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 “大判断”必须是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

谈人生

我的学术生涯，概括地来说就是：“三角地”与文学史。“三角地”本来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这里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说我是从北大走出来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这三个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所以说是：“三角地”与文学史。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着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很深影响。而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论学术

-小结裹与大判断

怎样把文学史这个知识体系，变成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研究最应该着力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写过《重提“内藤命题”》的小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之所以我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是因为他这个理论是蕴涵着学术生长点的，从他的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抓住宋代文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且“唐宋变革论”是中外一些学术大家共同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大都没有具体的论证（像宫崎市定是有些具体论证的），内藤湖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判断，而我们则应该对他的概括与判断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这个领域的思路是他打开的。说个题外话，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也就在这里。比如陈寅恪讲唐代的“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而田馀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对此有所质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体事例来反驳。但是陈先生的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和论点仍没有失去意义与价值，比如说“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再如中央朝廷与地方边境连环的互相作用，等等。陈寅恪的学术强调宏观的观察，他的学术是一种范型。这是和钱锺书先生不一样的范型。钱先生不主动地提出“大判断”，他都是在“小结裹”上用力，一条一条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较难找。我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就是要把“小结裹”和“大判断”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找像“唐宋变革论”这一类的“大判断”，能够贯穿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能够把宋代文学定位定得非常准确的一些学理性建构。这一类的观点，还有像刘子健提出来的“南宋的背海立国”啊，包括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出来的“后王安石时代”、“国是”问题，还有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雅俗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很明显感觉是存在的，但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回答。这是我个人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当中最应该努力的地方。当然，“大判断”必须是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

-不同于文学观念的“文章学”建构思路

我就感觉到，中国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决不能够忽视。你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算是文章的范畴嘛，并不比他的“大江东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阁序》，那是多大的影响啊！这些文章中所涵摄的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价值，诗歌里面不一定有。对于诗歌而言，只要有一个诗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学作品了；而对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学作品还要去验明正身！要检验它这里面有没有文学性啊、审美性啊，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生活最重要的事。”这句话讲得很实在，比如对于苏东坡来说，肯定写文章比他写诗歌更认真，更要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即便是写作朝廷的一些文书，这些文书的写作也是有文学的要求在里面的，他并不是只表达概念的东西，只把道理说清楚就完了，不是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在里面。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离开这个就不是中国的文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时候，苦于没有一套评价的语言。而文献阅读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有一个“中国文章学”的体系存在的，现在却还没有开拓出来、没总结出来。要寻绎这个体系，那么就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编撰文章学资料汇编的想法。最开始的时候，我倒没想到要编“文话汇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收集各类序跋和书信，好几年功夫下来，抄了不少……

抄的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中国文章学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中的“气”——即“文气”——很重要。有种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谓的“抒情性”、“形象性”，等等，这些西方文学观念告诉我们的文学因素，但是你能读出一股“气”在里面，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语言气势。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的“五原”，它也没有什么形象，就是一种逻辑推理，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它就打动了你。那不光是说它“晓之以理”，而是文章语言的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气在推动你，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章里面的特点，因而由此基础产生的中国文学的观念也应该与西方的文学观念不同。当然，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学观念直接来审定我们的文章的“正身”，而是应该结合起来。我想，评析我国古代文章，多用“审美性”这个词汇，或许比“文学性”更准确些。就是我们的文章里面有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和艺术、和文学就比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韩愈的《画记》，从内容上说，《画记》其实就是一篇流水账啊。面对一幅画，韩愈对它进行描述，记下来人多少、马多少、牛多少。但是，《画记》句式、结构，错综变化，波澜迭起，完全与流水账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艺术文啊。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艺术的结构。你得承认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中国文章特有的。

-写论文之要旨

侯体健：我曾经与周裕锴先生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和我强调，所谓的“ 标题党” 在我们的论文写作中其实是应该学习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写唐代的道书中女仙的形象，学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投稿一直不中，他就给这位同学改了一下标题， 叫作《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唐五代道书与文人创作中女仙形象》，不但一投就中，而且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可见标题作为论文的“名片”， 确实不应该忽视。会议上，竺青老师也谈到，“问题” 与“ 论题” 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问题”是你要解决的疑问，而“论题” 只不过是你要处理的、面对的材料论域而已。只有把“问题”亮出来了，文章才有焦点。

王水照：是这样。标题很重要，当然前提是论题确实具有学术意义，完全的“标题党”，名不副实，也不行。我常跟同学们说，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选题好了就成功了一半。好的选题不但能够出好的成果，而且还比较有延展性，能够提供给你持续深挖的可能。所以，同学们一进校我就强调，学位论文的选题一定要慢，要充分了解学术前沿，也要对自己的学术积累、知识结构的长处优点有正确认识，一旦定下来，那么就要快速进入状态。就写作一篇十五万字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来说，三年时间很短，如果题目中途变更了，那是很被动的。马克思说过嘛，人和蚂蚁造房子的不同，就在于人是有蓝图的，蚂蚁没有。我们确定选题也是如此，要有足够的预期，否则就比较麻烦了。这当然也不是说同学们读书就完全只读与论文相关的书，还是要博览，开卷有益嘛，但是又不能太散漫，最好是经典常读以提升水准、刊物常翻以掌握动态。

谈前辈名家

-何其芳

在文学所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学的素质与敏感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毕竟是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哲学训练，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层层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而且“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论〈红楼梦〉》，是篇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从这里面提升出一些系统而宏观的理论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等。就凭借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为“红学”之一家啊，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笔记》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事，我曾问过他：“你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欢，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就是读书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语。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断地回忆当时直接的艺术感觉。“大判断”与“小结裹”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这样，从作品的细读开始，然后从中再抽出理论大观点，接着反复地进行。也就是先读作品，读了作品你就会有总体上的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再读作品，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想法，想法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他是一层一层地生发、推断，不是有一个大判断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树一样，有主干、有枝叶，这样去生发，显得十分丰满，不是干瘪瘪的。

-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

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40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40多页笔记，就是他在这两次大手术中间做的，在这种身体状况极其恶劣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固然有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都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

-唐圭璋

我和唐（圭璋）先生的接触印象一直非常深刻，他给我的信现在约有十多封。事情起因也比较偶然，我当时就是为了要追究张綖《诗馀图谱·凡例》关于豪放婉约那段文字的出处。首先发现唐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词苑丛谈》校注本中有所涉及。于是，我就去查阅《诗馀图谱》的各种版本，最通行的就是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但是，我查遍了复旦和上图所有的版本，没有发现这段文字，于是我就写信向唐老请教。从此以后，唐老就不断给我写信。后来唐老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有些信件的字迹比较难认，我就把信的内容辨认出来，因为我怕自己第一遍能看出来的，第二遍不一定能看出来。唐老的每封信实际上都给我提问题，让我回答，所以我称之为“函授教育”。他在信中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到蟠龙里去看书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要查书的，所以学问要靠你们这一辈了，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啊。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时候老先生一封信写好封好了，还要在信封上再作补充，可见老先生一直是以词学为生命的，一直在考虑词学问题。所以，我们不讳言学术研究是我们谋生的职业，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将其视作一种志业，是自己生命的追求。这十几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着。特别是唐老每次给我提问，我就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于我的回答，他有的表示同意，有的不同意。所以，我是非常怀念唐先生的，但是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60年代文学所编文学史时去南京、上海征求意见，由余冠英先生带领我和邓绍基先生登门拜访。后来唐先生85华诞庆祝大会，我因为在日本教学而无法抽身前往祝寿，深以为憾。唐先生的词学论文集《词学论丛》一厚册，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词学论文，并签字赠送给我。唐老当时刚搬了家，学生登门求教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感觉他比较寂寞。当时我和他的信件来往也十分迅速，有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回信，他的第二封信又来了。唐先生和夏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时时刻刻想着学问，一个学者就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