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分裂

非洲中心论、分离主义和美国的分裂 

自尊心低下是一种沉疴，根本无法通过了解自己族群的辉煌过往而治愈。在精神病学都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历史不太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非洲中心论事实上是一种对当前社会种种残酷且代价高昂的挑战的逃避策略，这些挑战包括对更安全的学校、更好的师资力量、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更充裕的教育投资的需求；维系家庭稳定以便培养自律与充满雄心壮志的孩子们的需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收入从而为家庭稳定奠定基础的需求；制止毒品和犯罪负面效应的需求；当然还涉及克服潜藏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种族主义的需求。威廉·拉斯伯里对自己的同胞说过：“当务之急不是去回首那些我们从不知晓的文化，而是对我们所处的文化表达需求。”

来自各族群的怨气，特别是非洲中心论，不单转移了人们对现实需要的注意力，且使相关矛盾愈演愈烈。最近，黑人、棕色人种、红色人种、黄色人种等族群问题的上纲上线使一种情形死灰复燃，即一个社会分裂为多个种族群体，而早在熔炉时代，美国人曾普遍认为共和国已经安然度过了该阶段。盲目的族群狂热夸大了各族间差异、加剧了仇恨和对立，也加深了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这最终将导致自怨自艾和自我隔离。

现在论及黑人处境时已经提出了一种颇为合理的观点，认为应该采取措施使他们实现重组和自力更生，这是他们在平等原则基础上融入有机结合的社会的准备步骤之一。有人认为，无论立足何处，融入过程都意味着向白人所制定的种种标准缴械投降。于是，明确种族和文化自豪感对于真正实现融入而言不可或缺。人们能够把这个视为心理层面的要点，然而文化层面亦可如此吗?

美国黑人世世代代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中成长，反之，他们也对美国文化影响颇深、贡献重大。在美国生活了三百年后，黑人的“自我非洲化”（SelfAfricanization）蠢蠢欲动。非洲中心论在某些族群理论家的视域下意味着恐欧症、分离主义、排外情绪、被害妄想和偏执情绪。最令人费解和意外的竟然是黑人提出了黑白种族隔离的诉求。

首席大法官沃伦在记录学校整合判例时写道：“只因为种族的缘故把（黑人儿童）与和他们年龄、资质相仿的儿童区别对待可能会导致他们内心的自卑感乃至在社区中地位低下，这些可能会对孩子们的心智造成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四十年中社会原则似乎绕了一个圈，融合给人们带来自卑感，反倒是分离才能疗愈心灵。

如果黑人教育家费利克斯·博阿滕得偿所愿，分离主义的复兴可能在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博阿滕辩驳称：“使用标准英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加剧了‘去文化’的进程。”一种为少数族裔儿童准备的“文化相关型课程”定会承认“他们带到学校的家庭或社区方言”。（这里务必提及，不是所有的黑人教育家都像他这样打算从孩提时代便给黑人孩子设下障碍。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贾尼丝·黑尔本森说道：“会讲标准英语已经成为黑人孩子在美国社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必要技能，且应该在儿童早期进行教授，这显然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如果说有任何教育机构应该具备把个人以友好的、公民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功能，那么答案非大学莫属。然而近年来，校园内充斥着多个族群组织，该现象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安。

人们可以看到黑人宿舍、黑人学生会、黑人兄弟会和姐妹会、黑人商会和法律协会、黑人同性恋团体、食堂里的黑人专属餐桌，等等。宾夕法尼亚大学为黑人学生入学提供的配额为6%，且有专门为他们定制的学生年鉴。该校一位教授表示，如今的校园拥有“贝鲁特式的文化多样性。这里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黑人孩子不与白人孩子混同，亚裔自行其是，压迫成为凸显自身地位的伟大标识”。1994年，布朗大学暂停了“主题”小屋的推广，其行政副校长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校园巴尔干化”。

一个半世纪以来，欧柏林学院一直是种族融合办学的典范。但《新共和》杂志编辑雅各布·韦斯伯格报道说：“欧柏林的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在思考、行动、学习和生活方面各自抱团。”亚裔住在亚裔之家，犹太人住在“J”之家，拉丁裔住在西班牙之家，黑人住在非洲遗产之家，外国学生也有自己的第三世界之家。甚至是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联盟也依据种族和性别分裂为不同小团体。“最终则呈现出一个界限分明、相互隔离的世界。”

对于那些面临严酷、全新挑战的少数群体而言，抱团行为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是制度化的分离主义却不然，它只会凸显种族差异、加剧种族关系紧张。“特定活动被认为贴上了黑人或白人的专属标签，”中央密歇根大学的一位黑人学生介绍说，“如果你不参与那些黑人活动，就会被排斥。”罗格斯大学的黑人人类学家塞克尼希亚·福德姆近期研究表明，导致黑人在校成绩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学术表现优异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行为，是屈从于白人世界的表现。福德姆同时说：“在黑人社区的某些群体中似乎出现了一种文化取向，即把在学校中接受学术训练定义为‘扮演白人’。”

好斗分子进一步认为，因为只有黑人才能对黑人的过往感同身受，因此只有黑人才有资格教授黑人历史和文学，这就跟一些女权主义者相信只有女性才配教授女性历史和文学别无二致。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预算委员会的说法，“真正的多样性”要求课程内容与教授本人的族群和性别身份相符。

“只有黑人才能教黑人、撰写黑人历史”的信条不可避免地导致黑人只能教授和撰写黑人历史的教条，也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个推论：华裔只能教授中国历史、女人只能教授女性史，等等。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批评“学生和教职员工围坐在一起探讨白人是否能像黑人那样思考的隔离项目”。至于那种宣称黑人研究的“神秘感”就在于要求探索其中奥义的人必须是黑皮肤的说法，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简洁地指出，这种所谓的“神秘感”与“巫术”相差无几。

“巫术说”从学术领域蔓延到文艺界。剧院目前的一个要求是，演员必须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属于同一族群。因此，演员权益协会试图阻止乔纳森·普赖斯在纽约扮演他在伦敦创作的《西贡小姐》当中的角色。该协会热诚宣布，绝不能容忍“白人演员扮演欧亚人的角色”。雪莉·麦克雷恩在电影《寡妇三弄》中饰演一名犹太女性，她说她的朋友贝拉·阿布朱格“对我很生气……她觉得应该由犹太人来扮演这个角色”。

以上同宗原则同样适用于导演。于是，诺曼·杰威森担任电影《黑潮》导演的提议被否决，只因为他肤色不对头。斯派克·李肤色吻合，故而获此职位，他随后将这一潜规则推而广之，宣称剧组更偏好前来试镜的黑人演员。无独有偶，优秀的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坚持只让黑人导演负责他的戏剧《藩篱》，“我们回应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说，“我们对宗教看法有别，社会交往方式迥异。我们对艺术风格和语言持不同观点。我们有不同的审美观……这份工作需要一个与美国黑人文化有共同特点的人……我们来定个规矩，黑人不导演意大利电影；意大利人不导演犹太电影；犹太人不导演美国黑人电影。”

根据威尔逊上面提到的规矩，不就意味着只有挪威人可以导演易卜生、只有丹麦人可以扮演哈姆雷特吗？这将是多么可怕的规则啊! 就像乔纳森·普赖斯在《西贡小姐》中的角色扮演引发争议时调侃的那样，如果同宗原则占上风，“我的余生将只能扮演威尔士人了”。即使是自以为是的演员权益协会也没能把该原则在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及丹泽尔·华盛顿身上贯彻到底，因为当《西贡小姐》名噪一时时，他们正在纽约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演的还不是《奥赛罗》，该剧主人公奥赛罗为黑人（摩尔人）]。《华尔街日报》尖酸讽刺称若上述原则真成为主导，那么不仅仅是白人，或许那些残疾人更应该抗议健全人丹泽尔扮演了理查三世一角，毕竟理查三世是个驼背。

对于华裔演员看到瑞典人（如华纳·欧兰德和尼尔斯·阿斯瑟）扮演中国角色时的不满情绪，有人表示同情，当然也有另一些人为非白人演员如今在舞台和荧幕上的突破感到高兴。但是所谓的同宗原则难道对演员的表演艺术没有一丝亵渎吗?毕竟，表演不就是对伪装的训练吗?

一个演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登台完成角色创作，这些角色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演员自己的真实状态截然不同。这实际上也是演员最大的成功。然而种族主义的限定不仅否定了表演艺术的本质，同时也否定了导演的才能。譬如只有瑞典人才可导演斯特林堡的戏剧、只有俄国人才可导演契诃夫、爱尔兰人才有资格触碰谢里登或萧伯纳、英国人才能导演莎士比亚等说法的荒谬之处不言而喻，而且如果付诸实施，将使戏剧艺术深陷困境。换言之，同宗原则是一种排他性原则，虽然声称惠及少数族裔群体，实则遗患不浅。

蜚声遐迩的黑人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班·克拉克曾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最高法院对校园融合一案的裁断，他坚决反对那种观点，即坚称白人、黑人必须被隔离开，“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而那些文化就好比油与水一样，难以融合”。克拉克认为，这就跟白人种族隔离主义一直以来的论调别无二致。他还补充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先在种族关系中扮演受害者的群体要求或敦促进行种族隔离对人类所造成的内在危害比先前主体民族这么做造成的危害要小。”

（摘选自《美国的分裂》，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