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民（1911-2004）字逸民，号曙庵，出生于直隶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小王堡的一个书香世家。1929年8月，王树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8月升入历史系本科。王树民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古史辨”创始人顾颉刚的影响，也是顾颉刚的得意弟子。“七七事变”后，王树民考取西北公路局职员，适逢顾颉刚受中英赓款董事会的委托，考察西北教育事业。王树民遂追随顾颉刚到渭源、陇西、临潭、夏河、临夏等地参观考察。此次西北之行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时，王树民目睹了社会的艰难困苦，也体验了西北的风土民情。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敏感和顾颉刚史料观的影响，王树民发现西北地区民间歌谣发达，而民歌研究“不仅可更深入了解民间的思想情况，同时于我们自己也会增加一定的精神营养”。王树民一方面搜集民歌，包括儿歌35首，山歌40余首，还有2首被当地人称为“倒浆水”即如同“史诗”的长篇歌谣。另一方面，他又按土语加注音诠释民歌中的方言，从史学的角度加以研究。1941年，王树民已将所整理的儿歌发表于《新西北月刊》上的“西北民歌专号”，山歌部分也于1944年发表在《风土什志》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上。王树民还于1959年重写儿歌部分，将之与1988年改写后的山歌部分合为一篇，名为《临洮的儿歌和山歌》（此篇后来与其它民歌研究成果一同收录在王氏的《曙庵文史杂著》中）。关于民歌的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足见其在王树民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民歌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描述社会生活、历史变迁、人生百态并藉以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口头创作。它虽不似诗词那样精雕细琢，却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特殊记载，反映了普通大众在田间地头或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而，民歌就如同社会史、区域史的一面镜子。我国西北尤其是甘肃一带，民歌传唱广泛，且内容多样，堪称鲜活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资料。

然而，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民歌在传统时代并不受一般史学家的重视，其所包含的学术价值也不为史家所认可。民歌被视为一种史料，是近代以来在史学新发展下才逐渐被提出来的。梁启超较早指出：“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可见，他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的史料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系统,把史料范围从正史、文学记载扩大到口碑和实物,从而突破了正统观念。而后，傅斯年又倡导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明确宣称“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中国人把它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有规模的注意”。在时人看来能寻找新材料，开拓新领域，就是学术上的先驱者。从梁启超、傅斯年，民歌开始和其他媒介的史料一样被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这种观念也在民国史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顾颉刚的史料观更是对王树民具有直接的影响。顾颉刚把歌谣看作一种重要的史料载体，指出对待民歌应像其它史料一样，用“一律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决不能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顾颉刚还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的多”。而要做到这一点，则“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这比起“敷衍门面”的正史、官史来讲更为可靠。这些认识自然影响到了王树民的史学研究。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活动时，顾颉刚便收集吴地民歌，整理成《吴歌甲集》一书，“把民间歌谣与《诗经》研究进行互补，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在学术领域提升至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同时为现代经学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在1938年去西北考察的日记中，顾颉刚曾多次提到与王树民交谈，或许在两人的交流中就包含了对当地民歌的认识和评论。不仅如此，王树民还在顾颉刚的帮助下，搜集了许多有关地方史的资料，和儿歌、山歌。可见，王树民的民歌研究不仅受到老师顾颉刚的影响，而且得到了顾颉刚的有力支持。

王树民认为民歌虽“向来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猥琐细物，受了二千多年的委曲……其实这是人类本能的要求和极自然的活动表现，没有什么需要讳饰的，反之，正是值得重视和宝贵的”，所谓“值得重视和宝贵”，正是从民歌的史学价值来立论的。在王树民看来，歌谣并非不足道的坏风俗，而是人们不加隐讳修饰的真挚表达，他希望人们能够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民歌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地位。王树民大力称道民歌的重要价值，认为民歌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生动再现，对历史研究更是意义非凡。几十年间，王树民不断发掘民歌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指出民歌的特点是“从创作到歌唱都在民间”，在创作中“并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修养，甚至是不识字的文盲，只要有肫挚的情感，深远的智慧，良好的歌喉和一定的生活经验，就能够做得到，所以称为‘天籁’”。据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被古代一些迂腐书生作了穿凿附会的解说，但若将《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与山歌对照来看，“竟像是孪生的姊妹”。这一观点与顾颉刚关于民歌的认识多有暗合之处。王树民直到晚年仍旧重视对山歌的整理与研究，感慨“像这样无数的男女青年整日的对唱，如果搜集起来，不难编成一本山歌专集”。可见，王树民秉承“眼光向下”的治史理念，这使他得以深入社会底层，对民歌中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作出多重的阐释。

与其它史料相比，民歌在历史记录方面显示了其独特性。一是，民歌的创作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往往伴随着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出现。而一般的文字史料，尤其是大部头的史书多形成于史事发生之后，是史家对于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记录。从史料生产者的角度来看，民歌的创作者多为所反映史事的亲历者，而史书的作者则多为史事的研究者。二是，民歌内容虽五花八门，但重大历史变故和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事件如战争等，自是其关注的焦点。因此，民歌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记录了历史，并可与文献史料相印证，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民歌也是“诗史互证”的又一表现形式。对于民歌何以记录历史及其特点，王树民不仅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举民歌中的战争史实例作出了研究上的示范。

《催眠歌》是甘肃一带人们哄孩子睡觉时所哼唱的催眠曲，其中有“娃娃娃娃悄悄着，阿吴来了头咬破” 一句。1959年，王树民指出歌词中的“阿吴”就是背汉投满，勾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他“为清军打前锋，追打农民军，从华北到西北，又到西南，一路上杀人如麻。所以到现在西北各地都留下这样一个魔鬼化身的称号，也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给他下的结论了。”在民歌中，还能依稀感受到当时人们在明清鼎革之际，面对吴三桂烧杀抢夺时的恐惧和慌乱。这是战争给普通民众最深刻的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史的书写。

时人将时事编为民歌，但随着时间推移，时事成为史事，民歌也就成了历史的遗痕。王树民以冯玉祥与甘肃回民马家的战争催生的民歌为例，对于民歌创作与历史记录的密切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在直奉两系武力挤压下退驻西北，进入甘肃等地，希望通过对甘肃地区军阀势力的征战扩大势力范围。甘肃地区以马氏为首的回民军早已在此称霸一方，实力强盛。冯玉祥军队的进入对久踞西北的回马集团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之威胁。面对国民军，马氏也意图通过战争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各方势力争相角逐，军队的搜刮更是加剧了当地百姓的苦难。“发生于甘肃河州的这一事变是国民军与回马集团之间政治博弈与武力冲突的产物，但其发生发展及所造成的的回汉仇杀给西北民众带来的心理伤痛至今犹存。”

流传于甘肃临夏地区的长篇民歌《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歌》就对冯玉祥与回马集团之间的战争作了生动的记录：“光绪爷晏了驾天心不顺，摄政王保宣统才把殿登。宣统王坐三年气数该尽……五族共和太平定，袁、黎、冯、徐到如今。哗啦啦闪出国民军，天下都是众弟兄。”清末政局动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清王朝走到了尽头。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历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几任大总统。民初政府以五族共和为国策，希望国内各种势力归于统一。这几句歌词交代了事情产生的背景，也反映了乱世中世事多变的时代特点。国民军进入甘肃地区后，又是怎样的光景呢？“国民军的将令硬，人老五辈统没经。站岗时，要小心，军器子弹不离身，吃烟赌博奸盗邪淫不务正，拔舌剜眼的钉营门。”这是时人对国民军队的认识和描述，谈到初入甘肃的军队纪律严明，士兵一旦违反军队的制度，就会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民国“十五年上天不顺，米如珍珠困坏人。甘省的督办刘郁芬，千方百计要害人。”这是讲到了1926年甘肃所遭遇的天灾与人祸。中间的大段歌词描述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战争的经过及细节。

战争导致各方均损耗巨大，为筹集军饷而搜刮百姓，民众生活陷入困扰。民歌中唱道：“百姓的街长好像个五阎君，家家户户按月收面是二三斤，收的男女老少哭声动。‘这样者给军队收面是我们百姓们活不成’！河州人遭下的罪孽重，男害头痛女遭瘟，七月八月里降瘟病，一天要死几百人，死了两三岁的娃娃不上算，大汉足足的死了一万三。整整延缠了两月正”。这些歌词描述了当时军队所到之处，当地百姓所受的灾祸，死伤无数，苦不堪言。而“马仲英，败了阵，一下子分开两路里行……吉鸿昌，孙连仲，得了西宁、凉州两座城。”则交代了此次事变的结果，即国民军追打马仲英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由于西宁马家势力盘根错节，最终的结果也仅仅是在双方的妥协中达成的，回马集团势力如故。

总的来看，《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歌》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势和河州地区不同势力集团间的纠葛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对此，王树民谈到，这篇民歌是对河州事变的有关事实的“罕见记载” ，“于一些具体问题，都能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看法，并且有很细致的描写叙述，从文艺和史事上说，都是值得保存的。”

王树民将民歌视为难得的口述史料，对《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歌》逐段分析，释读其中的历史讯息，重建历史的场景和过程，以此论证了民歌对于记录、研究史事所具有的不凡价值。不论是前述《催眠歌》中的吴三桂形象，还是《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歌》对河州事变的记录，都强调了战争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摧残，这正反映了民众的视角与立场，是一种不同于官方的战争史书写模式。这也足见，民歌不仅能够记录历史，而且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王树民认为民歌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鲜活地再现了民众的生活，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他围绕《王大娘》、《转娘家》等民歌，谈道这“原是贫苦人家的母亲或大姊照顾幼小的子女或弟妹们时唱的，歌词中便自然的流露出贫苦劳动人民的意识和情感来”。如《接亲家》唱的“扁豆扁，开杏花。开开门，接亲家。‘亲家亲家你坐下’。先烙馍馍后倒茶，‘你的女儿不给吧？给是给高门大户家，梳光头，戴翠花’”。对此，王树民解释了其中蕴含的婚姻风俗，“对一门‘高攀’的亲事，亲家来了，不仅要殷勤接待，心中还只恐对方变了卦。”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甘肃，人们的思想中门第观念依然深厚，子女对婚姻的想法并不被重视，父母家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家间的态度和往来成为维持一桩婚姻的重中之重。在当时，这种情况被视为理所应当，也正因为此，才会出现这样生动的民歌。

在王树民收录的民歌中也有直接描述出嫁女子在婆家生活场景的。《转娘家》开篇就说：“白菜白菜铺地上，我娘养我气不长，尕的时候吃娘的奶，大了伺候人家的娘。人家吃饭我喝汤，倒坐门槛甚凄惶。听见娘家苏玲响，眼泪揩下进绣房。梳银头，插金簪，两朵梅花插鬓间。教我兄弟先抱毡，问你姐夫站几天？一问问来莫问转，一站站了四十天。婆婆抓，丈夫打，小姑过来拔头发。”这首民歌中颇多西北方言，如所谓“气不长”是命不好的意思。“站几天”指住几天。而“莫问转”是没有得到回答之意。它生动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已嫁的女子在婆婆家里忍气吞声，整日看婆家人脸色。一天娘家人来接这位姑娘，她心中欢喜，问丈夫能在娘家住几天，丈夫不语。姑娘多住了些时日，却因此被婆婆、丈夫、小姑打得遍体鳞伤。这首民歌以一位女性的口吻，痛陈传统社会底层女性的凄苦生活，反映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女孩子长大迟早得嫁人，如当地人所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对出嫁的女子在婆家的生活不会过多干涉，只会在春节后派人将女儿从婆家接回来住几天。而其它时间女子均在婆家，被要求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即使受到委屈，遭遇打骂也属正常。而婆家对待儿媳不仅不会像亲生女儿一样爱惜她，还会因儿媳没有经济来源而对她百般刁难。王树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揭示了这首民歌对妇女悲惨生活的再现及其社会史意义。

除了对妇女命运的讲述，儿童形象也活跃于民歌中，这在其他资料中很难见到。如《开门来》所唱：“砰砰砰，开门来。阿舅拉的花牛来，‘接你妈妈走外奶’。‘阿舅阿舅你勿忙，我给你把田拉上场’！‘阿舅阿舅你勿急，我给你做两只大靴子’！‘阿舅阿舅你勿慌，我给你买一块大洋糖’！”大意是舅舅来接母亲回娘家，女孩不希望母亲被接走，想了许多笼络舅舅的办法。女孩天真无邪的形象被描述得活灵活现。传统社会中，普通人家对女孩的成长并不特别重视，家庭完整，父母健在，女孩还能较无忧虑的生活，但如果母亲不幸早逝，女孩的生活就极有可能充满艰难。《离了娘》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描述：“尕白菜，叶儿黄。没够三岁离了娘。跟上达达还好过，恐怕达达取后娘。取下后娘二年半，养个弟弟比我强。他吃饭，我喝汤，哭哭啼啼想亲娘。后娘问我哭什么？‘碗底烫的手心慌’！”这里的“达达”是方言，指爸爸。母亲离开人世时，女孩年纪尚小，父亲续弦与后母又生下一个男孩，备受家人宠爱，女孩却不得温饱，满心委屈又无处诉说，偷偷哭泣却又担心后母责备，便找借口说是因碗底太热烫疼了手心。这样鲜活的社会史资料在民歌之外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多见。

民歌在记录社会生活史方面的一大特点，是以通俗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场景。如《古今古》所唱：“古今古，古四川，四川城里有个大富汉，早晚吃饭把门关。苍蝇进来吞了一根饭，公公拿的牛皮鞭，媳妇拿的火棍断，一断断到苍蝇店。要饭钱，没饭钱，迎头打给了两算盘。苍蝇捞了一根饭，扁担提上赶紧断，一断断了个马家岭，捉住苍蝇的一根腿。”为了一个苍蝇，却用牛皮鞭和火棍去断（方语，追赶之意），这种辛辣的讽刺不仅把吝啬的富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更反映出古代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穷苦民众对于富人的嬉笑怒骂。王树民还特意将他于成都地区听到的一首与《古今古》相近的民歌记录下来，歌词是“一个老汉八十三，天天吃饭把门关。苍蝇衔了他一根饭，跟着捻到九批山”。甘肃、四川两地的记载虽有文字上的出入但大意相同，王树民判断甘肃地区的《古今古》是从四川传来的，“至少是传来了这样的故事，但歌词和内容更细致更丰富了，因为其中已经增加上许多无名作家的创作劳动了”。民歌不仅记录本地人们的生活，也反映了不同区域间社会生活的交融。

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受生活时代和观念的影响，有时不能理解甚至无法想象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和行为，这需要史学家根据散碎的史料重建过往。而民歌在重现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方面恰恰具有其它史料难以比拟的优势。

歌为心声，民歌尤其能抒发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歌研究颇有助于探究民众的思想。对此，王树民以史学家的眼光也作了专门的阐述。他注意到历史故事是民歌的一项重要内容，“大致以三国和杨家将的人物故事为最多”。“但这类历史故事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而是民间传说的历史故事，也就是根据民间的看法改造过的历史故事”。既然民歌的内容是根据民众的看法改造的，那么这些民歌自然也就真切地反映人们对历史的一些认识与看法，是普通民众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

诚如王树民所言，民歌中的历史故事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距离。民歌在流传中，“事实的成份逐渐减少，想象的成份逐渐加多”，并且“想象的成份”最终“代替了事实的成份”。这是因为于普通民众而言，历史故事生动性和传奇色彩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但若从研究民众历史观念的角度来看，民歌所述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它是真实的，其中反映出的时人心理也是真实的。

民歌既是历史知识口耳相传的形式之一，也是民众历史观念的重要载体。王树民说：“‘正史’的记载，主要反映了统治者对历史的看法，而人们群众自有其传述的历史。传述的历史多保留于人们的心目中和口头上”。“在多数人无读史的条件下……别有一套历史知识流行于民间”。以“粉白墙上画牡丹。薛平贵么王宝钏。吴汉杀妻实可怜”为例，正如王树民所言，薛平贵是根据唐代薛仁贵之事虚造的。至于吴汉杀妻的故事梗概是：西汉末年王莽意图篡位，吴汉的父亲因忠于汉室而死于王莽之手。当时吴汉年幼并不知情，长大后入京应武举 53 36735 53 19717 0 0 6081 0 0:00:06 0:00:03 0:00:03 6081，为王莽器重，被王莽招为驸马。适逢刘秀被捕，吴母将当年之事和盘托出，她要求吴汉跟随刘秀杀莽扶汉，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妻子得知此事举剑自刎，吴母亦自杀。吴汉深知其妻与吴母之意，便跟随刘秀去打天下了。吴汉是东汉时实有的人，但寻遍史书也无杀妻之事。王树民在分析民歌的基础上找到了民歌中吴汉杀妻一事的历史踪影，“如果追寻历史线索，可能是由吴起杀妻求将一事演化而成的。”吴起杀妻因司马迁记载而得以流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由于吴汉在民间影响更大，“于是由吴汉代替了吴起，并虚造了吴汉的父亲被害以及王莽的女儿王桂英嫁给吴汉等情节”，吴汉杀妻也因民歌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尽管这首民歌中的历史情节不准确，但却体现了民众的正统观念和恶有恶报的思想。对此，王树民说：“在了解群众心理的时候，这是一项重要的资料”。总之，民歌中的内容有时虽与真实历史差距较远，但在研究民众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方面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民歌还可用以窥探普通民众在历史人物评价中所秉承的道德认知标准。如民歌中传唱的“三国时候甚么大？甚么人坐朝管天下，甚么人穿的锁子甲？三国时候老爷大，刘爷坐朝管天下，张爷穿的锁子甲。”三国故事以多样的题材在民间演绎，也最受民众喜爱。然民众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多源于《三国演义》，以及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各种戏曲评书等。对于三国鼎立这段历史，民众多偏向于蜀汉政权，将刘备视为正义的代表，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关羽忠义勇敢，张飞威武无人能敌。这些受后世敬仰的具体人物形象的树立，能激发人们对美好道德的追求，避免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传统观念仅作为一种虚幻的概念存在于人的脑海，从而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民众。作为对立面的曹魏政权则多受非议，曹操每每都以小人的形象出现，后来竟成为“阴险狠毒”的代名词，长期作为育人的反面教材。“在五十年代后期，史学工作者曾有为曹操翻案的行为，其实所翻者只是民间传说中历史的案，在史书记载中，曹操原无案可翻”。民歌不仅具有传播历史的效用，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人们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这对于史学家揣摩普通民众的心理，寻找适合民众特质的历史知识普及方式和途径也有一定的意义。

民歌是津津乐道的日常琐细，也是历史演变的残留遗存，但它总能反映出“歌词流行的时代来”，因而具有史学的意义。近代以来，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传入，普通民众及其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民众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以及反映民众历史的文献记录都很匮乏，因此，如何寻找普通民众的声音也就成为史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歌所折射出社会生活、民众心理和历史变迁，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这些方面，王树民的民歌研究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启示。

编辑：张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