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军变”时期中朝交往细节——略谈《大阵尺牍》的史料价值

近代中朝关系史料浩如烟海，从学界常见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日战争》《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等文献丛书到新近日渐引起关注的各种燕行文献及中朝文人文集中的史料，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对读、拼合与互证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中逐渐逼近甚至还原历史事实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也是符合学术研究渐次深入的规律的。只是在文人文集的史料这个层面之后，新史料的发现有没有可拓展的“天外天”呢？我想《大阵尺牍》的发现、拼合、整理及出版的过程正应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启示着中韩学界继续推进相关研究。

《大阵尺牍》是指一八八二年七月朝鲜李朝“壬午军变”时期，赴朝鲜清国使臣吴长庆、袁世凯、张謇、朱铭盘、林葵、吴朝彦，周家禄、李延祜、沈朝宗、邱心坦、郭春华、方正祥、张光前等人致朝鲜迎接官金昌熙信札、诗文稿、笔谈实录、名刺等所组成的写本文献专题集成，《大阵尺牍》中近三百件各类写本文献目前分别收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及中国私人藏家三处。其中，中国私人藏家收藏的《大阵尺牍》部分在二〇一四年曾委托我加以整理，并冠以《<谭屑>拾馀》的书名出版。同时，有幸与在这一课题上颇有研究的千金梅教授合作，共同追踪《大阵尺牍》遗留在韩国的那部分内容，在二〇一六年底得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授权，同意千金梅教授与我将这部分内容整理并出版，其后又经过三年努力，最终整理首尔大学、奎章阁及中国私人藏家这三部分文稿并付之复旦大学出版。可以说，《大阵尺牍》的陆续发现与拼合出版的“团圆”的结局彻底解决过去这一文献分散二国三地而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不便的状态，这一“团圆”的结局既是当下近代东亚关系文献整理中的最新进展，也必将推动以“壬午军变”为中心的中朝关系研究，当然也会为东亚研究中的史料探寻提供新的进路与启示。

在已公布的“壬午军变”文献中，《东庙迎接录》一书因作者金昌熙亲历其事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细读此书可知，不论是身为庆军迎接官的金昌熙，还是书中所记的驻朝使臣张謇、袁世凯、李延祜等人，他们在公私交往中大都能广敞心怀，大胆吐露他们对时局的感怀与忧思。而以金昌熙为上款人的这批《大阵尺牍》中留存文献最多的亦是张謇、袁世凯、李延祜三人，所以将他们在《东庙迎接录》中的笔谈与《大阵尺牍》中所保存的相关的尺牍、笔谈等写本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进行对读互证，我们不但能获悉“壬午军变”期间中朝交往的更多细节，并藉此获悉驻朝使臣袁世凯、张謇等人对朝军事、外交思想迁变的轨迹这样更为立体的历史面相。

首先出现在金昌熙《东庙迎接录》中的驻朝使臣是袁世凯，书中“壬午七月二十三日”条所记袁世凯笔谈：“新拜上将军任商准、御营大将金箕锡，皆何等人？”袁世凯初见金昌熙就径问朝鲜统兵将帅之事，看来他所关心的重点是军事。这一话题在他们五天后的第二次会面时又被提起，金昌熙再次记下的袁世凯的笔谈：

我前晤云养，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择送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月，再授以目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

从这里可见，袁世凯其实此时已萌发推动李朝朝鲜练兵自强的想法，并与另一位李朝朝鲜重臣金允植（云养）亦有过交流。袁世凯在第二次笔谈中指出朝鲜物产丰饶，如处之得当，指日可富。他进而以为：“每年能筹数十万银饷，可养精兵三四千，多不过一万，足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何也？山林险固易守，洋人利于火器而最不利于伏兵也。山林之中，多设伏兵，不难一举而歼之。”在此，袁世凯直言推动朝鲜练兵的目的就是“使日人永不敢启鲸吞之心”。同时，袁世凯亦放眼世界，重视朝鲜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他指出：“各邦视贵邦甚贫，图之不力，如鸡助然，食之无味。日人如失利于贵国，泰西心不肯为至小至贫之贵邦而动干戈也。泰西助人攻人者，必求利于敢者耳。如贵邦，何利之有？”就第二次笔谈的内容而言，踏上朝鲜大地虽才数日，袁世凯对朝鲜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已有相当思考，由此，也可见同时期的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对袁世凯所作出“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的评价是中允的。

金昌熙《东庙迎接录》关于驻朝使臣及袁世凯的记载具有不可否认的史料价值，不过要论对历史细节的还原程度，《大阵尺牍》中的材料则让我们看到了其他文献所没有提供的袁世凯为具体事务而操劳的过程，其中有一尺牍所说：“凡公事已发下，总须求实，不可含糊，鄙人每抱‘认真’二字做去” 云云，既是对金昌熙有所请托的回复，也是他人生态度的表白。袁世凯的行事风格在他的朝鲜生涯中得到充分展示，具体则可见于他为朝鲜编练新军的种种细节中，如《大阵尺牍》中袁世凯致金昌熙信中多次提及练兵的后勤军需细节：

“新建亲军须枪架五十四座，乞饬木匠来阵看其样式，只求坚固而已。三军府各门应闭者，即乞饬泥丸匠闭之。或有门扉者，即锁而封之” ，“前托代制毡帽五百顶，如有已制成者，即速送来，或一百顶或三百顶，可先送来”， “马匹无处安置，乞饬宫外马号借用数间屋”，“草米须用乙百二十包，今日先领二十包，乞于赴下都监营前派人等候，俟南军来，即领去”；“尚有右中两哨花名未呈来，如在尊处，即携来一查”。

由此可知，《大阵尺牍》中袁世凯致金昌熙系列信札中具见袁世凯在为朝鲜编练新军而劳心劳力的诸多细节，如做枪架、封木门、代制毡帽、安置马匹、检查岗哨等等，更可见他“敏于实行，事必躬亲”的力行本色。所以，《东庙迎接录》与《大阵尺牍》的对读不但还原了袁世凯驻朝期间军事思想的原貌，也为我们提供袁世凯为朝鲜编练亲军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地丰富袁世凯在朝期间军政活动的历史记载。

吴长庆幕僚中的名士张謇也是频繁出现在《东庙迎接录》与《大阵尺牍》中的驻朝使臣，由于张謇驻朝期间有《日记》及相关政论文字存世，因此，在《东庙迎接录》与《大阵尺牍》对读互证的维度之外又多了一重可证实的空间。以《东庙迎接录》记载而言，似乎张謇与金昌熙初次见面的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不过，核之以《张謇日记》会发现，这一理解并不正确。事实上，在金昌熙与袁世凯见面笔谈的七月二十三日，《张謇日记》中记下对“金石菱昌熙来，吏部参判，此邦之知外务者”云云，显然，这一天张謇与金昌熙是有过会面，只不过两人并未笔谈而已。《东庙迎接录》中七月二十六日所记载的则是张謇与金昌熙笔谈内容：

见张季直（原注：贡生，名謇），共谈。张曰：“海参崴去此一千二百里否？珲春似少远，然否？”我指桌上东舆曰：“何不取考？”张曰：“不全。贵国关北财赋，未尝谕京，其非重赋可知，边民何苦日越俄境？”我曰：“财赋之本不输京，即我祖宗朝暮民奠边之盛德远规也。挽近武倅，不知抚民保境，王化又难远覃，诚极台心。”

张曰：“贵国事千言万语，要引用人才，方能有为。家世之弊，最当先破。今日国小民贫，介于俄、日，非有人才，何以自强？深为进虑。拘冱古书，自不通时措；专事洋务，亦触戾人情。此中斟酌，实难其人。前日贵国王破格求才，阁下藻鉴亦多有可荐者否？”

我曰：“《万国公法》未当有不战而使给兵费者。吴大帅、马观察何不一争于花房乎？且其数何其伙多也！”

张曰：“阁下所见极明。熟看公法者，只知有例中照据，未晓无例可勿论。花房此次张大声势，即恐喝之伎俩耳。马眉叔未免有错，大帅退谓其不然，已函告中朝，说此邦不堪重累，眉叔亦少变其说，劝花房减之。愚见当初只十万为可。”

从以上笔谈可知，张謇与金昌熙所讨论的内容甚为广泛，举凡疆界、财赋、人才、外交皆有涉及。就张謇的朝鲜治理意见而言，他认为朝鲜“国小民贫，介于俄、日，非有人才，何以自强”，所以，当务之急是“破格求才”。他特别强调破格之中“最当先破”的是“家世之弊”，如此才能“引用人才”。当然，这只是张謇朝鲜治理意见的一个方面，一个月后张謇撰成《朝鲜善后六策》，其第二条就是“破资格以用人才”，张謇在《朝鲜善后六策》中对 “破格求才” 的意见无疑有着更为全面系统的申论，不过，就其核心思想而言，他在与金昌熙的第一次笔谈交流中已表露无遗。

与此同时，检之《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六日”所载，亦有张謇与金昌熙笔谈的记录：“有与石菱谈，石菱论事甚有识”。尽管这一天的《张謇日记》 中涉及金昌熙处只是寥寥数言，张謇对金昌熙却有着“论事甚有识”的颇高评价。以《东庙迎接录》中两人笔谈内容来对照这一评价，笔者以为，金昌熙援引《万国公法》置疑“不战而给日人兵费”的做法是张謇给予金昌熙好评的主要原因，张謇不仅赞赏金昌熙的这一认识为“阁下所见极明”，并以为“熟看公法者，只知有例中照据，未晓无例可勿论”。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解读这一段历史时也会不约而同地指出清朝代表马建忠在“壬午军变”的外交交涉中的这一失误，所不同的是，作为“局中人”的金昌熙、张謇在这条款协议产生之时就已认识到其不合理处，这一点可见金、张两人观察时事的敏锐精准，当然，也可见他们对代表世界外交及政治准则的《万国公法》的稔熟程度。

再者，由于《东庙迎接录》只是记录“壬午军变”期间金昌熙与晚清驻朝使臣最初的两个月左右的笔谈交往。《大阵尺牍》中所收文献的时间跨度则要远大于《东庙迎接录》，甚至包括部分张謇回国后写给金昌熙的信件。自然，其内容也远较《东庙迎接录》为丰富，比如张、金二人间的笔谈内容中就有异常重要的内容：

公等二三人，皆能持大体之人，故仆等所望于公等者甚大且远。若与彼贪昏浮躁辈例视，何责尔耶？竹添（颇有经学）亦颇不以此间近所闻见为然，七、八月行且去矣。矿务即日与书北洋，当极力设法，正恐鹜利者多，则后事未有量耳。天下事真不可为，如何如何（小人多，而君子少）。大臣尤不易，而此间之所为大臣异乎所闻。浮法岂非大可痛恨之事。

躁竞中另有人才，所谓呈身御史、识面台官，则此者耳。曾文正起迹之始，所共图艰难者，皆十数老儒之有学行者，谁谓成大事徒恃才气耶？也好也有病，贤者有才，则可大用。不肖有才，则躁竞而已。合肥相国是才气人，所以勋业不能比隆前辈。才气有销落时，学问无销落时。胡文忠、曾文正当军务倥偬之会，时以延揽英俊为心，故规模如此之远，以今距彼，才数十载，岂遂江湖草野无一人耶？正坐在位之非其人，不能虚心以求之耳。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抑何能责于此间耶？

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为贵邦虑，不得不从其长者。今日此间之政事，仍如病夫之未起，是真可叹！中国所病亦正在此。

从张謇与金昌熙这则笔谈的内容可知，张謇对朝鲜时局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所谓“今日此间之政事，仍如病夫之未起，是真可叹”。而能持大体、识大局者，不过如金昌熙等二三人而已，馀皆“贪昏浮躁辈”。张謇对中国时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为“小人多，而君子少”，故“天下事真不可为”。其笔下所涉，尤其以月旦人物为醒目，张謇通过对胡林翼、曾国藩与李鸿章用人上气度的差别，突显出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他以为李鸿章是“正坐在位之非其人”的才气人，远不如胡林翼、曾国藩那样能虚心延揽英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张謇这一人物品评多少与他沉沦下僚、志不得申的际遇有关，一定程度上也纠缠着庆军与李鸿章的恩怨，而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理解，张謇对李鸿章的这一品评不仅影响到他在吴长庆逝后拒绝李鸿章的延揽入幕的邀请，更可能为他后来上书弹劾李鸿章埋下伏因。很显然，这一笔谈材料为我们审视张謇、李鸿章的关系以及理解淮军内部纠葛提供了新的起点。当然，《大阵尺牍》这一文献集成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抱负远大、有着建功立业之志的袁世凯与张謇而言，驻朝使臣李延祜则是以精通洋务的技术官吏的身份出现金昌熙的世界中，他与金昌熙的笔谈交往也基本围绕开矿、取煤、采铁等等技术工作的讨论而展开。不过，对金昌熙这样一位一心为朝鲜寻求富强的官吏而言，师夷之长技的迫切性可能不下于破格用人与编练军队这两项。所以，不论是《东庙迎接录》，还是《大阵尺牍》中，金昌熙与以李延祜为代表的技术性官吏的笔谈及相关话题的往来讨论乃是“壬午军变”期间中朝士人交流的重点内容，此处就以《东庙迎接录》、《大阵尺牍》中金昌熙与李延祜交往文献为例，概而述之。  据《东庙迎接录》所载，李延祜与金昌熙见面后，其笔谈内容就直奔“国家富强之术”这一主题，李延祜、金昌熙笔谈具体内容如下：

李曰：“贵国如欲行富强之术，有能开矿、取煤、采铁、练水师陆军、造轮船者，赏授何职？各事弟均在中国办过” 。

我曰：“自有其官身。欲强先富，欲富必先煤矿，造船其次耳。非无可试之地，但未详其事，大兄请以矿煤之法教我。”

李曰：“先择山次验煤苗，再校出产之煤多寡，然后集赀制取煤之窑，招控煤之人，所以山矿煤旺。日前从马山来，见各山旺气，知有煤铁之苗。”

我曰：“矿煤之法，请细细教我，虽至千言必忘，劳详录以示为望。”

从以上金昌熙与李延祜一问一答的笔谈记载来看，李延祜于开矿、取煤、采铁、练水师陆军、造轮船等技术工作皆有经验，而李延祜在笔谈亦曾介绍其技术履历：

弟向在李中堂淮军幕中十馀年，剿减长发贼、东西捻股，转战七省，均在前敌。同治十三年，江南长江监炮台六十四座；光绪二年，福建钦差船政大臣调弟在局，监造火轮兵船七艘，监制大炮、洋枪、水雷，兼训练水师兵勇，往台湾巡阅生蕃，往暹罗国办造船木料；六年，吴军门调来治水军；今来贵邦，贵邦之事，大可有为也。今之治国，非昔之可比。先理财，次强兵，方可处西洋。然日本效法西洋，外实中空，弟于西洋各事留心十馀年，择善行之，皆经手办过矣。

应当说，李延祜在操办洋务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金昌熙既然对于这些技术兴趣盎然，迫切地想了解具体内容，李延祜当然是合适问询人选，所以，两人在《东庙迎接录》中就“富强之术”的技术层面上的内容进行广泛交流的同时，金昌熙还恳请李延祜“为我概述各事有益富强者，着为一通文字以与弟，弟当献我大王也”，李延祜亦答应“弟其试为之也”，这也就是后来李延祜所撰的《朝鲜善后八议》一文的原由。

在《东庙迎接录》中，李、金二人除了就“富强之术”进行交流外，也有对时局及人物评价处，其中李延祜对李鸿章的评价就颇平允：

我见李瀚臣，问李中堂之为人。李曰：“李中堂广收人才，讲求自强之道，海疆赖以无事。昔日淮军为天下劲旅，枪炮精致亦与西洋并驾齐驱，此自强之实效。次则天津炮台、炮队，亦为西人佩服。现又开平煤矿大兴，台湾鸡笼煤矿已兴办矣。弟本为中堂留在天津办旅顺炮台船厂各事，近为吴帅留在幕中，明春将仍往中堂处治水师耳。向见阁下闻煤矿事，深感留心时务欲强且富，煤矿可先，而各事可做者亦皆可知也。

显然，李延祜对李鸿章的评价迥异于张謇所言，笔者以为这一评价既有李延祜曾在李鸿章幕中操办洋务十馀年，并与之长期直接接触的了解，也有他作为一名技术性人才从中国洋务建设视角的务实体认。当然，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金昌熙在此处提出李鸿章评价问题，大半是因为之前他与张謇笔谈时，张謇对李鸿章的那一番“合肥相国是才气人”的议论而引起的，对于金昌熙而言，与不同的笔谈者交流同一问题，也许更有助于他能在倾听不同意见后形成对时局及相关人物的理解与评价。

同时，将《大阵尺牍》与《东庙迎接录》进行对读后，会发现《东庙迎接录》笔谈中提及但没有展开的话题，往往在《大阵尺牍》中得以详论，如李延祜致金昌熙的尺牍中多见这样的例子，如以下这通尺牍中所说的“炼铜之法”就是明证：

石菱仁兄先生足下：（上略）承询炼铜之法，然此事似易实难也。凡铜砂出矿，先分提红、白、黄、青四色，后入机器，铁炉煽以煤火，镕化铜汁。查机器有二副，先炼铜砂成生质，再炼生铜成熟质。铜中惟白色最贵，价亦昂，但可供造玩器。次则红与黄二色，为用甚多，如制轮船，无一不需此者；至于机器各件，枪炮弹壳亦需此也。青色只铸钱与用器而已。无如购此种炼铜机器，经费甚巨，且非仓卒可办。今贵国既存铜砂数十万斤，果得此器此法，倾镕不过六七日，均可提净矣。惜乎不能也。仆尝考贵国铜钞，大约红黄铜杂搀砂屑。莫若寄至上海，考验明晰。或借沪局机器之炉镕炼，提出佳者，售价易青铜回东铸钱。虽耗小费，则化无用为有用矣。或者将铜砂定价，与沪商互易青钱鼓铸，既省贸银，又免迟滞，此又一简便之法也。若以铜砂铸钱，且不耐久，尤非教民之道。仆本局外旁观，何能饶舌。乃承下问，敢布腹心。专此，载颂春祺。弟延祜又启。

当然，李延祜致金昌熙这样内容的尺牍在《大阵尺牍》中尚存不少，这些尺牍足以说明两者，一者，李、金交往主要还是围绕“富强之术”的技术问题展开的，他们之间的讨论不外乎开矿、取煤、采铁、练水师陆军、造轮船等具体技术。再者，《大阵尺牍》中的内容不仅可以与《东庙迎接录》对读互证，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补充《东庙迎接录》中记载之不足，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综上可知，通过对《大阵尺牍》、《东庙迎接录》及相关文献的对读互证，我们揭示了“壬午军变”期间张謇、袁世凯、李延祜、朱铭盘等驻朝使臣与金昌熙交往的若干细节，从中亦可探知他们各有侧重的对朝发展思想，如袁世凯重视练兵以自强，张謇强调破除门阀制度以广纳人才，李延祜则以发展朝鲜开矿、取煤、采铁等工业技术工作为己任。尽管他们对朝发展思路各有差别，但是，对于寻求富强的近代朝鲜而言，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工业的综合发展是相为表里、缺一不可的，所以，《大阵尺牍》、《东庙迎接录》及相关文献的对读互证不仅为我们呈示多元的历史细节，也让我们看到更为鲜活与立体的中朝使臣交往的公私生活空间。

当然，《大阵尺牍》的史料价值不仅于此，《大阵尺牍》中尚有朱铭盘、林葵、吴朝彦、周家禄、沈朝宗、邱心坦、郭春华、方正祥、张光前、张詧、纪堪沛、潘钟杰、谭赓尧等一大批与金昌熙有交往的晚清驻朝使臣的相关各类文献，其中所蕴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类史料的价值无疑是异常丰富的。只是这些文献由于历史原因而分置在中韩三地，至今也没有得到相应关注与充分研究，今天在多方面努力下，得以缀合的方式在本书中集合呈现，既是冥冥之中的神奇的缘份，更是编者的荣幸与责任，当然，更企盼中韩学界以此为出发站，推出更多近代中韩关系及“壬午军变”研究的新成果。（华东师大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