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曾受一段私塾教育。当时读了《论语》读《孟子》，读到《滕文公章句上》，我的私塾生活遽尔中止。《孟子》便没有读完。

后来不记在哪一年的冬天，忽然立意要将《孟子》通体读过一遍，于是拣定了阴历开岁的大年初一，我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空屋里，自限一天读完一篇。

第一个上午便读《梁惠王章句》上，读到能通体背诵为止。然后自己开锁出门吃午饭。下午则读《梁惠王章句下》，到能通体背诵，再开门吃晚饭。如是七天，直到新年初七之晚餐，我的一段心事始告完毕。

这大概是廿余年前的事了。但我每逢新年，往往回忆到那七天。虽则在阳历的新年，我也会时时连带想到这件事。今年的阳历新年，我依然照例想到了此事。只是以前所能通体背诵的，现在已通体忘却，只记得有那么一会事，又常零碎的记起七篇里的几许话。

我常觉得孟子有一些极耐人寻味的话，我时常会记忆起。我此刻则忽然的记起了如下的几句。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艾，一种用于治疗或理疗的草本植物，嫩叶可食，老叶制成绒，供针灸用）

这是一般设想的譬喻。他的大意是说，一个人已犯了七年的病，而他的病却非储藏到三年之久的艾，不能灸治。但是问题便在这里。傥使此人事前并没有蓄藏三年之久的艾，我想他那时不出三个办法。

一是不惜重价访求别人家藏三年之艾的，恳求出让。但是此层未必靠得住。一则不一定有人藏，二则藏的不一定肯让，三则或许要价过高，我不一定能到手。

第二个办法是自己从今藏起，留待三年再用。可是他病倒在床已有七年之久，从今藏起尚待三年，这三年内，病况是否可待，还是没把握。

第三办法是舍却艾灸，姑试他种治疗，但是更无把握，而且医药杂投，或许转促其死。明知三年之艾定可疗此病，只是已是七年之病而更要耐心守三年。

我时时想起这一段譬喻。我想那病人该悔到以前没有预藏此艾，现在开始藏蓄，虽知有十分可靠的希望，但是遥遥的三年，亦足使他惶惑疑惧，或许竟在此三年中死去。我好如此设想那病人心理的变化。

我想一大部分病人，似乎走第三条路的多些，走第一条的亦有，决意走第二条的要算最少。因为那七年病后的再来三年，实在精神上难于支持。然而孟子却坚决的说，“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他的意思，似乎劝人不管三年内死活，且藏再说。

我不由得不佩服孟子的坚决。但是我现在想到这几句话的兴味，却不在那病人一边。我忽想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我如此设想：倘使艾亦有知，坐看那人病已七年，后事难保，傥使艾亦有情，对此病人不甘旁观。

（艾草）

在理智上论，他应按捺下心耐过三年，那时他对此病人便有力救疗。但是万一此病人在三年内死了，岂不遗憾终天。

在情感上论，那艾自愿立刻献身，去供病人之用。但理智上明明告诉它，不到三年之久，它是全无效力的。我想那病人的时刻变化，那艾的心理亦该时刻难安罢！

因此我忽而想到时局问题，想到目下大家说的一句“争取时间”的口号。我想那病人与那艾亦正在“争取时间”，只与我们所说的争取时间，略有些差别。

我们说的争取时间，似乎专指在战场上与敌人相持间的争取时间，而我却因孟子的话，想到后方的人亦各该有他们的争取时间，而尤其令我想到那艾。

照孟子的话，三年之艾似乎与二年零十一个月的艾性质功能绝然有不同。艾该自藏到三年，但因那病人的状况，却使它总想姑一试之，感情上总有另一个希望在摇动它。今设此病人万一待到两年零十一个月而姑试用此艾，结果药性不到，仍无功验，那又非从头再蓄三年之艾不可，而他的病却要等到十二年以上，岂不更焦急？

这是一件怪动人情感的事。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想。病是十分危笃了。百草千方胡乱投，那艾却闲闲在一旁，要在此焦急中耐过此三年。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

廿余年前七天里背诵过的《孟子》，全都忘了。适在新年偶忆前尘，胡乱想到的只要关于孟子，自己仍觉得有趣。实在有趣的应该是在廿年之前吧。姑尔写出，或许世真有艾，同情此意。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文化与教育》，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文化与教育》于一九四二年初版，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一九七五年，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稍作文字修正。

编辑《全集》时，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

上卷二十篇主要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西文化比较、青年与人生观等内容；下卷二十二篇从教育制度与教育之师道等方面加以论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读者借此可窥先生在不同时期中对教育问题之看法。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

八百万字。

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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