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Gary King曾指出，博士论文，并不仅仅只是完成250页的写作，而是如何重塑你的人生，从一个只会上课的学生转变为一个独立、积极、对学术有贡献的学者。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无情，但却比撰写博士论文更加至关重要。你不应该转变成一位博士论文撰写者，而是应该转变为一名专业的学术人（The dissertation is not about writing 250 pages; its about reorienting yourlife,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student taking classes—doing what you’retold—to an independent, active professional, regularly making contributions tothe literature. This transition can be brutal, but it is crucial for far morethan your dissertation. You must change not into a dissertation writer, butinto a professional academic）。

King教授用“无情”（brutal）一词，来形容撰写博士论文的全过程，这样的体验，相信所有经历过博士阶段艰苦训练、不断在自我挣扎中寻求出口的师友们都曾感同身受过。在《学问的冒险》一书中，我也写过好几篇小文章，描述这种焦灼苦闷的心态以及对学术志趣的坚守，在此就不再重复。当然，我一直深信，也必须只有经历过这一层的考验，才可以真正做到从一位博士生，转变成为一名学者。

我自己博士论文最早的想法雏形和资料收集工作起始于2008年，差不多快要十年之后，我依旧沉浸在这项研究中，一直想努力地把博士论文从论文改写成一本专著。希望是次反思是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让我更好的出发，早日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本英文专著。

一、学术生活更像是一场洞穴探险

我很幸运，在博士修读阶段遇到了两位好的导师，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Andrew Walder（魏昂德）和牛津大学的Michael Biggs。前者强于中国经验和提炼研究问题，后者善于统计分析和模型拟合，并对社会运动的理论脉络如数家珍。两位导师各有所长，但都扎根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这两大领域（两人又分别师于Ezra Vogel和Theda Skocpol，对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兴趣生发，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从而定格了我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志趣，让我在历史、政治与社会交叉的领域内，一头扎了进去，体会到很多研究的乐趣。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最后的博士文凭来自牛津，但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待在斯坦福接受学术训练。这样特殊的安排，也得益于两位导师的共同支持和帮助，让我可以共享两所学校的学术资源，并和很多老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让我视为学术生涯里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学术上，和Michael除了会有固定的Skype通话之外，我们每年都会在美国社会学年会（ASA）和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年会（SSHA）相聚。尤记得有一年，在风雨交加的芝加哥冬夜，我和Michael躲在一间临街的咖啡店里，一人手捧一杯热咖啡，为了博士论文里一个模型讨论良久。而在斯坦福的时候，除了修读完超过120学分的课程，以及每周和Andy有例会的交流之外，还固定参加China Social Science Workshop, Political Sociology Workshop，Modern China History Workshop等研讨课。胡佛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很多老师都在学习的不同阶段给予我指导和关怀。到了撰写博士论文最为关键的阶段，胡佛研究所的Ramon Myers主动将他在胡佛的一间敞亮的办公室让我使用；当接到香港某间大学的job talk邀请的时候，师母Jean还专门帮我举办了一次job talk simulation，并帮助我逐字修改ppt，细致到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这些老师（这将会是一份很长的名单）在我过去漫长的求学生涯中，堪为表率，对我影响至深。

学术生活不是一场桃花源之旅，而更像是一场洞穴探险：充满了泥泞、黑暗、孤独、恐慌，以及烛火偶尔照见墙上瑰丽壁画时的狂喜。我深以为是。

二、选择作为一种机制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政治运动过程中运动参与者的个体选择会如何影响他们加入到不同的组织派系中。在我们所搜集的全国县志数据库基础上，我重点选择了广东省作为案例研究。在广东省，又特别关注了广州市的个案。

在研究方法上，我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斯坦福的胡佛档案馆、东亚图书馆、伯克利的东亚图书馆都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据点。除了利用上述图书馆进行原始资料的收集之外，我还先后三次前去广州，对亲历历史的参与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访谈，并在田野过程中，又搜集了一些未有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和反思手稿，这些都构成了博士论文的定性研究和档案分析的基础。在定量研究方面，则主要依托全国县志数据库。我们大约收集了全国2200多个县公开出版发行的县志，并将其中所记载的关键的历史事件以及事件产生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和编码，这样就可以进行很多诸如时间序列等定量维度的分析。

我的博士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中，运动的参与者会选择加入不同的组织派系，并随之进行了激烈的乃至血腥的派系斗争？这背后，到底是结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还是依托于其他的解释力？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过往的学者往往从社会结构因素出发，强调行为者的决定受到其所在社会身份、家庭背景这些结构性的因素所要求的内在利益影响，受到他们在正式组织中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譬如，就有学者指出，“因为群众是有利益区分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间。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就会根据某种利益的共通点，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五花八门的组织。”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过程中所做的决定，取决于这些参与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这是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变量，并且决定了人们一旦依据自己的结构位置做出选择，他们的选择就是恒定的、持续的、不变的、并且贯穿运动的始终。

在过往静态的结构性解释框架基础上，我结合Doug McAdam, Sid Tarrow, Chuck Tilly有关斗争动力的理论，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种过程动态模型（processual dynamics model），对派系分裂从一种“动态的”角度进行诠释。在该模型中，我明确指出，政治运动过程中的派系选择，并不一定反映派别成员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及与政权和社会现状的关系，而是来自于在政治运动过程本身的变动中，来自相同社会背景的运动参与者应对模糊和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所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和反应。当行为者被放置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时，这种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经验和历史的验证，因而具有潜在的高风险性，并且会时刻伴随着政治信号的风云变幻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强迫要求行为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行为者并没有不做出选择的“选择权”），加之这一选择又决定了个体的政治命运，因此行为者只能依据个体对政治信号的判断力在当下做出一个偶便性的、适应性的决定（contingent choice, adaptive choice）：亦或者是坚持原有的利益逻辑坚定之前的自我选择，亦或者是选择加入对立的组织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亦或者是左右摇摆不断观望。总之，这些选择不再是结构性因素支撑下的稳定不变，而是会发生动态的波折，反过来又促使产生新的分化、利益和身份认同。

三、Beyond，Beyond，Beyond

博士论文完成后不久，其中的一个章节就发表在了Modern China上，同时又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最佳研究生论文奖。收获荣誉的同时，却越来越发现研究的瓶颈和局限。

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如何突破导师的范式。我的理论探索，是搭建在导师所提出的理论脉络基础之上，所进行的一个更加细微的精进。虽然我所研究的广州案例有其特殊性，但似乎依旧采用的是和导师相同的分析框架，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大的重叠。这在之后的几次投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审稿人指出，如何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显得尤为重要。更加有趣的是，有一次一位评审人在审稿意见里明确指出，我的研究是明显的Andrew Walder的路径，然后就用了大半页的篇幅，对他在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最近两年对博士论文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中，我先将历史社会学中所提出的历史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引入研究，指出行为者因为路径依赖的惯性使然，其政治选择的不确定性必然是在关键的事件转折点（turning points）才会发生，而非随机的历史偶变。而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就是这样的转折点成为关键。这里又和县志数据库进行了结合，用数据作为证据归纳出了三大转折点，并在论文中以这三大转折点分别展开论述。此外，我又将政治学经常用到的内生（endogenous）和外生(exogenous)的分析框架引入，指出之前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解释，多聚焦在社会地位、政治身份这些已经确定（given）的外生变量上，而派系身份（identity），却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一个内生的变量，并以此将所有变量按照内生和外生的区隔重新放在模型中进行了分析。

博士论文的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其中，导师的指导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项研究可以达到的深度，但同时也需要不断自我反刍，如何做出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在导师的高度上再往前推进一小步。直到今天，我依旧在不断修订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不断和导师的理论寻求对话，期待可以将这一议题进行精修和延展。

与此同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又同步进入到另外两个相关联的研究里。在撰写博士论文收集原始资料的过程中，也断断续续地连带着针对这两个崭新的话题收集数据和资料。随着岁月的增长，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故事、理论、互动、情感和历史，以及各种微观机制，而这些都指向了档案、田野、访谈、历史比较这样的定性研究。所以未来的这两个研究计划，也都会更加聚焦在微观的层面，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进入田野，做大量的口述史访谈和档案追踪，重新还原历史的图景，并在社会机制层面和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我想，这大概就是对博士论文研究的超越吧。两项新计划的一些初步研究发现，也和导师有过数次的讨论，期待之余，就是扎实地做出来。一本书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的出版，大概需要10年时间，有的时候需要更久。所以需要不断自我勉励，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如果可以把这三本书都写出来，此生足矣。

四、思想之业是危险的

周雪光老师在他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中文版前言里曾说，“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作为一名同样赶路的行者，今天，我的学术人生也刚刚起步。

作为青椒群体里的一员，同样也面临着科研、教学和行政的三重压力。三重压力之下，如何调整和适应？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因为喜欢，才会有热情和动力，才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义无反顾地扎进去，做透做深。我自己因为对历史与政治维度的兴趣，因此从今年春天开始，在社会学系里定期举办了“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两场学术系列讲座，并同时利用《清华社会学评论》作为出口，重点关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取向，以及就这两个领域内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面向进行集中讨论。希望可以通过这两个系列讲座，激发学者之间，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之间的对话，如何可以从问题意识出发，通过具体的个案实证研究，去探索不同因果机制在不同历史案例里的作用，并将内在的社会机制放置在另一个社会情境或者政治制度之下进行比较探讨，从而形成一个更优越的“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

而在教学上，和一群优秀的学生们在一起，教学相长，获益良多。这也让我认识到，好的学者，也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教书匠。在自媒体如此发达、很多知识点只要轻击网络就可以获取的今天，作为老师，更应该重在将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引导他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自我的言行（包括在社交媒体公共平台上的言行），会对学生们产生极大的辐射影响。作为个体，不可避免的会有认知上的局促和狭隘，但理性、平等和有尊严的对话，承认自己的不足，应是学者的基本要义。

另一方面，学者总是会面临各种诱惑，或者是抱守着学院的优越感而跨越专业知识的门槛，说东道西，去涉猎本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在浮躁的年代里，一心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进取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特别是在北京的学者，政治离学术如此之近，所以更要有勇气对自己不想做的不喜欢做的，说不。

海德格尔说，“思想之业是危险的”。这提醒我们，学术不仅仅关乎达至职称评选的论文发表，亦或者掌握了多么复杂的算法模型；学术更关乎的，是思想上的激浊扬清。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曾指出，“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学问是一场冒险的旅行，在学术的人生里，这两个支点构成了学问何为这一疑问的最好注解，成为学者灵魂深处最澎拜的生命力。

以此和诸位学术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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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论文》第59期 侯猛：我的社科法学研究

《定性研究指引》专栏开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