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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创造民族思想学术的“通用语”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文汇学人 2023-03-12

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学术贡献奖


【学术档案】


陈伯海,祖籍湖南长沙,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唐代文学、文学史学、中国文化史、中国诗学、哲学和美学等领域出版专著及编著二十余种,论文一百余篇,代表作有《唐诗学引论》《中国文化之路》《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等。论文《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专著《唐诗学引论》韩文版获韩国学术院奖。


陈伯海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专业,实际从事的领域则更为广泛,涉及古典诗歌、古代文论、文学史学、现当代文艺思想、中国文化、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以至美学理论等众多方面,且皆能表露自己的新见,有所发明创造。其背后是他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文化路向:坚持站在当代中国的基点上来反思传统和面向世界,争取传统与外来因子共同加入民族新文化的建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叶,陈伯海率先提出“唐诗学”的学术理念,并初步建立学科体系;同时倡扬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探究中国文学自传统至现代的演进轨迹与生成背景;他对古文论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及其基本理论构架进行现代阐释,力求“激活”传统以进入当代;他领衔编撰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上海文化通史》和七卷本《中国诗学史》等,亦均有开风气的意义。






21世纪,刚退休不久的陈伯海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他从理发店出来,听见有个声音在呼唤。那声音自称是上帝,问他想不想得到永生。“想要的话,明天中午十二点整再来这里,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
      
梦里一位朋友问他,如果条件是让你当魔鬼呢?
      
陈伯海不解。朋友继续说,凡人皆有死,能不死的除了上帝就是魔鬼。上帝只有一个,要永生的话,那只有当魔鬼了。“你在天性上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对于说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个清楚,对于看不惯的事象必要摆弄个顺畅,……上帝安排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与规范,你却要不断给予解构、颠覆,你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后来,上帝有意让他睡过了头。五年后,陈伯海落笔记下了这个梦。
      

16岁那年,把旧小说全卖掉了


陈伯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者,长于以理论解析文学与文学史,同时强调资料第一性,严谨细致,实事求是。他说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一开始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老一辈学者学殖深厚,后生活跃趋新,他则耽搁了一些时日,自感知识结构“驳杂不伦”、构建思想上也是“半生不熟”,但是,能终身读书求知,步步推进思考,享受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乐趣,也是深感幸运,更无怨无悔。
      
1935年,陈伯海在上海出生。父亲陈科美早年从湖南老家赴美留学,师从杜威攻读教育哲学,笃信“教育救国”,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母亲程雨文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陈伯海的中小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从识字开始,还“饱读”了几百本公案武侠小说——《彭公案》、《杨家将》、三国水浒、福尔摩斯、还珠楼主……小男孩没头没脑地看下去,如入自在天地。只是,16岁那年,他把旧小说全卖掉了。
      
那是1951年。这一年,在圣方济中学念高一的他参加了上海市学生代表大会,听了报告,特别是毛主席对青年人勉励的那一段,“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准备将一生献给中国富强的事业。陈伯海说,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志向,并且觉得要有知识。除了听从父母意见,读些新小说之外,他也开始读一批社会科学的书,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等等。
      
陈伯海也想当教师,1953年考大学的时候,填的都是师范。第一志愿华东师大,第二志愿北师大,第三志愿东北师大,而且都是中文历史教育这三个专业。如愿进入华东师大后,陈伯海开始大量阅读雅文学,以及过去较少接触的外国文学,对文学的爱好也逐渐由阅读作品转向了钻研理论,“有志于学”。
      

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汤”


1957年毕业后,陈伯海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外国文学室任助教。不久,他作为新出道的“国家干部”下放农村,1960年离开高校,到长宁区教育局报到。教育学院的工作是培训中学师资,于是陈伯海把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学理论,轮流教了一遍。1977—1979年,还奉调去北京参与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的重编。

上世纪70年代末,陈伯海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上世纪80年代,陈伯海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伯海与钱谷融先生(右一)合影。




待到1979年回到高教系统时,陈伯海已经44岁了。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他虽然身不在学界,却从未间断过读书写作。这时的陈伯海方才确定专业方向,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从唐诗入手,选了晚唐诗人李商隐与宋代诗家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个案研究。到1984年,开始为“唐诗学”作准备。他认为唐诗具有典范意义,承传一直未断,且论争激烈,如明清以后的宗唐宗宋之争,再加上唐诗研究的“选编注考点评论作”多种形态,足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他定下了唐诗学的结构,包括目录学、史料学、理论总结等,陆续编撰成8种专书,搭建学科体系。这项“基础建设工作”的质量有口皆碑,如工具书《唐诗汇评》1995年初版时即大受欢迎、一年加印3次,时至二十多年后,仍有读者评价“为书中所选之唐诗、所摘之唐诗精评而痴迷、倾倒”;理论纲要《唐诗学引论》成为多个学校的研究生参考用书,并获得韩国学者译介,译本荣膺韩国学术院奖。

与此同时起步的,还有他的文学史研究。他一直在思考文学的动因,反思“两极对立”的模式,酝酿归纳出“三对矛盾一串圆圈”的文学史原理,即“文艺与生活”“思维与形象”“承传与革新”三对矛盾,与“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方向。他想用一代文学来验证这个原理,而唐诗是相对完整的一代文学现象,或可拿来说明文艺的因果关系。
      
陈伯海一直记得初中国文老师李星枢说的: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汤”,不加特意修饰,想怎么说就怎么写,直白自然动人。还有“讲不清楚是因为没想清楚,想清楚了自能讲清楚,讲清楚了也才能写清楚”。他写理论文章时,老师的教言一直高悬头顶。
      
这位“对于说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个清楚,对于看不惯的事象必要摆弄个顺畅”的学者有着突出的工作能力。回到上师院中文系后,陈伯海经由马茂元先生推荐,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撰稿工作。其中《中国文学》卷的负责人是王元化。因为担纲起草大条目,同时擅长悉心协调,在专家产生分歧乃至争议时能为各方寻找共识、拟出体例,陈伯海被王元化先生认为颇具领导之才,于是将他借调到大百科出版社。几年的编纂工程结束后,王元化先生在工作鉴定上写:“这位同志早就该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了。”之后,更是推荐他来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从根底里讲,还是出于一种社会关怀”


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也与他长于理性思考,意图展现抽象规律的思维习惯有关。他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局限于具体作家作品考析的文学史研究,“就像走进一个长长的画廊,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幅幅的作家肖像……这样的展览当然也可显得琳琅满目,却又会留下一个缺憾,就是不知道其总的意向何在,归根结底要告诉观众一点什么。”
      
他坚信对文学史可以有一种总体把握,并能从中提炼美学原理——中国人是怎么审美的,中国人是怎么考虑文艺表现的。他陆续写成《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等文章,以及《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等著作。他为《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撰写的导言“自传统至现代”一文发表后,于1998年获评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由文学史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思考,让他又陆续撰成一个系列,结集成一本小书《中国文化之路》。他在其中提出了“文化即人化”的命题。

      
陈伯海在大学时期深受钱谷融先生的影响,他自陈这个命题就是从“文学是人学”套过来的,但是也有一点不同:“文学是人学”重在讲文学的表现功能,即文学要描写人、感染人,而“文化即人化”,重在讲文化的创造者是人,与“自然”相对的“文化”,其核心是人。他有感于在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新人”在“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之间存在两难,提出今天应以两相结合的“社会协作本位”为新人的立足点,从而构建民族新文化的核心理念。
      
 “我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从根底里讲,还是出于一种社会关怀,是要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我想,当时‘文化热’之所以那么热乎,其实际的推动力恐怕也在于此。但社会关怀不以直接的社会评论或政治评论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文化探讨为托底,自亦带有学理思考的成分在内,我也正是凭借这一学理上的思考来实现我的社会关怀。”陈伯海自述。
      

登香山的感悟


1977年去北京编教材的时候,陈伯海在香山住了许久。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和同伴走出香山饭店,沿着林苑的围墙往南走,至静翠湖。之后他再往上,向香山寺遗址攀行。沿路两侧青松古柏,寿达千年,让人顿生森严肃穆之感。
      
寺旁一条小路的山壁上,嵌着一座木头竹子搭成的小亭子,十分不起眼。但它所在的半山位置,又适足望远。陈伯海极喜爱这个亭子,还曾写过一首五言古诗,里面有一句:“半山未足歇,力攀方能高。”
      
1990年春夏之交,陈伯海欲再登香山,但到达时已过中午。因为怀有“半山亭情结”,他一开始还是按原来的路线走,上到阆风亭时,已知时间紧迫,便不再绕道能够一赏美景的玉华山庄,直接循南路上行,没想到很快登顶香炉峰。
      
他突然明白,要赶路上山,登上高胜处,就不能在风光之地流连。自此,他下定决心要辞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职务,以便尽快在研究之路上“迈开大步,攀涉险峰”。
      
66岁那年生日,陈伯海曾经写诗,中有:“扬帆学海恨无力,埋没书丛幸有头。志业半山何日歇,华年釉彩见时收。”华彩已经抛下,而半山亭留驻。

      

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


进入21世纪,陈伯海退而不休,仍在马不停蹄地做研究,不过重点从史转到论。他参与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认为“转换”一词涉及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文学史观讨论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在事项层面力求还原,意义层面求得重构。也就是说,历史考据仍然必要,但必须认识到,现实意义是不断变化的——文学作品没有变,但是社会在变,文学作品跟社会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传统里许多已死的东西,不必激活,但传统里确有生命力的那些,仍可焕发意义。
      
在世纪之交的好几年时间里,陈伯海经常翻看中西马列的一些理论原著,并有感于海外汉学家推重的“天人合一”,思考有没有可能在其中做文艺理论上的沟通。他尝试着摸索了中国诗学的逻辑,指出中国诗学是以情志为本,所谓“诗言志”“诗缘情”,但情志是内在的,要变为诗,先要发动,所以中国诗学接着讲心感。之后,情志转为意象,意象便是诗性生命的形态。但中国诗学不以意象满足,还要意境,所谓“境生象外”,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这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的流程。
      
于是,他把中国诗学称为生命论诗学,此后撰成《回归生命本原》《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等著作,体现他的“新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惮辛劳且不避风险地从事哲思与审美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跟我在诗学研究中的取向实属一致,都是为要将中国学术传统中以生命活动为核心的理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与提升,使之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视野,而为当代思想文化所吸收。”

上世纪70年代,陈伯海从家中藏书柜里翻检出一套《四部备要》,开始有系统地阅读其中所收录的部分唐人文集。1977年,他赴京参与中学教材编写,观览古迹之余就是探访图书,广泛查看北图、首图以及北大、社科院图书馆里的线装书,摸清唐诗研究的“家底”。


进入21世纪,陈伯海退而不休,不过研究的重点从史转到论。




需要一种民族新话语,进入全球对话


“我是搞传统的,所以我后来的工作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陈伯海从事的这项“拣选翻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界人士的共同追求”——创造我们民族的当代新话语。
      
陈伯海认为,百多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界经历了“失语”“借语”“学语”再转向“创语”的过程,如今学科分野、取向多元,大家各说各话,迫切需要诞生一种“通用语”。这个“通用语”不求标准规范,而是相当于带有各地方音的普通话,南腔北调、各自底色还在,却对谈无阻。陈伯海说,待到这“通用语”渐趋成熟,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新文化真正成长起来之时,便可自信地进入全球对话。
      
那么,如何缔造这通用语?陈伯海说,“话语”是应“话题”的需要而产生的,传统“话语”的失落,导因于时代“话题”的转移,因此,不必伤感于那些失落的话语,只要开掘与把握住民族新“话题”,便能创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新“话语”。
      
开掘话题,“我们需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立足中华、放眼世界”。陈伯海说,在话题的召引之下,我们有源源不绝的话语资源,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我们一百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性化,三者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资源”。我们已经拥有了建造巴别塔的材料。



于我思想上影响深远的有这样两个传统: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再一便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前者让我立足于人的本位来估量各种社会事象,后者则促使我醉心于寻求历史表象中潜藏的内在逻辑。

——陈伯海自述对哲思的爱好

      

我和钱先生气质上很不一样。他的感受能力非常强,要改变自己的感受是不容易的。我这个人比较讲求理性,但是,如果在道理上讲不通,我也是很难被说服的。

——陈伯海回忆围绕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讨论

      

宏观研究,也并不是都要把题目做得很大,关键在于要有宏观、整体的意识。我曾举程千帆先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为例子,认为是从一首诗入手,揭示了上下八百年间文学思潮的变迁轨迹,这就属于宏观的视野和概括。

——陈伯海接受采访,谈到人们对文学史之宏观研究的误解

      

宋以后诗歌性能的变化与诗、词的分流,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大关节,而唐诗就处在其节骨眼上。它一手伸向过去,一手又指向未来。或者另打个比方,它是站在整个山群的制高点上,背后的千岩万壑向它攒集,而眼前的众支各派又由它分出。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它是我们民族诗歌的一个缩影,于此可以窥见民族文学传统之一斑。

——《唐诗学引论》之正本篇

      

我们是搞学术文化的,现在应该到了自己创立中国新的学术思想、新的学术理念的时候了。我们有了这些年的准备,有自身传统,有西方输进来那么多东西,也有马列理论,我们应该可以构建,应该可以学术自立。中国现在正站在这么一个路口,大家要拿出理论勇气。

——在获颁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时,陈伯海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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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苑(2023.1.19) | 陈伯海:创造民族思想学术的“通用语”本报记者 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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