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泰宁：提升文化自觉，做出有意境的建筑
【过去我们想跟着西方建筑师搭乘现代主义的大船，而现在则是跟着人家在无目的地漂浮。价值取向同质化、西方化，是当前中国建筑领域中价值观混乱的一个突出表现。】
赢在技术之外
文汇报:在您半个多世纪的建筑创作中，设计主持了不少重要项目，尤其是杭州黄龙饭店，哪怕30多年过去了，依然能勾起大家对空间和美的无限联想，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非常好的建筑作品。我想知道的是，您心目中的好建筑是什么样的?
程泰宁:我说过，“做建筑不求流行，但求流传”，能够流传下来的就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建筑。建筑师有思想，而且在设计作品中表达得比较到位，做出来的东西就经得起推敲、考验。反过来，很多流行建筑当时挺炫目、挺受欢迎，但没有思想，或者思想是从别人那批发、抄袭过来的，就容易一阵风地过去了。
黄龙饭店项目先后邀请过美国贝克特公司及香港的严迅奇先生做设计，前者设计过北京长城饭店，后者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做黄龙饭店的时候，他刚获得法国国家歌剧院国际竞赛一等奖。我们作为本土设计团队，当时只被看作“陪练”，投资方甚至说“人家在五星级酒店喝咖啡的时间都比你们画图纸的时间长”。的确，那时候刚开放，在酒店设计方面，中国设计师自然不如外国建筑师有经验，然而我们的最终胜出也并不在于技高一筹，恰恰是赢在技术之外的一些东西。
走进黄龙饭店，视线穿过大堂，隔着庭院的对面就是落地玻璃廊餐厅。
黄龙饭店(草图):讲究留白、渗透，与自然的整体契合。
因为地处城市和宝石山风景区之间，所以做方案时采取“留白”手法，强调黄龙饭店的中介作用———从人文到自然景区的过渡、渗透。让建筑和周遭环境成为一个整体，从大环境上来谋篇布局，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智慧。
文汇报:程老师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诗词的了解和喜爱，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您创作的灵感来源，使得作品里都透露着中国古典的审美意蕴?
程泰宁:是的，我特别喜欢中国诗词，受中国哲学、美学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空”、“意境”等中国式思维比较敏感。建筑师做设计，不可能不考虑形式，不可能不考虑功能、技术、经济等问题，但我不希望简单地去呈现，而是想表达一些能够冲击人们内心的东西。
做黄龙饭店方案时就在不断揣摩:烟雨蒙蒙中，建筑以宝石山为背景，看上去像不像一幅中国水墨画?又或者在夜幕中，视线穿过大堂，隔着庭院看对面的落地玻璃廊餐厅，有没有韩熙载《夜宴图》的意味? 这就把形式、功能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文化层面上来了。
对这些构想，不见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很多人看黄龙饭店大多是视觉印象，如“琉璃瓦和面砖颜色不错”、“屋顶有中国特色”等。有形的不是说不重要，但我还是期待最好能营造出诗意的审美意境。设计时特地请赵朴初先生在入口处题写了“悠然见南山”，就是想把黄龙饭店的设计“主题”点出来。
黄龙饭店最初奖级不高，我记得只拿了个全国设计铜奖，后来在2004年获选“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时间长了，大家还是慢慢发现了它的好。我想再过30年，这些想法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吧!
“白说也要说”
文汇报:建筑这几年“热”了起来，常常会成为一个大众话题，社会对其诟病很多，但总感觉是在隔靴搔痒。前两年您主持了工程院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未来发展研究”课题，给中国建筑“把了脉”，出了蓝皮书。也有人觉得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程泰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着当代中国建筑发展一直都有很多议论，特别是业界内部，聚在一起发牢骚的时候很多。但牢骚发完了也就完了，少有人进行认真反思，更不要说把问题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出来。2011年，当我提出立这个课题时，的确有人讲，“你别说了，说了也白说。”我想白说也要说啊! 过去为什么白说了呢? 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对建筑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没说到位，说得不够清楚。我就想能不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对30年中国建筑发展做个反思和总结，至少尽点责任吧!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希望通过总结反思，探讨中国建筑今后该怎么走，能不能走好。
文汇报:发出声音、把话说清，是希望中国建筑能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吗?
程泰宁:是的，一个健康知性的社会环境对于推动建筑创作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对建筑普遍不够重视，对于什么是好建筑也缺乏认知。相反，因为涉及政绩和利益，某些领导和开发商对建筑倒是很关心，最后选用什么方案往往都是他们说了算。迫于这种情势，建筑师只能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意思做设计，再说现在大多数领导都有中央领导所说的“贪大、媚洋、求怪”心理，抄袭模仿、山寨建筑也就应运而生了。你看，这样一种不科学、不依法办事的决策机制，再加上群众的漠视和缺乏有效的舆论监督，如何能出好建筑？这对那些想探索一条创新之路的建筑师，就是一种打击了。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讲“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道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们改弦易辙”。我想从积极一面来理解这句话:要想打造一个对建筑创作有利的社会环境，建筑师不能再满足于“用作品说话”了，也不能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自我陶醉地进行学术讨论了;我们需要面向社会，需要更多的建筑师以及那些关心建筑的有识之士站出来“说话”，不仅对建筑师，而且要向社会大众、媒体和各级领导做宣传，做“建筑启蒙”，让全社会更关注建筑、了解建筑。所以，做“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这一课题时，进行了大量的公众问卷调查，为结题举办的国际高端论坛请了一些跨界、跨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很多大众媒体，后来还联名向高层提出了“院士建议”……我们就是想打开纯学术的大门与社会进行互动，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文汇报:中国建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您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今天不妨做一次裁判员，给我们判定一下做建筑最好的时代。
程泰宁: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建筑项目之多、信息量之大，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创作思路的活跃，也是过去那种封闭内向的状态所无法比拟的。但现在也是最坏的时代，主要是价值取向很混乱。说得好听一点，叫“多元化”，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碎片化”、“西方化”。
最近，日本著名建筑师槙文彦在一次访谈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1950年代的现代主义是一艘大船，人人都想搭乘这艘大船往前走，而今大船没有了，只有无数漂浮在大海上的碎片。作为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我有同感，碎片化是后现代文化的世界表现。但我更加深有感触的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建筑基本上都是跟着别人走的，过去我们想跟着西方建筑师搭乘现代主义的大船，而现在则是跟着人家在无目的地漂浮。价值取向同质化、西方化，是当前中国建筑领域中价值观混乱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我想说这是“最坏的时代”的主要理由之一。
文汇报:“媚洋”的种种表现媒体上讲了很多，对“唯洋是举”、“全盘西化”的抨击也从未停歇过，有文化学者甚至做了这样的比喻，认为“‘西方中心主义’就像病毒一样被植入一些国人的精神编码结构中”。建筑外观上的西化我们能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么这一领域更深层次的“媚洋”到底有多严重?
程泰宁:在建筑领域，我对“媚洋”感受最深的，就是不能正确评价中国建筑师，给国外建筑师“超国民待遇”。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就是认为国外建筑师比中国建筑师优秀。一些重要项目的设计总是喜欢找国外建筑师。前些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条建筑设计投标公告，上面明确标出“限国外建筑师参加”，我觉得不可思议。有次同一位学者谈起这事，他说“咱们得承认差距”，我当即表示“差距”可以承认，但是，连让中国建筑师和西方建筑师同场竞技的机会都不给，这“差距”如何弥补?
过去投标不让中国建筑师参加，这几年大概是怕大众和建筑师“拍砖”吧，很多地方都改成以同国外建筑师合作的“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联合体”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前些时候，我受邀去某城市做竞赛评委，翻材料时发现招标标底费才10万元人民币，居然扎哈、库哈斯也都来参加了。正纳闷的时候，旁边人讲出了内情———竞赛要求国内设计单位必须绑定一家国外单位，方案实际上由外国建筑师来做，如果中标，外方设计费拿大头，中方单位就配合做施工图，算是分一杯羹;如果不中标，中方设计单位要补偿外方200万元人民币的方案设计费。你说中国建筑师的地位是不是很可悲?
前年某地也有一个项目，7家投标单位中只有我这家不是“联合体”。“联合体”有多惨?几乎所有中方设计单位都告诉我，外国设计单位做完方案以后，直接从国外送达招标单位了，他们连方案是什么样子都没看到。这叫什么“联合体”?无非是以“联合体”的名义，让本土设计单位给国外打下手、帮小工，这样的“媚外”可算是媚到家了!
其实我从来不反对西方建筑师来中国做设计，封闭起来不让人家进来，自己也不出去，这是不行的。国外建筑师走进来，中国建筑师走出去，这是趋势。但有两条要注意，一是请国外建筑师一定要有选择，第二个就是要有透明公正的规矩。此外，任何国家的设计师到中国来做设计，必须尊重我们的国情、文化。就像前些年做加纳国家大剧院、马里会议大厦项目时，我们会控制造价，都用普通材料，就是因为加纳马里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觉得有这个责任。外国建筑师到中国来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有的西方建筑师到中国来大把大把花钱，老实讲，挺叫人心疼的。
考虑到当地国情，程泰宁带着团队做加纳国家大剧院项目时，用的都是普通材料，控制造价。
我多次提到中外建筑师待遇不平等，也不仅仅是为中国建筑师争地位。目前这样盲目地崇拜、大量引进西方建筑师，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导向，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实现美国梦”，这种说法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文汇报:您常年游历各地，接触了很多国外建筑师，客观来讲，您觉得中外建筑师的差距有多大?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评价中国建筑师的?
程泰宁:国外建筑师的整体专业素质比我们高，这是应该承认的;他们拿出来的作品能够保持一定水平，设计和建造的完成度明显比我们好，这也是应该学习的。中国建筑师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受商业环境影响，很多建筑作品格调不高，抄袭模仿现象严重。要说差距，这些就是。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建筑师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有不少已经展露了他们的才华，王澍不是得了普利兹克奖吗? 其实，他并非“孤例”，中国建筑师中还有一批人，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专业界评价不错，也很受国外建筑界的重视，倒是国内一些领导不认，这实在是一件蛮荒唐的事。
要谈外国建筑师对我们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例子。前年，有媒体提出要我和国家大剧院设计者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先生对话，起初我没答应，因为这些年我看过不少这类对话的报道，由于对方对我们不了解，这种对话常常是单向的、不对等的，“对”话往往就成了“听”话。这样的“对话”我不想参与。后来组织方告诉我，安德鲁看了浙江美术馆，听说要和设计人对话，他很高兴。有了这个前提，就有了对话的基础，我也就同意了。那天在对话中，我提出西方建筑师到中国做设计要尊重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还提到中国建筑师需要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我希望这个过程能缩短，中国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安德鲁明确回应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建筑师和国外建筑师已经基本上属于平等对话的状态……我们应该认为中国已经过了这个学习期，应该可以看到中国出现好的作品。”当时我就表示，他的这番话要是能让中国的某些领导、媒体听到就好了。可惜，现实并非如此。
文汇报:看来安德鲁对中国建筑师的评价还是积极的。
程泰宁: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插曲。那天刚见面，安德鲁先生就说“见到你很高兴”，我也习惯性地同样回了一句，他可能感觉到了我的“客套”，马上把手放在胸前说:“我是真心这么说的。”这下倒让我觉得很尴尬。应该说，他那天还是表现出了对一位中国建筑师的尊重。其实不仅是安德鲁，凡是对中国建筑师真正有所了解的西方建筑师，对现在中国建筑师的一些作品，还是很认同的。
什么是中国建筑的本体
文汇报:我其实非常想用“最会做建筑的文人”来称呼您，不光是根据谈吐气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而是感慨于这么多年来，您始终致力于唤起中国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呼吁建立文化自信。
程泰宁:其实过去我们也讲文化自信。拿建筑来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就提倡“中国固有式建筑”;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要求建筑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代，北京提出“夺回古都风貌”，在建筑顶部加小屋顶、小亭子……那段时间也宣传“民族化”、“本土化”、“中国特色”等等，但都是热闹一阵子就偃旗息鼓了，又重新回到“月亮还是外国的圆”的惯性思维。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论体系做支撑。而没有文化自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作支撑，谈文化自信就是虚的，弄不好就走到单纯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民粹主义里面去了，这是无法把“中国道路”坚持下来的。
文汇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建筑都在“仿古”和“崇洋”中间摇摆不定，没什么主动性和自发能力，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不自觉”?“不自觉”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表现?
程泰宁:“不自觉”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不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我曾经说过，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一个由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和现代的纵横轴相交的十字坐标，在不同时段，每种文化都会面临一个偏于纵向还是偏于横向发展的选择。两千年来，尽管不断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沿纵向———通过自我更新来实现发展的。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更新发展而衰落了，于是才有了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开始通过横向交流实现了走向现代中国文化的突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五四”过去快100年了，百年来中西文化已经出现了新的走向和趋势。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位强硬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亨廷顿都说“西方正在滑落”，“世界正面临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很多中国学者像张光直、季羡林等先生也在很早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此，自觉地调整我们在十字坐标上的运动轨迹，在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实现中国文化的转换更新，是一个文化转向的节点，也是一个历史机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十字坐标中的一个新节点上，顺应形势，乘势而上，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反之，就是不自觉。
缺乏文化自觉，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现在很多人常常把中国文化混同于传统文化，其结果要么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封闭保守”，抹杀中国文化转换更新的可能性;要么就是不分主次、不分好坏地把传统文化中表面的、往往也是最浅显的东西拿出来混充中国文化，例如唐服祭孔等。其实上述两种现象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两种现象都反映了文化上的不自觉。
有一点我想再明确和强调的是:我们讲中国文化，要分清楚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指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两个不能混淆但又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建构中国现代文化，需要在现代语境下，在系统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转换、提升，逐步形成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体系;一种能为世界上多数人所理解、共享，并且能够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中国价值体系。只有建构这样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真正支撑我们的文化 (也包括建筑文化) 健康发展。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很多人来完成的事业，但从现在起，就要有人去做，并且坚持下去。
文汇报:每个专业领域对中国文化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您极力想在建筑中呈现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又是什么?
程泰宁: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但回答这个问题，要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来理解。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对于建筑创作，必须要有哲学和美学支撑，否则就站不住脚，容易被人同化。有人说，西方建筑师也不是个个都有理论，他们不也在做设计吗?其实西方现代、后现代都有它的哲学和美学背景，盖里、扎哈不是毫无来由、横空出世的。尼采、海德格尔、雅克·德里达以及居伊·德波所批判的西方当代美学思潮就是他们的哲学、美学支撑。把“语言”作为哲学本体，在艺术创作中反传统，强调个性张扬，强调图像化、景观化的“视觉刺激”等等，对西方建筑师，特别是那些先锋者的创作有着直接影响。我不否认，西方的语言哲学、形式美学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对建筑创作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语言”为本体，带来了对“符号”、“建构”、“模式语言”、“空间句法”以及“数字语言”的不适当膜拜，造成了建筑创作的同质化和西方化，也禁锢了建筑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经过反复比较思考，我提出了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哲学和建筑美学设想。我不想说它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最好的诠释，但它对建筑创作，至少对我的创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性。
文汇报:把“境界”作为中国建筑的本体，理解起来似乎有点困难，就好比人家跟我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样。
程泰宁: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手稿中说，“不期工而自工”是一种境界，有学者进一步诠释说，“妙手为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即为‘境界，”。做建筑不能靠“形式服从功能”或“形式包容功能”之类的单向思维模式，而是要把影响建筑创作的多种因素，例如环境、功能、经济、技术等等，极为“自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是“浑然天成”的，建筑创作机制应该是“自然”生成的，这就是“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
文汇报:就国内的建筑学教育来看，您那一辈人用的是布扎体系，还有后来的包豪斯体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是西方的一套东西。如果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理论体系的话，您觉得可以做怎样的构想或者努力?
程泰宁:以上面所说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的设想是，它包括以“天人合一”为哲学认知的认识论，以“理象合一”为创造机制的方法论，以及以“情境合一”为审美特征的美学理想。关于这些，我已经写过一些文章，最近在计划用两三年时间把这些思路系统深入地整理一下，出一本书，主要就是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以及它对建筑创作的重大影响。我认为从一个专业领域来探讨这个问题，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思考后逐步形成的，还只是个人观点。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需要更多人甚至几代人去做，我这算是“试水”吧。
借鉴日本建筑师经验
文汇报:日本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建筑师，所受的赞誉多为“很好体现和传承了日本的民族文化”，这里应该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程泰宁:和我们对西方建筑的盲从比较起来，日本对自己的文化相对比较自信。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很值得我们玩味。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国际投标，扎哈的方案中标。因为2020年已近，有关方面积极准备施工。但公众认为扎哈的方案破坏环境，并且与日本文化不符，纷纷表示反对。日本建筑界在槙文彦等一批老建筑师的带领下也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结果硬生生地把这个大牌建筑师的中标方案给否定掉了。因为事关重大，最后是由安倍晋三出面宣布的。我们能这么做么?之前针对国外建筑师的一些设计，国内的院士、专家也提了很多意见，结果不还是照盖不误?
日本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非常值得借鉴。在建筑设计领域，日本很早就提出了“和魂洋材”的理念，一批享誉世界的建筑师，像丹下健三、槙文彦、黑川纪章，还有稍年轻点的安藤忠雄，都没有盲目跟着西方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丹下的巅峰时期，他把日本传统建筑语言提升转换，以现代技术和构造来呈现，做出了日本建筑特有的韵味。槙文彦一个重要的建筑理念是“奥”字，“窥其堂奥”的“奥”，指的就是空间层次感。“缘”——“灰空间”，最早由黑川纪章提出来，指室内外的过渡空间，这个思路也影响了中国的很多建筑师。安藤忠雄用的是西方几何形体构成，却表达出了“禅”味，能把日本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手法结合得这么巧妙，很不容易。
我们要学日本这些建筑师，学习他们能够在自己文化中发掘出好的东西，做出自己的特色。其实不光是建筑领域，文学领域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绘画里面的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靠的都是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进行再创造。
文汇报:如果也用一两个字词做提炼、概括的话，您觉得自己的建筑创作理念是什么?
程泰宁:“自然”。根据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自然地做建筑，追求一种“浑然天成”、“自然生成”的创作境界，这就是我的创作理念。至于大家关心的形式、语言、风格，我历来认为这些是表“意”寄“理”的手段，根据创意的需要可以不断变化。有朋友说我“善变”，其实不同项目在形式语言上的变化是很自然的。浙江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建川博物馆战俘馆以及加纳国家大剧院等，在形式风格上怎么可能相同呢?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自然”。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欧陆式、新中式、现代派都跟我无关，“无招”———没有固定的招式也算是我创作的特点吧。所以，对某些西方建筑师把毕尔巴鄂、泉州、北京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文化建筑都做成一种模式，我不认同，也不欣赏。
文汇报:您曾说“建筑是一生的邀约”，以80岁高龄活跃在一线，应该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演绎。
程泰宁:对我来说，建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了。做方案、画草图不再是单纯的工作或完成任务。一旦你热爱一件事情，而且永远抱有期望———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期望下一个项目可能会做得更好、更有创意。我不喜欢重复别人，也不希望重复自己，每做一个项目都会有新的期待，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常有人问我有什么养生秘诀，大概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在做的过程中永远抱有期望吧。
程泰宁为南京博物院改扩建工程画的手稿图
南京博物院外景(图片均为筑境设计提供)
文汇报:不瞒程老师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觉得建筑是个极具魅力的东西，也大言不惭地说当年应该选择学建筑。业界也一直盛传您对后辈非常宽容。在中国目前这样的创作环境中，您担心年轻一代建筑师的成长么? 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要求和期许?
程泰宁:建筑确实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门学科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没有标准答案，没有金科玉律，所以探索的空间很大，魅力也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大家不需要都来学建筑，各个领域里多些建筑的知音最好了。
对于年轻人，我更多的是理解，因为很多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譬如现在有的学生，开口扎哈、闭口盖里，我听了很不习惯，但你能怪他吗? 学校的西化教育，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必然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只能引导，不能指责。我会建议他们多看一点中国的东西，对建筑文化要有更全面的理解。
不过，戴着镣铐跳舞，似乎是这个职业的宿命。现在年轻建筑师的压力真的很大，在创作上要听领导和开发商的，自我发挥的余地很小，有些人为此很苦闷，也有人想离开(事实上，这两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不过我还是鼓励他们要顶住压力、慢慢来，把建筑一直做下去。而且也相信，有理想并且勇于坚持的人总会有收获的。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们的成长(实际上担心也没有用)。对于年轻人，对于未来，我还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的。
访谈录（2016.3.11）| 提升文化自觉，做出有意境的建筑
程泰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现任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筑境设计主持人。曾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方案设计工作。1981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内外工程近百项，多项作品获国家、省部级奖项。2004年,杭州黄龙饭店、杭州铁路新客站入选《中华建筑百年经典》。同年，UIA国际建筑师协会主编的《廿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集》在全球100年中挑选1000件作品，加纳国家剧院、马里共和国会议大厦两项工程经国外建筑师推荐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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