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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8月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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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挺转派总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挥舞着文傻的大棒，强调只有主流的科学家才掌握着真理，普通人没有资格谈论转基因问题。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刘华杰从众多科技案例中总结出，科学项目从来就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转基因绝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消除科学的负面影响，比科学本身的成本更高。
我们不反对基因科学研究，但我们坚决反对转基因技术开发。在人类对基因科学掌握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资本的利润，贸然打开潘多拉盒子，其后果是难以控制的。
转基因生物（GMO）属非自然生命体，这种人造物未经大自然演化的充分检验，蕴藏着多方面的风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GMO释放导致的风险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争论。非科学界人士关注此事是有道理的，道理我在《转基因作物，该听谁的？》中已经讲清楚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从“和牛肉模型”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
在争论过程中，技术乐观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常常不承认有争论，或者低估技术的可能风险，并扬言：即使存在风险和伤害也并不可怕，因为科技工作者（注意，并没有说哪些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说谁来支付）可以研发出相应的技术来对付可能的后果。这些技术拥趸还进一步挖苦道：对待GMO，反技术是没用的，一方面新技术是拦不住的，另一方面出了问题还得靠技术来解决。这些当然都毫无道理，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些事情，本文尝试从一个一般原理“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来讨论GMO的风险与责任。
分析GMO之风险，经济学眼光并不全面但已经能够揭示出若干关键点。GMO的研发和释放涉及一整套生物化学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社会技术，它们产生的效应是很难去除的。如果要去除的话，从经济学上看将比原技术支出多得多。“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适用于分析这件事。所谓“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是指：研发并实施去除技术A的效应E之B技术所需的支出，要远大于当初研发与实施技术A的支出，表现为针对效应E两种技术A和B的成本不对称。这一原理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有关。原理叙述起来挺麻烦，其实道理并不难懂。把一滴墨水释放到一个水池中或把一瓶农药释放到小河中非常容易，但是想把释放出的东西聚集起来、回收起来却相当困难，即增熵容易减熵难。某流域采用一系列技术增加了沿岸居民的经济收入，但是此过程污染了河水，而如今试图让河水清澈起来需要的新技术（包括社会技术）非常复杂，支出巨大，成效不明显。
卡拉什尼科夫研发AK47有相当的技术支出，但是这个支出相对于将AK47去除的支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研发和生产AK47的收益是明确的，是少数人得利，受害的或者感受到威胁的是大多数人，然而想去除AK47的影响或者限制其滥用的花费十分巨大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世界上不再生产这种步枪，其技术也可能稍加变化而应用到其他杀人武器当中。世界上各国研发核武器都有相当的支出，但是比起限制核武器以及消毁核武器的难度、花销以及时间，原来那些支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去除核武器的影响并预防核武器将来的可能灾难而导致的支出，将远大于当初研发核武器的支出。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否认A技术的效益、好处，以及得到善良人的大力支持。相对于某个时代对于某些人，效益、好处总是有的。只是提醒，研发和实施B技术更困难而且收益不明确。
当下，GMO的研发与释放对某些行为主体而言是有明确好处的，即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但是，其他人得到了什么？不喜欢GMO的人得到了什么？另一方面，若GMO有问题，研发与释放的主体承担什么责任，在社会上谁来消除产生的效应（有一阶效应和二阶效应）？谁来买单？
GMO的支持者和暂时受益者可能会说，人类终究有办法，新的技术一定会诞生，一切不必担心。这是老一套完全没有根据的说辞。根据上述“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即使有主体愿意研发B技术来试图消除A技术的后果，B技术的成本也远大于A技术的成本。在这里，我并没有断言GMO能否控制得住（偷盗、耍流氓的事从来没有被真正杜绝过，但没有一个社会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只是关心是否要提前认真讨论其风险，明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是潜在的风险承担者，以及控制风险可能的支出。附：本文作者刘华杰，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曾获霍英东奖、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原来的兴趣在于非线性动力学的哲学、科学传播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近年来倡导复兴博物学（natural history） 从“和牛肉模型”（Wagyu Beef Model）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
中译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罗宾著，吴燕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近日已面世。此前同名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人们已能猜到此书的主要内容；但图书比视频更深入更全面地展示了事情的复杂性，看过电影的有必要再读读书。在此我不想过多讨论孟山都公司的是是非非一样，也不想进入具体的争议事件，但愿意谈谈元层次的问题。
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在讨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时，都涉及标题所示的发问。关于转基因生物争论不断，不但意见经常针锋相对，就何为“事实”也时常难以达成共识，那么公众应当听谁的？这时有几种选择，比如论专业程度、论官位高低、论嗓门大小、论谁更理性更客观，等等。最后一种回答貌似高明，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也多次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也在自问：“你不是科学家，特别不是生物学家、不是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你有资格评论相关问题吗？”就转基因作物，我也公开表达过立场、态度，那么这种表达在学术上有合法性吗？说得更直接点，你凭什么发表见解？你有资格吗？
这回似乎真的摊上麻烦事了！不能回避相关疑问。不过，可以立即反问的是：对于如此复杂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先将“我”划出考虑的范围，谁是可信赖的（在此暂不使用“绝对的”字样）内行、专家、权威？能就职业和专业程度来判断，那些直接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开发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懂得技术本身因而更理性更客观？是不是找到了这样的人物，请他们充分阐述，媒体、社会就得救了，人们洗耳恭听就成了？
不得不说，许多人有这样的缺省配置。有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地反复讲：混乱是由于人们主观上把许多不同的事物搅在一起导致的。让凯撒归凯撒、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一切就都解决了。转基因作物是科学问题，那么就让科学、科学家、科学组织说活吧，其他的都给我闭嘴。这种看法非常流行，因为它符合长期以来的科学观。
在上海的发布上，我讲了另一种观点，讨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可能要用到科学－政治（社会）关系的“和牛肉模型”（Wagyu Beef Model）。
如今，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我们谈谈科学、政治、伦理、社会之关系时，这些词语的用法已经是近似的、人为抽象过的。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所上述几个概念所描述的东西外部化：它们彼此是外在的，相互之间以欧氏几何界面的方式接触、关联；科学自身是纯洁的或者原则上可以做到纯洁的。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后，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即内部化的看法，要用到分形（fractal）几何学关于边界的描述、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模型。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表述本身就是近似的、分析的、反思后的描述，而不是原初的、事实性的描述。
若回到现象本身，我们发现，“科学”内部本身有申请、立项、观察、推理、反驳、算计、协商、讨论、考评、书写、发表、报销、审计、表决、讨价还价、压制、反抗等，也就是说它内在地包含了“科学”（狭义的）、政治、伦理、经济、社会等因素和环节。看现实中的例子，这种内部化理解是有道理的，比如中科院的一个院子，某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在其中各个层面上都天然存在分形结构。科学项目从来就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并且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包含，在各个层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均如此。而这种复杂结构非常适合用分形来描述，它很像非常好吃的“和牛肉”，而不像纯瘦肉或纯肥肉。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列于江晓原教授主持的Isis文库的“科学政治学系列”，显然我的上述引申也不算太跑题。
从“和牛肉模型”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在转基因科技当中，本身就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一点可从《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中明显看出。
于是，标题中的疑问就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我不是在主张虚无主义或者极端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不同说法是可以适当比较的，也有高下之分、可信程度之分。但我想强调的是，相关事情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特别是权威性不能由单纯的职业来划定。相反，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对于重要性，争论者之间大概不会有疑议），人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理性、科学、客观、事实等字样，真理可能孕育于平和的协商过程之中。
如果有人执意主张转基因作物只是科学问题，人们就应当顺其逻辑指出：它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科学重要，政治也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样讲的理由是，转基因作物的立项、研发、推广、全安性评估等在每一步无不涉及政治（书中谈到的“旋转门”和“实质等同原则”特别值得关注），蔑视或无视其中的政治因素，与蔑视或无视其中的科学因素一样，都是可笑的。
“和牛肉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许多媒体不负责任地作简单化处理，将支持转基因的阵营与理性、科学相联系，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与非理性、非科学或者反科学相联系。这是极端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争论双方中都有科学、理性的成分，也都有非科学、反科学、非理性的成分。理性、科学在不同阵营中是分形交织的。比如，科学家也有反转基因的而且采用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科学理性方法；支持转基因的队伍中也有不懂科学的政客和资本家。
回到标题：转基因作物，该听谁的？
要 53 28892 53 15535 0 0 3613 0 0:00:07 0:00:04 0:00:03 3612国家、企业怎么说，要听利益相关的科技工作者怎么说，要听非利益相关科学家（如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怎么说，也要听经济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等等怎么说，更要倾听自己的良心如何说。说到底，谁都不完全可信，但各种信息都值得认真对待。我个人不做转基因科技，但关注博物学、进化论，对于转基因作物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所有转基因作物天生都有问题，更不认为它们根本没有问题），也有权坦率地表达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视角和利益关切，自然有权利发表见解。
生产者的自决权
消费者的人权
生态多样性的权利反抗的权利微信号：renminshiwuzhuquan2013
其他
北大科学史教授：转基因作物，该听谁的？
我们不反对基因科学研究，但我们坚决反对转基因技术开发。在人类对基因科学掌握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资本的利润，贸然打开潘多拉盒子，其后果是难以控制的。
转基因生物（GMO）属非自然生命体，这种人造物未经大自然演化的充分检验，蕴藏着多方面的风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GMO释放导致的风险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争论。非科学界人士关注此事是有道理的，道理我在《转基因作物，该听谁的？》中已经讲清楚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从“和牛肉模型”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
在争论过程中，技术乐观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常常不承认有争论，或者低估技术的可能风险，并扬言：即使存在风险和伤害也并不可怕，因为科技工作者（注意，并没有说哪些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说谁来支付）可以研发出相应的技术来对付可能的后果。这些技术拥趸还进一步挖苦道：对待GMO，反技术是没用的，一方面新技术是拦不住的，另一方面出了问题还得靠技术来解决。这些当然都毫无道理，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些事情，本文尝试从一个一般原理“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来讨论GMO的风险与责任。
分析GMO之风险，经济学眼光并不全面但已经能够揭示出若干关键点。GMO的研发和释放涉及一整套生物化学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社会技术，它们产生的效应是很难去除的。如果要去除的话，从经济学上看将比原技术支出多得多。“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适用于分析这件事。所谓“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是指：研发并实施去除技术A的效应E之B技术所需的支出，要远大于当初研发与实施技术A的支出，表现为针对效应E两种技术A和B的成本不对称。这一原理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有关。原理叙述起来挺麻烦，其实道理并不难懂。把一滴墨水释放到一个水池中或把一瓶农药释放到小河中非常容易，但是想把释放出的东西聚集起来、回收起来却相当困难，即增熵容易减熵难。某流域采用一系列技术增加了沿岸居民的经济收入，但是此过程污染了河水，而如今试图让河水清澈起来需要的新技术（包括社会技术）非常复杂，支出巨大，成效不明显。
卡拉什尼科夫研发AK47有相当的技术支出，但是这个支出相对于将AK47去除的支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研发和生产AK47的收益是明确的，是少数人得利，受害的或者感受到威胁的是大多数人，然而想去除AK47的影响或者限制其滥用的花费十分巨大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世界上不再生产这种步枪，其技术也可能稍加变化而应用到其他杀人武器当中。世界上各国研发核武器都有相当的支出，但是比起限制核武器以及消毁核武器的难度、花销以及时间，原来那些支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去除核武器的影响并预防核武器将来的可能灾难而导致的支出，将远大于当初研发核武器的支出。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否认A技术的效益、好处，以及得到善良人的大力支持。相对于某个时代对于某些人，效益、好处总是有的。只是提醒，研发和实施B技术更困难而且收益不明确。
当下，GMO的研发与释放对某些行为主体而言是有明确好处的，即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但是，其他人得到了什么？不喜欢GMO的人得到了什么？另一方面，若GMO有问题，研发与释放的主体承担什么责任，在社会上谁来消除产生的效应（有一阶效应和二阶效应）？谁来买单？
GMO的支持者和暂时受益者可能会说，人类终究有办法，新的技术一定会诞生，一切不必担心。这是老一套完全没有根据的说辞。根据上述“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即使有主体愿意研发B技术来试图消除A技术的后果，B技术的成本也远大于A技术的成本。在这里，我并没有断言GMO能否控制得住（偷盗、耍流氓的事从来没有被真正杜绝过，但没有一个社会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只是关心是否要提前认真讨论其风险，明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是潜在的风险承担者，以及控制风险可能的支出。
中译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罗宾著，吴燕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近日已面世。此前同名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人们已能猜到此书的主要内容；但图书比视频更深入更全面地展示了事情的复杂性，看过电影的有必要再读读书。在此我不想过多讨论孟山都公司的是是非非一样，也不想进入具体的争议事件，但愿意谈谈元层次的问题。
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在讨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时，都涉及标题所示的发问。关于转基因生物争论不断，不但意见经常针锋相对，就何为“事实”也时常难以达成共识，那么公众应当听谁的？这时有几种选择，比如论专业程度、论官位高低、论嗓门大小、论谁更理性更客观，等等。最后一种回答貌似高明，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也多次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也在自问：“你不是科学家，特别不是生物学家、不是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你有资格评论相关问题吗？”就转基因作物，我也公开表达过立场、态度，那么这种表达在学术上有合法性吗？说得更直接点，你凭什么发表见解？你有资格吗？
这回似乎真的摊上麻烦事了！不能回避相关疑问。不过，可以立即反问的是：对于如此复杂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性问题，先将“我”划出考虑的范围，谁是可信赖的（在此暂不使用“绝对的”字样）内行、专家、权威？能就职业和专业程度来判断，那些直接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开发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懂得技术本身因而更理性更客观？是不是找到了这样的人物，请他们充分阐述，媒体、社会就得救了，人们洗耳恭听就成了？
不得不说，许多人有这样的缺省配置。有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地反复讲：混乱是由于人们主观上把许多不同的事物搅在一起导致的。让凯撒归凯撒、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一切就都解决了。转基因作物是科学问题，那么就让科学、科学家、科学组织说活吧，其他的都给我闭嘴。这种看法非常流行，因为它符合长期以来的科学观。
在上海的发布上，我讲了另一种观点，讨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可能要用到科学－政治（社会）关系的“和牛肉模型”（Wagyu Beef Model）。
如今，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我们谈谈科学、政治、伦理、社会之关系时，这些词语的用法已经是近似的、人为抽象过的。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所上述几个概念所描述的东西外部化：它们彼此是外在的，相互之间以欧氏几何界面的方式接触、关联；科学自身是纯洁的或者原则上可以做到纯洁的。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后，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即内部化的看法，要用到分形（fractal）几何学关于边界的描述、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模型。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表述本身就是近似的、分析的、反思后的描述，而不是原初的、事实性的描述。
若回到现象本身，我们发现，“科学”内部本身有申请、立项、观察、推理、反驳、算计、协商、讨论、考评、书写、发表、报销、审计、表决、讨价还价、压制、反抗等，也就是说它内在地包含了“科学”（狭义的）、政治、伦理、经济、社会等因素和环节。看现实中的例子，这种内部化理解是有道理的，比如中科院的一个院子，某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在其中各个层面上都天然存在分形结构。科学项目从来就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并且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包含，在各个层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均如此。而这种复杂结构非常适合用分形来描述，它很像非常好吃的“和牛肉”，而不像纯瘦肉或纯肥肉。
《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列于江晓原教授主持的Isis文库的“科学政治学系列”，显然我的上述引申也不算太跑题。
从“和牛肉模型”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在转基因科技当中，本身就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一点可从《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中明显看出。
于是，标题中的疑问就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我不是在主张虚无主义或者极端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不同说法是可以适当比较的，也有高下之分、可信程度之分。但我想强调的是，相关事情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特别是权威性不能由单纯的职业来划定。相反，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对于重要性，争论者之间大概不会有疑议），人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理性、科学、客观、事实等字样，真理可能孕育于平和的协商过程之中。
如果有人执意主张转基因作物只是科学问题，人们就应当顺其逻辑指出：它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科学重要，政治也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样讲的理由是，转基因作物的立项、研发、推广、全安性评估等在每一步无不涉及政治（书中谈到的“旋转门”和“实质等同原则”特别值得关注），蔑视或无视其中的政治因素，与蔑视或无视其中的科学因素一样，都是可笑的。
“和牛肉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许多媒体不负责任地作简单化处理，将支持转基因的阵营与理性、科学相联系，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与非理性、非科学或者反科学相联系。这是极端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争论双方中都有科学、理性的成分，也都有非科学、反科学、非理性的成分。理性、科学在不同阵营中是分形交织的。比如，科学家也有反转基因的而且采用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科学理性方法；支持转基因的队伍中也有不懂科学的政客和资本家。
要 53 28892 53 15535 0 0 3613 0 0:00:07 0:00:04 0:00:03 3612国家、企业怎么说，要听利益相关的科技工作者怎么说，要听非利益相关科学家（如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怎么说，也要听经济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等等怎么说，更要倾听自己的良心如何说。说到底，谁都不完全可信，但各种信息都值得认真对待。我个人不做转基因科技，但关注博物学、进化论，对于转基因作物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所有转基因作物天生都有问题，更不认为它们根本没有问题），也有权坦率地表达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视角和利益关切，自然有权利发表见解。
生产者的自决权
消费者的人权
生态多样性的权利反抗的权利微信号：renminshiwuzhuquan2013
文章来源：转基因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