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1909~2005）一生写过49本书，近千万字，对我而言，最具震撼力的是这25个字：
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德鲁克去世后，他的故居被改成纪念馆。在客厅入门处最显眼的地方，立有一块牌，上面就节选了他此书的这段话——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的、独立自治的、高绩效的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德鲁克更少为人知的第一本著作。这本小书于1939年春天出版时，他还不满30岁。书一面世，旋即引起轰动。丘吉尔不仅为本书写了评论，还在登顶英国首相后，下令自己的士兵必须人手一本。当年9月二战爆发，德军在1939年的胜利让法西斯集团信心倍增，世界迎来一场生灵涂炭的大战。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早早就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洞悉到他的野心。出版此书，德鲁克是想说明欧洲社会的崩塌和瓦解。希特勒和极权主义的出现，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崩塌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原因。他通过这本小书向世界发出警告：“未来很可能不是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为一种更坏的秩序——法西斯主义，将会笼罩整个欧洲。”德鲁克认为：国家与家庭之间存在很大的断层和空白，这很容易为极权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只有在一个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中，不断有新兴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出现，而对这些组织进行“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的唯一选择。受“创新之父”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同事，经常来家里参加沙龙）的影响，以及离开德国后在英国与凯恩斯交流碰撞，德鲁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等广为流传的经典著作，塑造了遍布全球的杰出企业家和领导者。然而，这本《经济人的末日》远未像其他管理书籍那样影响广泛（微信读书也尚未上架）。德鲁克被贴上了“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的标签，从某种程度而言，是“矮化”了德鲁克的思想。他对自己“社会生态学家”的称呼，确实更加贴切。德鲁克有犹太血统，当年他深刻地洞察到德国和欧洲的未来，很有先见之明地离开了德国，逃出了法西斯的魔爪，辗转从英国落脚美国，投入大半生精力开创了管理学的研究。
🌳 重新定义“受过教育的人”
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是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的老师。母亲医学出身，在那个年代女性学医是非常罕见的。他的祖母在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担任独奏，当时的团长是大音乐家马勒。
童年时代，父母几乎每周都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晚餐，或讨论时事，或讨论医学课题，或开音乐会。德鲁克每天都沉浸在智慧的殿堂，耳濡目染，聆听大人们用各种语言传述不同领域的高等知识。父母为孩子们塑造的，是能激发智慧火花的教育环境，而不是仅注重学术知识传授的地方。用《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作者杰克.贝蒂的话说：即便当年德鲁克没有上过一天学，仍然可算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德鲁克的学习，基本上都是工作之余在图书馆进行的，他称自己的大学经历是“兼职学习”。他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是因为他的勤奋。对他而言，学习新事物最能让心灵感到喜悦，是一种能够和读者分享快乐的恩赐，而非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才学。每隔三四年，他就会选择新的主题来研究，可能是统计学、日本史、日本艺术、莎士比亚。每个新的知识领域他都下苦功学习，以满足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比如，他对日本艺术的研究非常深入，甚至在加州Pomona学院兼了6年的课。他身体力行实践着“活到老、学到老”，也向世人建议应全方位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从而进行自我更新。有一期《福布斯》将德鲁克作为封面人物，并评价他“仍然拥有最年轻的心的人”。德鲁克认为：将来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那些认识到不断学习的必要性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定义，它将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的确，教育的重心应做大幅度的改变，从以往集中资源供年轻学子“长时间的学习”，改为重视成年人的“终身学习”。
🌳 相较经济，德鲁克更关心的是“人”
德鲁克早年在英国学习时，经常去剑桥大学参加经济学家凯恩斯主持的研讨会，聆听这个大师的教诲。有一次，德鲁克“突然领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和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自己却更关心人的行为”。作为基督徒的德鲁克，关心“人”、而非经济和商品，再自然和正常不过了。
正是因为关心“人”，德鲁克决心投身管理领域，并以此为终身事业。在德鲁克眼里，“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
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经历，就留下了德鲁克那句既幽默、又犀利的话——“我和经济学家只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不是经济学家。”
真正对德鲁克产生影响的大学者，是熊彼特。
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1950年，德鲁克和父亲一起去看望“创新之父”熊彼特，当时熊彼特的名气已经很大，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德鲁克的父亲向熊彼特问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
这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熊彼特年轻时很帅，风流倜傥。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
三十多年后，师生重逢，老师又问起同一个问题，这次熊彼特回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
这句话，影响了德鲁克一生。
🌳 何为“功能正常” 的社会
德鲁克不认为经济可以解释社会，于是想要通过写作，勾勒出稳定、连续、可预测与神智健全的社会。他在第二本著作《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初版，1995年再版），是想提出一些可以用来重建一个稳定而功能正常的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的基本概念和制度。
此书一出，也和第一本一样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东西”。之后德鲁克认识到一些重要因素影响着社会，于是他像剥洋葱一样，一个个剥开研究，前瞻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并预见到了这些变化：3、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创业社会”的出现；
定义什么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比定义什么是“健康的生命”还要难。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其中，无法看到整体。但人类需要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命体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
德鲁克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慌失措、四处逃跑的人群， 不能称为一个“社会”。尽管那儿存在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这种恐慌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崩溃，而要克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
他还提出了“社会企业”的概念，指出相对于“do well to do good”（大意是，先做好主业再行善）的传统企业，社会企业则是“do well by doing good”（大意是，通过做善事来把事做好）。
并且，他大胆预言：20世纪，我们经历了政府和企业的飞速成长。21世纪，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将会在城市社会——人类新的生存环境中被我们创建。NPO同样需要飞速的成长。
这些年，人们都在谈论“新经济”，几乎没人谈论“新社会”。其实，新社会对人们要重要得多，它是新经济的底层基础。
德鲁克还第一个提出“知识社会”、“知识工作者”的概念。变迁迅速，是知识与生俱来的本质。知识，不局限于任何国家，而是跨国界，可以携带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创造知识，又快又便宜。究其本质而言，知识乃是一种不断改变的东西。
知识将在全世界通行无阻，推动着全社会的进步。人们再不能以得不到必要知识为借口，而表现差劲了。德鲁克用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说：供工作者攀爬的阶梯已经不见了，工作者必须携带自己的开山刀。
一百年前，我们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
一百年后，我们应是时候意识到：
“德先生”、“赛先生”离不开两位“马女士”：市场（Market）和管理（Management）。
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都要靠政府：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大部分资源也归政府所有，由政府分配，而不依靠市场的作用。
当国家优先发展军工和重化工业的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必然扭曲价格体系。
亚当.斯密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而计划经济就是以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体制下，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由企业自主决定，跟着客户需求走。除了关系军事、国家长远战略、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基本民生（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现象），大多数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政府计划逐步让位于市场引导，释放了企业的活力，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今天的中国，第一位“马女士”（Market，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只有更充分的释放市场活力，“德先生”、“赛先生”才能到来。
🌳 第二位“马女士”：Management（管理）
“管理”这位“马女士”的威力，更是无处不在，包括企业、政府、NPO，甚至家庭和个人。但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了一门“显学”，而管理学并未得到应有高度的重视。
之所以硅谷巨头的CEO多是印度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人在管理学习上的重视，从MBA教育的广泛程度上可见一斑。印度人无论是计算机工程师，还是其他专业，只要在企业工作，大部分人都修习MBA作为第二学位。
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正如人体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组成的。企业内部需要管理，无论是战略、研发、生产、质量和营销，还是人才、财务和品牌，所有的企业活动都离不开“管理”二字。即便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宏观治理，也需要学习管理，比如决策应如何制定，甚至会议该如何召开才能真正集思广益、科学决策。这涉及管理学领域中很重要的部分，包括决策科学、组织行为学。
相比市场，管理表面看起来是微观的，其实见微知著。
然而，很多中国人还远未充分理解和足够重视第二位“马女士”。对管理严重缺乏常识、缺乏认知的状况，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孔儒重官轻商的思想影响太深，深入骨髓，和新教文明影响的西方，是底层思维和逻辑架构的不同，或可说，这也许是发展的分水岭。
中国过去四十年，放松政府管制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爆发，释放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这让中国的企业家们更着迷于向外的扩张和投资，而不是向内的作功和挖潜。这就是绝大部分人并未理解任正非关于都江堰思想的深刻用意，深淘滩，低作堰，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挖潜。[🔗《再谈“深淘滩，低作堰”》]
管理在中国被严重误解和低估了，甚至轻视和嘲笑管理反而成了时尚。常听到“管理阻碍创新”、“谈管理已经过时了”之类的论调，只有任正非旗帜鲜明地说：“技术、资金、人才不是华为的竞争力，对技术、资金、人才的管理才是。“过去几十年，压抑太久的巨大国内市场突然爆发，让“猪都能飞起来”。赚钱有多容易，管理就有多混乱。三年疫情及后疫情时代，会对中国企业提出新的挑战，活下来才是真道理，正应了那句话：当潮水退去，才会知道谁在裸泳。
为何说管理是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因为管理无法复制和照搬，别说国外企业的经验无法照搬给国内，就连华为的成功，其他中国企业也无法简单效仿，否则就很容易“邯郸学步”。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正如每个人都不一样，任何人都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但总是可以学习。中国企业从市场“蛮荒”年代走来，很多还未真正穿上现代管理的“鞋子”，更不懂得如何为自己“编织”一双合脚的、专业的好鞋，才能跑得更稳、更快、更远。而这才是其他企业无法复制的真正竞争力。
有的人误以为“管理就是裁人”，其实大错特错了。管理恰恰是不必裁人、不需裁人。凡是遇到危机就裁人的公司，都说明管理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好。
管理，也不是冰冷繁复的工具。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为了激发善意。管理，是”让人成为人”。
对于企业，管理是为了以人为本，而不是束缚或无足轻重，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久生命力的保障。
对于社会，管理是为了以民为主、为民做主，而不是科学和民主的阻碍，它是科学与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管理和市场，应成为社会的常识、共识，才能支撑民主、科学这些”高过头顶“的普世价值。
没有管理，市场也难以有效、持久地发挥作用。没有合理的治理机制（宏观管理），“德先生”难以落实和持续，如同百年前的“假共和”和拿破仑的加冕称帝；没有对科学规律的理解，对科学所需环境的设计和管理，“赛先生”难以释放活力，贝尔实验室的兴盛和衰落，就有力地说明了对“科学”所需条件和环境进行“管理”的优劣差异。管理看似最不重要，却既作用于企业微观层面，又作用于产业和国家宏观层面。我们期盼了一百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如果缺少两位“马女士”，就会步履蹒跚，姗姗来迟。“《经济人的末日》可能是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本书，它提醒我们，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当年那场人生浩劫，如何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德鲁克这句话，放在今天仍余音绕梁，久久回响。
□ 延伸阅读 □
1. 《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杰克.贝蒂，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让我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