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前沿问题，就是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引起较多人关心的问题。而无论前沿也好，热点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会是那种四平八稳，引不起任何争论的问题。但是，与现实联系较紧，引起较多人关心的党史问题，能争论吗？于是，我们又回到党史研究的老问题上来了：中共党史研究能不能有新意？

　　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要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惟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

　　讲深化党史研究，未必是哪儿前沿往哪儿去，哪儿热闹往哪儿钻。实际上，基础问题研究不透，研究前沿问题也难有深度；整体研究上没有新意，研究热点问题同样难以给人多少启迪。中共党史研究，不论是就它的研究队伍，还是就它的研究成果来说，这些年一直在逐渐萎缩。这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党史研究本身远离社会需要，总是在炒冷饭有关。

　　是不是社会大众不需要党史研究？当然不是。看一看报摊上那五花八门的杂志，看一看书店里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凡是谈历史的，一多半都是谈党史问题的。只不过，它们所讲的，大都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内容。的确，我们许多研究者不屑一顾，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有不少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杂志和书籍买得那么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讲的内容或者前沿，或者热点，而关键在于有新意。

　　《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2期刊登了李向前的一篇小文章，介绍美国哈佛“费正清中心”的Seminar。其中讲到，在那里，Seminar隔三差五就是一场，但参加者仍旧非常踊跃。联想到我们这里做研究，大家各自为战，连班都懒得上，更别说热心去听谁做学术报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里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那里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每个讲演人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每个听讲的人也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受点启迪，或发点议论，从而帮助自己考虑问题。

　　事实上，每一个在欧美国家做过一些研究的研究者，都能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那里的研究几乎不存在炒冷饭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都被要求列出前人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说明你的新意何在。一句话，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

　　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不是一件容易事。它要求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要有较好的史学功底和理论能力。鼓励这一点，事实也有助于党史队伍的建设，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当然，要做到能够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首先是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很清楚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不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对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发议论、做判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的氛围，要想深化党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学术问题，不讨论是不能进步的。只有允许我们的研究者去大胆地探索，党史研究才有可能进步，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去深入研究那些无疑是会比较敏感的所谓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

杨奎松：在台北看档案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

　　 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事，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6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式。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

　　 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档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档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

　　 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我们一些部门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我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利用困难；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由它转批档案馆办理。这么一圈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时间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再查，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这种查档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去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档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经常会被告之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者自己想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如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份，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荡然无存。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我们的档案馆今天似乎还远未困难到这种程度。在台北看档案，情况和各国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

　　 由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