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教育之争

历史课的差异

疫情原因，女儿无法出国去读自己心仪的新西兰高中，只好在家学习。半年来，大多是上“掌门一对一”的网课。说实话，有经验丰富的老师远程辅导挺不错的，能解答微积分、化学难题，比父母辅导要强。

感谢中国驻新西兰教育参赞志学兄，介绍了一个线上教育平台Crimson（www.crimsoneducation.org)，上周女儿终于开学了。

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日本、印度、阿联酋、沙特的也有，女生还带着头巾上课。

女儿求学经历很丰富。从小学起，部分是我工作的原因，先后在上海、奥克兰、深圳转学，公办、私立、国际学校都上过，Crimson是她上的第六个学校。

经历多了，她对教学水平就会有比较。其实上过的学校都挺好的，但没想到她如此喜欢Crimson，赞誉这是上过的最好学校，对老师评价也相当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课，女儿说没想到历史课这么有趣，和国内历史课内容大相径庭。才上了一周，就和我讨论起为何中国从汉代开始重文轻理，以及孔子对中国不重视科学和商业的影响。

历史课的对比，反映了国内外中学在人文教育上的差距。

中国文理教育的曲折

回顾历史，中国的文理教育不均衡，经历过几番转变。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重视理科学习的墨家学派逐渐消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重文轻理的思想，开始主导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遇上传教士利玛窦，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弃文拾理，翻译《几何原本》，撰写《崇祯历书》、《农政全书》，可惜明清权力更迭，科学再度被打入冷宫。

民国政府对此颇费心思，努力做到文理平分秋色，均衡发展。1931年时，全国高中的文科学生占75%，而到了1935年，文科学生只占50%了。

而现在，又成了重理轻文，其开端是在建国后。

1949年底，我国教育正式由师欧美转为师苏联。苏联的高等教育是以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在莫斯科大学，农科达90余种专业，工科专业更细化到200多个。而当时我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理科的地位逐渐超越了文科，民间流行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头禅。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切向钱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很多人认为理生富国、文生无用。功利主义至上，重理轻文之风更甚。即便学文，也是4岁背唐诗，5岁学英文，一切学习都是为了考试。而人文的学习、人性的教育却是苍白匮乏的。

缺乏人性体验和认识的人，怎能形成健全独立的人格？连人格都不健全独立的，又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造福社会呢？难怪柴静笔下的德国外教愤怒地说：“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

中国古代，理工不能带来实际效益，去考取功名更划算。中国现代，文科养不活自己，去学理工更现实。

重文科轻理工，后果很严重，这也是“李约瑟之问”的根因——“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而重理工轻人文，后果也非常严重。科学知识再丰富，倘若缺乏人文基础（并不等于长篇背诵唐诗宋词），人就会变成被知识武装的动物。这种人可能是“才”，但缺了“人”这个前提，其“才”通常表现为破坏力而非建设力。越有“才”，破坏力就越大。

要谨记：人才，首先为人，其次为才。

教育的本质，是呼唤人性。理性和感性，逻辑思维和人文情怀，是人性的本质内涵。

[ photo: 奥阮 ]

文理之争的背后，是人文和科学精神

实际上，当人们在争论学文学理的时候，除了争论应该学什么具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争论文理教育背后的一对概念，叫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理性和质疑，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是对一切事物的质疑和对客观事物的辩证思考。

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思考的是人如何去生活，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关切。人文学习，是学习对他人的关爱，对社会和自然的关爱。哲学、历史、文学、教育学等，都是在教我们反思自己如何更好的理解世界。

粗浅地打个比方，人文精神代表一个人的情商（可以是同理心、沟通力，可以是大情怀、大抱负），而科学精神代表一个人的智商。智商、情商当然都得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智商的本质是零和博弈，而情商的本质是非零和博弈。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宛如人的两只眼睛，缺一不可。偏科的人，好似一只眼睛失明，无法立体、真切地看清世界的本质。

一个人在选择大学专业、学文还是学理时，有很多偶然性，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一些专业外的东西。少一点功利之心，学一些“无用”之学，让自己文理均衡，睁开两只眼睛洞察世界。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柴静在书中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这段文字，余音绕梁，久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