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李剑华：推进中国社会学复兴

在我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里，李剑华教授可以说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他曾因主编《流火月刊》《现象月刊》等左翼进步刊物，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牢狱，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他也曾衔命深入虎穴，打进国民党政府上层从事隐蔽战线的革命工作，以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和胆识，掩护革命战友，卫护工友兄弟，临危不惧，处险不惊，孤军战斗在敌人营垒里直至迎来解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社会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始终与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和复兴相依、相联。

跋涉于艰难的中国社会学创建之路

社会学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是一门晚起的社会科学。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本译著，“研习者甚少，而普通学者更不知社会学为何物”。辛亥革命以后，欧美的新思想、新文化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不但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且渐渐开始注重于西方的社会科学。“五四”运动则在中国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追求进步、寻求真理、学习国外新思想、新学科的热潮。

1915年，青年学子李剑华在成都写下的《偶感》诗就说：“兵乱连连喜再生，居乡未必胜蓉城。哪堪夜静更阑后，又听邻家哭子声。”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深深刺激了李剑华，让他树立了学业报国的思想。他深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熏陶，中学毕业后，即在家人的支持下，东渡扶桑留学。在选择所学专业的时候，他看到“日本大学设有社会学，觉得名词新鲜，”当即就决定以这门新学科作为自己的研读方向。从此以后，李剑华便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5年上半年，李剑华学成回国，并先后担任上海学艺大学，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等多所院校的社会学教授，讲授社会学史、劳动法以及犯罪社会学等课程。当时，中国社会学尚处于步履维艰的创建阶段，除了国外社会学译著的出版数量有所增加外，社会学还难以被人们接受和承认。诚如与李剑华同时代的吴泽霖教授日后所回忆的那样：“尽管任何新兴学科总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但它在初建时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它不免会遭受责难、阻挠而被人摒弃或忽视。因此，需要创造条件扶植它，推广它。首先，学科本身除须具备一定的创见，经得起核实、考验或实践外，还要获得一定人数的拥护。其次，要有一定数量和不断的著述，既要出版书籍，也要出版定期刊物，借以扩大影响。再者，要设立机构，在同好中组织学会，交流思想；在学校里设置课程，建立学系，俾能承上启下，传播苗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剑华会同其他一些陆续留学归来的青年社会学者一起，在创建中国社会学的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在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抓紧点滴机会，甚至不惜“割出拼命求活的时间，动手搜集材料”，埋首写作。1928年，李剑华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劳动问题与劳动法》问世。书中详细阐述了劳动问题和劳动法产生的时代和阶级背景。进而专门列出儿童劳动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劳动时间问题、工资问题、工会问题和劳动保险问题等作深入地探讨。作者在每一个专题上列举出中外各国的有关资料和统计数字展开深入地比较和分析。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在分析中国劳动大众遭受深重压迫的根源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者袭其掠取殖民地的传统政策，挟政治势力为经济侵略的向导，于种种口实之下，强迫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因此有了租界，有了领事裁判权，有了关税管理权，有了发行纸币权方面助长国内军阀的内争，不惜以枪支、弹药、军事等供给他们，使他们不得动弹，而东交民巷的洋人，便成为军阀政府的太上皇帝。长此下去，则中国实业必永无发展的希望，所以不打倒帝国资本主义，不但中国民主政治，不能成功，即中国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也无出路。”李剑华在书中明确断言：“我以为中国劳动问题，同时也就是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不可不是劳动问题中的先决问题。”虽然身处当时那样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而这位年轻的大学教授心中装的只有民族忧患和国家兴亡，所以他敢于仗义执言，公开申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作者站在劳动大众的阶级立场上，对西方社会学家鼓吹的劳动法是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立于平等地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劳动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免除或限制在理论上应该平等而事实上却不平等的雇主与劳动者关系，及由这种不平等而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的事实。”难怪当时获悉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时，李剑华教授昔日留学东京时的同窗学友、日本社会学家浅野研真特地为此书作序：“李君在动乱未已的中国，从二十世纪国际的课题上，为指导新中国之有为的青年学者，他时而在学园讲授劳动问题，时而在政界讨论劳动立法，本其体验的见地，于今写成这样一部好著作。这一部著作，对于中国社会将予以很大的文化史的意义。”

让中国学生用上符合国情的教科书

当《劳动问题与劳动法》公开问世时，李剑华的另一部社会学专著《社会学史纲》业已杀青，准备付梓。1930年，该书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作者写作此书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学传入中国已经多年，然而这门新学科仍然处在被误解、遭排斥的境地，其原因在于一般人常常把“社会科学”“社会运动”“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等等名词和社会学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从而使社会学成为“不明白的东西了。”李剑华为此深感痛心，决心要为社会学正本清源，匡正谬传。其二，当时社会学已经在一些大学里开课设系，但是所采用的教科书则无一例外地都是欧美读本，学生对社会学教科书里的个案和理论产生很大困惑，就连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也忧心忡忡地指出：“班级里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是把美国的教材当作社会学论文，而是当作文学写作来阅读的。”为了让中国的学生能够用上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学教科书，由孙本文发起，李剑华等一批学有专长的年轻教授积极参与，各人承担一个专题，分工合作，撰写一套包括普通社会学各方面内容的丛书。《社会学史纲》即是该套丛书中的一本。由于参加丛书编写的执笔者“均系国内专攻社会科学之人，对于所任各书，尤擅专长，差堪自信。”因而这套十五本之多的丛书至1931年全部出齐，并由孙本文将它合编成《社会学大纲》。这本上下二册，计有90余万字的社会学巨著很快被列为大学部定用书，受到各大学教师和学生们的欢迎。李剑华在《社会学史纲》一书中，一扫以前那种照搬欧美学说，缺乏独立见解，“内容取材，往往不加选择，至为芜杂”的风气，运用自己丰富的学科知识，汲取国外学者的长处，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作者认为，从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学流派和学说，纵观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学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主要有两大思潮：甲、综合的社会学；乙、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综合社会学者，定要把社会学捧上社会科学的王座，却不知不觉间把社会学没落到哲学的鬼门关里去了。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者，要把社会学从社会科学的王座上请下来，和各种社会科学分庭抗礼，……获得和各种社会科学同等的生存权。”作者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由百科全书的社会学到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由综合社会学到纯正社会学，这是社会学史上发展的途径。”李剑华的这一精辟分析，可以说是一把打开社会学史迷宫的钥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

《社会学史纲》

从1928年到1930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李剑华先后出版了四部著作，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论文不计其数。李剑华的这些著述为荒芜的中国社会学园地栽下了一批清新茁壮的幼苗，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失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建人之一。

1928年9月，作为发起人之一，李剑华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地区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东南社会学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李剑华几乎期期都给学会刊物写稿。在《社会学刊》创刊号上，李剑华发表了《社会学在科学上的地位》的学术论文。紧接着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社会学体系论》和《孔德的生平及其学说》两篇文章，由于东南社会学会的成立，对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组织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29年冬，北京的一批社会学家许仕廉、陶孟和等人提议，在原有的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扩大范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团体，获得东南社会学会的响应和赞同，于是共同商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社”。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李剑华教授被推选为《社会学刊》的编委。1947年，李剑华又在中国社会学社的第八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监事。

剑胆琴心，做地下工作的同时坚持做学问

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李剑华投身于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他和他的夫人胡绣枫都是充满传奇色彩，有些地下工作的经历，李剑华严守机密一直不对外吐露。胡绣枫的亲姐姐，便是打入敌伪76号特务机关大名鼎鼎的关露（原名胡寿楣）。

《劳动问题与劳动法》，于右任题书名

即使在那种与虎狼相伴的艰险岁月里，他仍然保持着一位学者的本色。1935年和1936年间，李剑华接连出版了《犯罪社会学》和《监狱学》两本著作。此时的李剑华不仅是位学者，更是一名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越加娴熟，洞察社会现象的眼光越加敏锐，对当时社会层出不穷的犯罪问题，李剑华尖锐地指出：“我国因受封建制度底剥削，帝国主义底经济侵略，和天灾匪祸底压迫，以及世界经济恐慌与东北失地底影响等等，已经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大贫’往往是犯罪底发酵母，从这一点讲来，可以说大贫不灭，犯罪不止。”“犯罪不是出于犯人之自由意志，而是因为社会本身的不健全，使其不得不陷入于犯罪的歧途。故不从社会本身去清算犯罪的一切原因，即使“囹圄成市，犯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者的锋芒所向，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监狱学》一书的写作出版，作者在“自序”里一再强调：“我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向监狱当局提供如何管理犯人，如何镇压犯人，如何防止犯人脱逃的政策，而是为了引起大家对于监狱的关心，进一步要求监狱的彻底改良”。书中几乎每一个章节中都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作为样板，进行对照评判，使读者能够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犯人实行的不同管理方法，以及产生的不同效果。作者的阶级意识和立场观点非常鲜明。

抗战胜利后，李剑华又以劳工问题专家的身份，出任上海社会局劳工处处长。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劳资纠纷层出不穷。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处理“工潮”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巧妙凭借自身的“处长”职权，促使资方接受工人的要求，配合工人取得斗争胜利。不仅如此，李剑华还以“劳资纠纷频繁发生全在于经济原因”为由，积极建议采纳按生活指数计薪的方法，并建立起编制和发布生活指数的专门机构。1946年春，上海的企业已广泛推行这种计薪方法，保障了工人的生活。

杖朝之年扛起重建社会学的重担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科学在195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并不受到重视，李剑华的研究也并不受到重视。再加上受到一些冤案的牵连，李剑华不得不“靠边站”。但作为老地下工作者的严于律己的品质，让他并没有放弃对党的信赖和希望，服从工作分配，毫无怨言。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春天。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八十高龄的李剑华蒙受的冤案也得到彻底平反。“双喜临门”使李剑华重新恢复了学术青春。他全然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毅然出任上海市社会学会理事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负责人。在中国社会学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时，李剑华扛起了重建社会学的重担，开始了一场艰苦的社会学“创业”。

《犯罪社会学》

1980年1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翌年3月13日，李剑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兼管社会学所工作。其时，李剑华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顾问，但他早年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经历让他放不下社会学。上世纪30年代，他曾经以地下党身份坚持革命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就在现在徐汇区天平街道辖区内的永嘉路上，他也因此怀念上海。这两重情感让他放弃了中国社科院的顾问身份，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人才方面，李剑华积极地从社会上招募早年毕业于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外语人才，并与中国社科院合招青年人才。他还延请了著名的老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的第一批特聘研究员，包括应成一、范定九、言心哲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早年留学海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老前辈，彼时都已退休。这些老先生成为特聘研究员后，所里的后辈们得以常常请教，受益匪浅。

在科研方面，李剑华教授组织了科研人员翻译国外社会学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并组织编辑《社会学参考资料》，刊登国内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李剑华与特聘研究员之一的范定九共同主编了《社会学简明辞典》，言心哲等三十余人撰稿。李剑华作为主编，从条目框架到具体释文均亲自过问、逐条审阅，期间因用眼过度而使眼疾加重，眼底出血，他对此的用心尽力之深由是可见。全书约32万字，收录社会学常用词目和相关学科词目1086条，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社会学专科工具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为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献上了一份厚礼。

1989年，在上海社会学所建所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九十高龄的李剑华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社会学不应该是空洞的理论。”“对社会学要多加关照，因为这门学科现在的基础尚很薄弱，要给予扶持。社会学对党和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大家要埋头苦干，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本文承蒙潘大渭、许妙发两位先生大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