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解读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学
不久前，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颁发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本次奖项授予了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
一起来看看何为中国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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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飞舞，初冬时节的上海，“中国学”又一次引得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
在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学作为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为世界提供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关键视角。
那么，何谓“中国学”？
“以当代中国作为叙述终点”
对中国古代“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认识和探究，在中国国内是“国学”的范畴，在海外则是传统汉学的领域。事实上，中国学正是脱胎于汉学。二战后，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区域研究”框架内，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兴趣逐渐偏向当代中国。然而，历经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的发展，对过去一百年西方对中国的基本假设和建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今日的中国，不是1900年的欧洲，或1945年的美国所能想象和理解的”。海内外众多学者都认为，“要以当代中国作为叙述终点，提出文化和社会的解释”。“中国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主席近日访美时如是指出。中国正在赋予“现代化”新内涵。它不是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近年来，西方世界对当代中国的关注、猜疑、误读乃至攻击，究其原因，有文化秉性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较量。
“谭中之问”
随着中国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海外中国学的新方法、新理论、新著作迭出。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葛兆光教授曾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学人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既应该学习他们的反省意识、自觉意识，也应该和他们有平等的对话。
甚至，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即著名的“谭中之问”：印度华裔学者谭中曾发问，海外中国研究为什么不看中文书？意即中国自己还没有发出对中国研究的权威声音，还罕有能吸引国际学界注意的研究成果。
如何紧随中国前进的脚步，以客观中正的学术立场讲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中国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
曾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学者，包括谢和耐、罗高寿、毛里和子、孔飞力、傅高义、饶宗颐、齐赫文斯基、谭中、蓝普顿、裴宜理、季塔连科、史景迁、白吉尔、梅津采夫、王赓武、卜励德、滨下武志、施舟人、杜维明、鲁惟一、周锡瑞、叶嘉莹，涵盖文史哲、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
“世界中国学”是汇聚海内外中国学学者的高地，也是传播中国话语、打造中国叙事、发扬中国智慧的舞台。为了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文旅部开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近十年来已有几百位海外年轻学人来华学习交流。研修班上，他们的话题从中国海洋史到《三体》日文版发行，从汉学家培养到中国学的世界化……这些富有活力、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将与本土人文社科学者一起，帮助世界理解和欣赏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国际角色，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编织出更细腻、灿烂、多维的中国学。
中国学的历史
如果把利玛窦入华所带来的“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早期中国学开始的标志，那么它已有四百年的历史。而进入学院建制的中国学研究，则是从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
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渗入中国，西方研究中国的步伐也随之加快。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他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古典文化打开了一扇窗。而各国也纷纷开设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或在大学设立相关课程。英国于1876年，荷兰于1875年，俄国于1851年，德国于1912年，先后使中国学进入大学殿堂。
不过，那时的中国学研究并不像今天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和彼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力等方面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急剧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和策略，并着手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更在国外学术界成为热点。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以往主要侧重于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考古等人文学科，而今天已经有了更广的范畴和内涵，更侧重于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教育、艺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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