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夜，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溘然离世。刘浦江1961年生于上海，籍贯重庆市垫江县。他是我国辽金史研究名家，其代表作有《辽金史论》、《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等。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曾与刘浦江共事多年，且其父邓广铭先生曾对刘浦江有知遇之恩。刘浦江的治学有何特色？正值学术盛年的他有何未竟的学术理想？1月7日晚，邓小南在奔赴重庆垫江的路上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刘浦江教授跟您父亲有学术上的渊源，他曾经协助邓广铭先生进行研究，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对其后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邓小南：刘浦江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党校工作。大约是1987年，他希望调到中华书局去，便来找我父亲，请他写一封推荐信。我父亲跟他谈过以后就说，你不要去中华书局了，不如到我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来。浦江到北大后，我父亲交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任务，就是让他去读《大金国志》，解决该书的真伪问题。于是浦江逐条查找其史源，由此开端，逐步奠定了辽金史研究的基础。我父亲也曾做过《三朝北盟会编》的校勘工作，从“文革”以前就开始，核对过不同的版本，后来把这项工作也交给浦江了。另外，他曾经协助我父亲写过一些文章，比如《〈三朝北盟会编〉研究》等。在《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一文中，我父亲也说：“这篇文章的写成，得力于刘浦江同志的帮助甚多。”在这一过程中，靠浦江个人的悟性和勤奋，从中有很多实在的受益。他自己也说，从那个时候起，明确了往辽金史方向发展的目标，多年来始终不渝。

我觉得，刘浦江对辽金史的定位，以及如何做辽金史研究有很清楚的概念。他做辽金史，不是单纯守着辽金史的文献，而是会充分利用宋人的记载，充分利用民族语文及考古材料。他心中是真正要把宋辽金进行通体研究的。实际上现在国内学界能打通宋辽金的学者是非常少的。我自己做宋史，但是基本上不敢去碰辽金史的东西。浦江则不仅研究辽金的问题，也做宋代政治文化史的问题。而且，他对前半段历史，包括南北朝隋唐的正统观念，后段像近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之类，都有打通的愿望和能力。以他过人的资质，若能假以时日，做出来的成就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刘浦江教授在开始从事辽金史研究之时，我国的辽金史研究是不是还属于一个比较冷僻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一直存在史料匮乏等问题。
邓小南：对。在辽金史这一领域里，刘浦江是有一定开拓之功的。当然辽金史研究过去也有不少积累，一些老先生，包括一些海外学者，都做过许多精当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的辽金史研究整体上看没能从根本上超越过去的研究水平。一段时间以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有些关注宋辽关系或者宋金关系，做的核心内容并非辽金史本身；有些眼界受到限制，“问题”意识不很明确。从这一角度来看，刘浦江揭示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而且他善于点破关键，对于繁难重大的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很多认识在国内外学界都是得到高度承认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内专门做辽金史的学者为什么特别少？

邓小南：这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传统上学界对中原王朝的关注比较多，对北方民族包括民族政权的研究积累不够；而且即使有所关注，也往往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出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学术要靠一代一代积累，有时候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需要进行突破性的拓展。如果基础相对薄弱，缺乏高水平的学者引领，这个方向就会显得比较沉寂。这些年来，一方面，学术环境有所改观；另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语言的学者，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也引起了学界重视。这都促使如今的辽金史研究相对从前有了不小的改观。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果观察刘浦江教授的学术履历，会发现他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做金史，而2000年之后转向了辽史、契丹史，特别侧重于从契丹语言文字入手研究辽史。这是否也代表着相关研究的前沿趋势？您如何理解其研究方向的转变？

邓小南：对，刘浦江这个人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瞭然于胸，毫不混沌。他曾经在《辽金史论》自序里提到，自己过去研究金史比较多，今后准备更多关注辽史。他后来的转向也有一些适宜的机遇，比如他请社科院民族所的刘凤翥先生教授契丹小字，与学生共同研读，力争把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其研究方向的调整。2007年以来，他负责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中的《辽史》修订，每个周末都带领学生集体研读《辽史》，逐字逐句进行讨论校订。他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注意到刘浦江教授自2012年起承担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以华夷观念为中心”，还发表了《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等文章，似乎有打破朝代史研究界限的趋势？

邓小南：刘浦江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早在2004年，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后来又在《唐研究》上发表了《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一文。他一直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整体脉络做一梳理，无论做哪一朝代的研究，都有这样一个通达而实在的目标。一方面，他希望突破民族史和中原王朝史研究的藩篱；另一方面，也希望突破王朝断代史隔离的界限，从更为弘阔的格局中深入观察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我想这是他的心意所在。

（据刘浦江学生陈晓伟补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思想史是刘浦江2000年以后关注的领域，这是从辽金史问题衍生出来，后来逐渐拓展的学术领地。近年来，他对这个问题兴趣已经超过辽金史。最近两年来，他还写了三篇四库学的文章，近期已经陆续发表。他如果健在，将来还会在四库学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并继续讨论正统观念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否概括一下刘浦江教授的治学及为人等方面给您的印象？

邓小南：我们的同事说，刘浦江教授是真正学者的表率。确实如此。浦江是真学者，好老师。他心地纯粹，有思想，有风骨。在喧嚣的环境中，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再借用宋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质犹近古，纯正笃实”。他面对学术议题的敏锐犀利，面对烦剧工作的尽责担当，面对挑战坎坷的达观执著，乃至他的严厉，他的愉悦，他的脾性，都使他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记者/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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