼睛都很小，男性的胡须只有三四根毛。”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自汉至唐，丝绸之路引来大批欧洲、中东、南亚的商人及各色宗教人士。发展到盛唐，因唐朝皇帝奉行华夏、夷狄“爱之如一”的政策，故长安城内很长时间佛教、景教、袄教、伊斯兰教各色寺庙林立，胡乐、胡舞及波罗球等文化娱乐方式广为流行，连统兵守边的武将，甚至王朝宰相，也使用了大批番人。迄今我们仍可通过各地出土的陶俑、神像、壁画、石碑等物，看出当年不少欧洲、中东、南亚及非洲人生活于东亚大陆的明显痕迹。虽然来自印度大陆的佛祖像，会渐从半祼半黑双眼皮的南亚人形象，变成身穿袈裟、单眼皮的体态丰腴的蒙古人种形象，但多数民间陶俑的造型还是相当逼真，欧洲人高鼻、波发、面白、碧眼、黄须；非洲人肌黑、发卷、额突、唇厚、鼻翼宽阔，惟妙惟肖，并无丑化或美化之意。
诚如民初柳诒徵所说：此种中西文化交融的情况，自唐中晚期至北宋前期已开始“别成一种社会”。韩愈在《原道》中已在大声呼吁要明“华夷之辨”了；到石介撰《中国论》时，则直书“东夷”“南蛮”“北狄”“西戎”为茹毛饮血的野蛮人。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唯华夏道学、礼教是尊的正统观念当道，国人再来看异族异种，自然就渐渐开始用上排斥的眼光了。南方客家人中还因此流行起这样一种传说，说的是远古时期太上老君用粘土造人，最初一个被烧的时间长了，几乎烤焦掉了，他就把它扔到了非洲，因此有了许多黑人；第二个烧得仔细，但取出来早了，太白，又被他扔到欧洲去了，结果就有了许多白人。据说只有第三个烧得很完善，不黑也不白，略带黄色，太上老君很满意，就把它放在身边，这就是黄种人。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允许西方人进入中国。20年后，英法联军又一举打进北京，迫得清朝皇帝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这之后，西学涌入，中学式微，国人自身骄傲的情感，明显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尽管西方列强更多是靠暴力进入中国的，却再没有人会把白种人视同野蛮人了。不仅如此，越是有保种保国之心的人，也就越是发自内心地承认西洋人经济发达、政制优越，“文明自由”，为世人楷模，急切地想要学而习之，以一变中国落后挨打之局面。
西学的基础是科学，一旦认同科学的价值，就意味着要否定以经学为基础的中学。放弃宋明以来的僵化八股，当然不会让中国人生活得更痛苦，但问题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想要学西方的时候，却赫然发现，自己竟已经被西方的科学家们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打入另册了。
18世纪中后期，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法国自然科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以及德国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等人，运用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医学及解剖学，以及历史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种种分析方法，对人类种群进行了多层面的分类学研究。到19世纪前半期，再经山缪·乔治·莫顿、约赛亚·诺特与乔治·格利登、乔治·居维叶，特别是亚瑟·古比诺等人的人种学研究，中国人已经被认定为是人类现有四（五）大人种，即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大洋洲人种（棕红种人）中的黄种人。黄种人基本上被认定为只是比黑或棕种“未开化”人种略好，但肯定劣于白种人的“半开化”人种。
伴随着人种学迅速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歧视，很快就在西方白人世界开始发酵。最早开始引发排华浪潮的，正是欧洲新殖民的聚居地，即北美和澳洲。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对华人移民的恐惧就日渐笼罩在美、澳上空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即《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简称“排华法案”）。围绕着该法案产生而展开的辩论过程清楚地显示，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领域侵入到社会学领域，催生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发生恐慌。他们害怕“脑容量太小”，与西方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的肮脏华人，会依仗其人口众多，生育力强，最终像蝗虫一样蚕食掉北美白人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的生存空间。
这一波排华浪潮兴起不过十二三年后，原本与中国人发展程度不相上下的黄种日本人，突然间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不仅击败中国，夺得朝鲜半岛，而且逼迫中国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由此想到蒙古铁骑蹂躏欧亚大陆的历史惨祸的德皇威廉二世，马上开始忧心忡忡向俄皇等欧洲国家领袖鼓吹联合抵御“黄祸”的必要。
紧接着，1900年，中国又爆发了大规模烧毁教堂、杀害教民，甚至杀害外国传教士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庚子之变”。不数年后，日本又在东亚一举打败了沙皇俄国，夺取了沙俄刚取得不久的在太平洋上的出海口，以及对中国南满地区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黄祸”的可怕，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把那些想要学西方和亲近西方的中国知识精英们，逼到民族主义的墙角里去了。
近代中国的改良派、革命派，抑或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最初都是以西方现代价值观为标杆，来批评礼教和反对国粹主义的。但是，在中学与西学为体为用的问题上，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摇摆不定。至少，不少人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文明教化4000多年，与西方白种人的文明程度其实相去不远。只不过，革命党人把中国当下所遭遇的种种屈辱，归因于落后满人的蛮族入侵和统治。改良派则相信，中西差距拉大的关键，主要还在制度革新和人心改造的欠缺。当谈到人类社会未来前途时，他们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
康有为不仅不否认自己的黄种人身份，而且认为与南亚、非洲、拉美及太平洋诸岛那些未开化的“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的棕、黑色人种相比，中国人就“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因此，他们大都主张“大中华主义”，热衷于宣传鼓吹“中国之将强”的种种道理。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人类历史固然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但白种人人数有限，“骄而不耐劳苦”，再加上其“开明之度既日进，分利之人愈多，而生产之人愈少”。当今世界上尚未开发之地，如南美与非洲，费力最苦，得利最少。“中国人数众多，耐劳苦而工价廉”，自治、学习、经商能力之强，世上无人能比。故这些地区“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无可疑也”。“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此非吾夸诞之言也”。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面对“黄祸论”都会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放言不拘、自信满满。最狂如日本人，也还会有许多人不甘心做“半开化”的黄种人。在这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田口卯吉等人的主张。他们否认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否认日本人是黄种人。在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中，只有白种人是最优秀的：“骨相最正，容貌极美，为诸人种中改良最佳、最富才干者，宜率先臻于文明之极致。”因此，同为明治时期重要思想家，田口卯吉却会突出地从皮肤颜色和细腻来强调日本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的理由。他写道：“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胜于雅利安人种。”受其影响，小谷部全一郎及木村鹰太郎更进一步得出结论称，日本基础民族应该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和“亚伯拉罕子孙迦德的后裔”。
20世纪初，尽管中国自古崇奉黄色，并不反感“黄种”一词，但不少中国学者，如刘师培、蒋智由、丁谦、章鸿钊、郭沫若等，还是多少存在田口卯吉等人那样的心理。1894年，时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的拉克佩里出版了一本叫《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的书，其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于是，不少人结合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述，撰文著书来论证中国人种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意在强调汉人属于外来征服者，符合先进民族迁徙并征服落后民族的进化规律。就连大力推崇国学的章太炎，也曾力撰《序种姓篇》，详细论证“中国种姓之出加尔特亚”（即前巴比伦）之史实与原因。
多数激进的青年学生面对此种形势，就全然不管什么科学或学理上的问题了。他们对“黄祸论”的批驳方法多种多样，有人撰文声辩：“华人心气和易，殊无所贪，且中国富于矿产，宜于农牧，谋生之道，无待外求”；有人强调这是德、俄等制造恐慌，实为“煽惑列邦”，企图“于中取利”，“必使亚洲黄人不得复见天日而后快”。有人则以匈奴、蒙古人为傲，历数黄种人当年破罗马、并俄国、败德匈，“雄视欧亚”之历史。也有人公开声称：“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今若不愿再受人轻侮，自当扩张势力，发挥精神，“出与列强相角逐”。还有人干脆以“黄”字自名，以黄种为傲。
最有意思的是，接连有号为“碧荷馆主人”和“高阳氏”者，推出《新纪元》和《电世界》等小说，以预言形式描绘了黄种人为反抗白种人之压迫，不得不诉诸世界大战的情况。其结果，不是中国人再度成为世界各国的朝贡对象，就是“不上五年，把全欧洲强大的国，统统灭了”。
当然，不论从哪种角度去争论或幻想，20世纪初国人对人类及其种族问题的看法，终究还是得承认并回到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来。清末民初国人对人种问题基本的科学认识，多反映在当时的教科书中。以1915年上海发行的某教科书中的说法为例，即可看出国人心理与科学相结合的特点。
它写道，人种进化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漫长过程。考察世界五大人种的历史可知，“黄白二种，早已由部落而成国家，红黑棕三色人民，则未脱野蛮旧习，散为部落，甚且并部落而未成者。呜呼！优必胜劣必败，红黑棕三种，民质陋劣，已渐归淘汰矣。”黄种开化最早，今却不如白种，这不是因为白种人真是什么天之骄子，而是因为我黄种人尚不知发愤图强。国人如能像日本人那样，“不待疆场相见，胜负之数可预决矣”。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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