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追求个人的成就？成为大人物真的符合我们的个人利益吗？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追求成功并不是为了名利，只是因为那样的生活比单纯的普通生活更值得过。
青年哲学家乔希·格拉斯哥（Josh Glasgow）认为，“非凡生活”并不比“平凡生活”更有意义，并列举一系列案例说明“成为重要人物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意义”。这篇奇特的论证近日刊发在《美国哲学学会杂志》网站（2022年8月）。《平凡而有意义的生活》一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哲学研究，作者指出，在对个人幸福的探讨中，并没有追究过“热望成为重要人物”这一点，这种本能的热情被哲学家们忽略了，但他们一直在讨论荣誉、成就、道德等相关议题。人们大都默认，重要与意义这二者是挂钩的：做重要的事情，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产生可观的影响，创造长久的价值，会让你的个人生活意义大增。这种有影响、有目的的生活所创造的额外价值，普通生活给不了。而格拉斯哥要证明的是，不仅仅像日本哲学家森冈正博说的那样，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一个微小事件，很可能就会耗尽或推翻那项重要成就的意义——他认为重要性对于意义来说不仅非必要，且完全不相关；这两者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格拉斯哥区分了有价值、有意义和重要性，并从主观认定与客观标准来组合这几个元素。像织毛衣、踢足球、烤面包，这些事情都挺有价值，我们能从中获得成就感，但并不重要——那种能令佛祖释迦牟尼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性。重要是至少值得人们关注。稀有，独一无二，可以令人重要。例如，你是你儿子唯一的母亲，或是本村麻将第一，你在这方面便十分稀有，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都不重要。因此，有多重要取决于你的参照系及相关的评价标准。但仅仅稀有还不够，一如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奈格尔指出的，一个番茄酱的瓶子也是与众不同的。重要的东西必须有相对较高的价值，而重要性是有程度之分的。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意义，大体有三种观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以及二者的混合。主观主义理论说的是，我们认为生活中什么东西有意义，这个东西实际上就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成为大人物会令你的生活意义大增，那么它就确实会令意义大增。然而，我们也可能判断失误。我们对自己不甚了解：我自以为想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花在新摩托上，但现在我明白，这只是中年危机的症候。人们会被自己的动机误导，这就是主观主义无法解决的困境。客观主义理论则认为，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意义的东西是有恒定标准的，与我们一己的欲望、喜好等等完全无关。创造、寻求那种客观价值，才能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例如，特蕾莎修女也许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吸引力，即便她觉得很无聊，那项工作也还是有意义的。此外，人人都觉得像特蕾莎修女、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重要人物显然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特别重要，所以他们的生活有意义。不过还有一种危机：你正确认识到了有价值的事项，并加以优先考虑，但这些事项并没有给你带来活力、让你倍感兴奋，或是不再能给你提供动力。大哲也难以避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发现，他的人道主义目标让他无所适从。尽管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工作都非常有价值，但仍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那个目标已经不再有魅力”，他写道，“好像活着也没啥盼头了”。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事实上，抑郁症即通常表现为失去动力去追求、肯定价值，或从中获得满足。这意味着，向一个绝望的人证明乃至让他承认他生命中的客观价值还不够，我们必须尝试让他关心、参与其生命的客观价值，从情感和动机上帮助他走出困境。混合主义的理论便是将主观认定的价值和客观存在的价值捏合在一起：当我们面对具有客观价值的事项，感到主观上被吸引、并参与其中，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时，我们的生活就会获得一些意义。不过这样看起来，我们之所以关心生活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的生活与一些外在价值联系在一起——那些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之外看得到的价值。例如，养育一个孩子，促进正义，创造纪录，创造美，有道德地生活，爱一个人。那么，在混合主义理论看来，宏伟的外在价值（结束全球饥饿，或实现启蒙）是否可以通过较小的价值来实现呢（给孩子买一个冰淇淋甜筒，或在周末做一些正念冥想）？看上去是等同不了的。它和客观主义一样，也要解决所谓的“升级”问题：为什么更多的客观价值等于更多的意义？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尔·列维认为，“最高的、最让人满足的意义”必须是开放结局、永无止境的事项，“其中有价值最高的善”。这样的标准限制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如耕作、生儿育女或投身友谊。他认为这些追求确有微小的普通意义，但生活中更大的事情，比如研究哲学、追求正义和创造艺术，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超级”意义。我们梦想做重要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极富客观价值。客观价值可以助长主观参与：我们在理性上被吸引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但客观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之所以恰好追求这项事业、处于某段关系，往往是出于其他的偶然因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养，我们的物质、社会条件和机会，我们的特异经验，我们的个人生物构成。格拉斯哥设问，如果我有能力治愈癌症，又能给饿肚子的人做披萨饼，且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但又不能同时完成，我真的会全身心投入到做披萨而不是治疗癌症上去吗？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白大褂，而不是围裙。这是因为他们的主客观价值判定合一，足以支撑他们走完全程——在实验室不停劳作，撰写项目书，监督科研人员，管理一个小的科层制机构……各种让人操心的苦差事，然后功成名就，同时获得道德上的巨大满足。许多成功人士都会谈论他们的平衡之道，但事实上，巨大的成就往往要求巨大的牺牲——牺牲了参与其他事情的机会。如果你确有相当不同的主观倾向，如延续童年友谊、享受社区服务的快乐，那么即便治愈癌症是更有理由做的事，即便你也多少受到吸引，它也不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多少意义。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类似的权衡。我们没有去做那些高尚而重要的事，而是和朋友们一起，看最喜欢的球队比赛，玩音乐……我们追求这些关系和活动正是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更无关道德追求（对密尔来说，能修复生活意义的事情是读诗）。格拉斯哥借用分析工具，论证了从获得意义的层面来说，你无须变得特别重要，平凡生活能赋予你的绝不输于那些“重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