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教授的著作《九个人》中有一篇写到巫宁坤的传奇人生，读来令人感佩。巫宁坤自始至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底色，在苦难中没有低头，运动结束后，用喜剧态度化解了自己的悲剧人生，并且将其受难与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苦难相比照，完成了灵魂的升华。

昨日我在市区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关于巫宁坤的资料，希图理解为何一位中英文功底深厚的学者会将盖茨比译得如此“翻译腔”，考虑到出版年份，在文革刚结束后，他从风波中刚刚脱身，是否长期的非正常遭遇破坏了他的表达？还是因为当时时间仓促（6个月），译出来难免会不够流畅，或者，也是最可能的，那就是他有意为之，保留原作的风格，牺牲汉语的通顺？今晨，看到有关媒体推送的他离世的消息，享年99岁。英美文学贯穿了巫宁坤的一生，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他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对于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和其中的作为深深钦佩。网络上有关他的回忆录《一滴泪》的旧文尚有几篇，不妨一读，只不过《一滴泪》这本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了。现找出一篇回忆文章，以作纪念。

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如果没有这些遭遇，自己可能会成为更有成就的学者，写几本关于英美文学的专著。但那些专著其实已经汗牛充栋，所以这本书（一滴泪）的价值可能要更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超越现实价值的存在。

他归来，他受难，他幸存。

巫宁坤的“三个自我”

南桥

在美国遇到一个教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 下放到我们安徽的安徽大学。后来他辗转跑到香港, 经香港到了美国, 在美国读完博士, 后来在美国大学的英文系教了一辈子书。去他家的时候, 很喜欢听他讲过去的坎坷。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 这些故事实在罕见, 一写出来,一不小心就是一部畅销书。教授轻轻摇了摇头, 不去写, 也不给我什么理由。可是他说他看《日瓦戈医生》的时候, 总是泪流满面。我想是《日瓦戈医生》中的坎坷, 激起了他对过去的追忆吧。

我相信世界上很多这样的故事埋没着。为什么当事人会轻轻摇头, 不说一句话, 却又会因一部引起共鸣的片子老泪纵横, 个中滋味, 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假若社会是一条河流, 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人沉积在河底不发言。河面之上漂来漂去的, 有各式各样的人渣。

我常想, 人生都很难有机会再过一遍, 让人从岔道口重新开始。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诗《未曾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说在交叉路口, 他选择了别的道路, 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可是在旅途当中,未免也会想起, 假如当初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当又如何?

其实这个问题我记得数学老师提出过。他说一个人每天七点上山, 五点到达山顶。次日七点下山, 五点到达山脚。假如速度一样, 那么证明他一定会在一天当中的某个时间经过同一地点。证明方法是, 你就设想这是两个人, 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出发, 一个上山, 一个下山, 那么二人必定会在某个地方相遇, 这就证明了上面的结论。问题是在这个地点擦肩而过之后, 一个上山, 一个下山。

这位教授经过了一些磨难之后, 还有幸逃脱。而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来的人, 或许就变成了他的另类自我, 走进那些延续的、一波又一波的苦难当中。自传《一滴泪》中, 巫宁坤先生的遭遇就是这样。巫宁坤先生是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翻译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的译者)。早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 后给“飞虎陇当翻译, 战后前往美国读书。读书期间, 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选择了回国, 后经历各种运动, 饱受折磨。巫先生后来到了美国定居, 并写下自传《一滴泪》。该书一九九三年初在纽约出版, 同年六月英文版在伦敦发行。稍后日、韩、瑞典文版相继在东京、汉城、斯德哥尔摩问世。

当时在美国, 巫宁坤的生活其实完全有另外的可能。朝鲜战争爆发时, 巫宁坤就快在芝加哥大学读完博士学位了。此时他收到燕京大学的邀请, 满怀热情地回国效力。那时候送他的是李政道。巫宁坤反劝李政道回去, 李政道没听。若干年后, 李政道衣锦还乡, 回到中国, 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敬酒。饱尝运动折磨的巫宁坤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北京和老友李政道相聚, 虽近在咫尺, 但是他在想: “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留在美国, 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 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 历尽劫难和凌辱, 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我脑子里突发奇想: 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 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 结果会怎样?”

可是现实容不得虚拟语气, 渡尽劫波之后,巫宁坤先生也只能说: 我归来, 我受难, 我幸存。巫宁坤称, 苦难磨炼人的灵魂。在那千锤百炼之后, 流下的最后一滴泪, 又是怎样的泪?

可是, 在我们这里, 巫宁坤还有一个“另类自我” , 那是安徽师范大学的传奇人物张春江先生, 一个老老少少都可以称他C.K.的老教授。我们再看面临巫宁坤式的磨难, 张先生又是什么态度。巫宁坤在《一滴泪》中这样写道: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 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回国后, 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 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先生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 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 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 抗拒接管。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 从来没有怨言, 从来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 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 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敬爱他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 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 快速惊人, 节奏优美, 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 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 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 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 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这里写得一点都不夸张。我碰巧就毕业于巫宁坤和张春江先生曾经任教的安徽师范大学, 对张春江先生很熟悉。张先生确是活的传奇。他的人品高峰入云, 个性清流见底。巫宁坤先生说的“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我们在校时也常有耳闻。由于张先生威望高,英文好, 且国外有很多亲朋好友, 很多人借他帮助出国, 出国之后便杳无音信。张先生丝毫不受影响, 任何需要他帮助的地方他都会继续帮忙。我们在生活当中, 常看到有人帮了别人一点小忙, 就打着小算盘希望回报, 一无“回报”便羞恼成怒撤回帮助。这样的境界和张先生无法相比。

一九九四年, 我还曾去看过张先生, 那时候我要考研面试, 面试前我想请他写一推荐信。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了。谁知道一坐到打字机前, 病态全无, 噼噼啪啪几分钟就将推荐信打好, 文字准确而优雅, 就好像从指尖流淌到了纸上一样。我当场惊呆, 疑为天人。即便在美国生活六年后, 在美国教授中间, 我也很难发现有几个美国教授能这样, 用英文能这样, 几乎是七步成诗。怪不得巫宁坤先生那么夸他。后来又有机会去看他, 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可是去的时候, 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 一如既往, 每次去, 他都能聊上几个小时。

运动当中, 这些不善于自我保护的知识分子, 就成了最先被人攻击的对象。运动高手们有次整张教授的理由, 是他在教英语的时候用了虚拟语气的句子:‘If 1 were a king’我们都知道这是虚拟语气, 是与现实不符的, 可是人们抓住了这个把柄, 说他是怀念旧社会。

如巫宁坤先生所言, 张春江先生也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记得大家说他前前后后坐了八年牢, 可是“从来没有怨言, 从来没有顾影自怜”, 每次出来, 都带着新的热情去服务于他的同事和学生。他不计得失, 也不关注名利, 英文造诣那么高, 却很少发表什么可有可无的垃圾文章, 以至于你去搜索他的名字时,很少能找到对他的详细介绍。可是等他张口, 或者写字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面前坐着的, 是怎样的一座丰碑。

巫宁坤说最伟大的作品写的是磨难。我也发现, 最伟大的人生也常常与磨难有关。最为可贵的是张先生这样, 经历磨难而征服磨难,磨砺出对生命更大的信心来。前不久和几个老同学说到了张先生, 现在联合国任职的一位同学说: C.K.是我还没有成为百分百现实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通过自己的榜样, 让我看到世上有高于我们日常现实的价值存在……（C.K. is still a strongreason that I ma not yet 100% a realist. By example rather than words, he madem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larger-than-life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