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英、俄两国已逐步展开对中国新疆的侵略活动，不断派遣打着以旅游为目的旗号的旅行家赴疆开展走访探察，以便为日后对新疆发动进一步行动奠定基础。其显著特征是旅行者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充分表明其标识鲜明的探险考察已远远超出地理和科学意义。出于地缘因素考虑，英国主要侧重于南疆，而俄国的重点则在北疆。

· 英国外交官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的《刘平国刻石》拓本资料搜集

马继业，是1783年来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之孙。其父马格里于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曾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又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长达30年。马继业生于南京，其生母为中国人，这使得他除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较深了解。不仅如此，马继业还熟练掌握法语、德语，俄语也相当不错；此外，他还学过突厥语、波斯语和印度语。总之，马继业的语言天赋，可谓仅次于作为法国杰出汉学家的伯希和，而这些有利自身条件，无疑使他拥有比别人更胜任在东方取得事业成功的优势。于是，1890年，马继业被英国政府派往新疆，1910到1918年任英国驻疏附总领事。而1890至1908年间的正式官方头衔，则是“克什米尔驻扎官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但一般被称作“英国驻喀什政治代表”。1908年8月，他回英国度假时正式被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又被任命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1918年退休。

马继业虽身为英国驻喀什外交官，但他曾搜集过不少西域文物，法国汉学家韩百诗在伯希和《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节录）》案语中就指出：“继彼得罗夫斯基（俄国驻喀什领事）之后，居住在喀什的英国官员马继业和其他人，也采购到了各种文物。它们形成了一批批搜集品特藏，均被运往欧洲，现以不同的完整程度而被分别收藏在各大博物馆中。”

1906年9月14日，据刚刚进入新疆不久的伯希和，在喀什致法国碑铭与美文学会会长色纳尔的信札中就提到了马继业跟《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关系：

由此记载透露的信息是，早年法国探险家保宁得于乌鲁木齐并带回法国经汉学家沙畹破译研究的《刘平国刻石》拓本其实只有正文部分内容，没有另石的“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所谓“小拓片”。

次年（1907）1月29日，伯希和致色纳尔函又说：

很显然，“从库车寄出”《刘平国刻石》拓本给马继业的“一位当地通信人”，应该正是所谓的“阿富汗领事”，或者说库车的印度“领事”，他实际上是马继业安插在库车征集文物的内线，也即所谓“当地通信人”。这个阿富汗领事，或者说库车的印度领事，据判断很可能就是当年为英国当局盗窃中国新疆尤其南疆文物奔走效力卖命的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据研究，1893年8月，英属印度政府为与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竞争包括出自库车的著名“鲍威尔写本”等文物相抗衡，特地向英国驻喀什等多地政治代表发出指令，要求他们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总干事、德裔英国梵学家霍尔宁（Augustus R．Hoernle）的研究搜寻中亚文物，当然首要是新疆文物；而“马继业作为英国安置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唯一政治代表，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齐陈骏、王冀青《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与新疆文物向英国的外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398—399页]“直接导致了新疆文物的大量外流。”[ 贾建飞《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首任总领事马继业来华的背景及其早期的活动》，《欧亚学刊》第二辑，第217页]

马继业作为有一半中国血统和汉文化背景并且精通汉语的外交官，当然相当明白他搜集到的《刘平国刻石》拓本绝非普通文物，它是跟中国两千年前统治新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重要历史证据，有着不菲的政治外交价值。诚如光绪十六年（1890）9月25日，在风闻清政府喀什噶尔道台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以西120英里的苏满塔什（Somatash）建立了一个边防哨所，以保卫纪念150年前中国征服了该地区象征的大石碑——乾隆《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河库尔淖尔碑》，刚来到新疆的马继业立马联袂出生于印度，20世纪初英国入侵西藏的主谋，中文名为荣赫鹏，英文译名弗朗西斯·杨哈斯本（Younghusband, 1863—1942）的英国上尉军官、中亚探险家，在中国士兵护卫队护送下身临其境，以求证中国人所宣称的真实性。

当“他们发现了一个被毁坏的小堡垒和一块断成两截的大石碑。没人能够辨读这些磨损的文字，但显而易见，这正是中国莎车知州所提到的那块石碑。基于此，杨哈斯本判定阿尔楚尔帕米尔属于中国。接着他在中国、阿富汗之间勘画出一条共同边界，在地图上抹去了其间的缺口。事实上，面对俄国的入侵，这条边界线旁边的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坚持，更不要说防守了。杨哈斯本的干预，只会导致苏满塔什成为一个中、阿、俄三方争议的焦点，该争端历时三年，两次引发流血事件。”[ （英）C．P．斯克莱因 P．南丁格尔著 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890—1918年间英国、中国和俄国在新疆活动真相》第一章 赴喀什噶尔的旅行者（1872年至1890年11月），第16—17页]

然而鉴于随后马继业在新疆对当地历史二十多年的透彻了解，他根本不再需要像前一次那样深入到《刘平国刻石》所在地去了解事情真相，他已相当清楚十倍于他去过的大石碑年份以上的《刘平国刻石》拓本所记录的，显然跟他之前看到的大石碑一样具备确凿无疑的历史真实性。只是为了今后英国跟俄国角逐在中国新疆利益，这一具有将近两千年历史摩崖石刻拓本值得作为“战略战术武器”暂时保留备案；一旦需要它作为政治外交讨价还价工具，随时可拿出来当筹码公之于众。但眼下根本没必要大张旗鼓，免得对方有所警惕察觉。或许出于这一原因和动机，马继业就其搜集《刘平国刻石》拓本取存而不论姿态。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来华和在喀什所作所为，仍是英国对华侵略一部分，他是英国殖民瓜分新疆具体执行者，扮演自然只能是侵略者角色形象。他的《刘平国刻石》拓本收藏，就可能是包括带有政治或军事外交企图而暗含杀机的杀手锏，只是一直没有拿出来说事机缘罢了。

· 俄属芬兰裔探险家马达汉（Mannerheim，1867—1951）跟《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关系

马达汉男爵是跟英国驻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同年出生于1867年的沙皇俄国藩属芬兰大公国民，本身则为瑞典裔贵族，毕业于沙俄皇家骑兵学校，曾在圣彼得堡担任过沙皇宫廷近卫军和御马官。1905年，马达汉作为皇家近卫军骑兵团中校军官，志愿奔赴中国辽东半岛参加俄国对日作战。随着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告终，马达汉返回芬兰，不久以其曾有过中国之旅经历，紧接着再度接受俄军总参谋部指派，开始了自1906到1908年间对中国西部的军事考察之旅。

 “1906年秋季，他受俄国总参谋部之命，骑着马横越中国的中亚细亚，去研究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同时还进行如他日记里所称做的‘军事性质的任务’。他是一个不失时机的人，所以他也为芬兰人正在计划修建的一个新的博物馆，制定了一项考古学的、人类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计划。……他在三十三年前，孤单地骑在马背上越过亚洲得来的那些古物，今天在赫尔辛基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 （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第十三章《丝绸路上的间谍》，第186—187页]

其时，英、俄矛盾早已表露无疑，昭告世人，列强间错综复杂关系迫使英日结盟。马达汉笔下“喀什噶尔是两个大国势力范围的交汇处，所以城里既有俄国的也有英国的总领馆。”俄国“总领馆里就驻有半个特遣队的哥萨克士兵为保护。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俄国的作战部队，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难想象，正在觉醒的中国对这种侵犯主权的行径能忍耐多久。”[ （芬兰）马达汉《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第22—23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俄国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大邻国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和国家内部的困难而丝毫有所减少。”俄总参谋部的谋略是“想弄清，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有多大，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实力影响，……他们还想通过考察对俄国来说还相当陌生并且大部分是荒无人烟的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边境地区来增加对中亚的了解。还要搜集军事资料和统计数字，核对旧有的线路图，并绘制新图。”[ 同上，第2—3页]

马达汉所及“正在觉醒的中国”，是指当年中国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提防；甚至当马达汉“到达北京后，我从俄国大使那里看到一条报纸新闻，指出我的双重护照身份并质问：那个外国人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拍摄桥梁、绘制地图、测量高度并且总是在军事要地停留。”[ 同上，第83页]

而正是在进入中国新疆前后，马达汉结识了1906年秋来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一行，他们结伴同行进入并穿越新疆，最后马达汉去北疆独自到北京访问。但他“实际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以刺探中国西部军情和掠夺文物。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达哈什。”[ 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代序），《法国敦煌学精粹》1，第5页]而有关马达汉跟本文重点论述的《刘平国刻石》及其拓本关系，在学者王楠的《伯希和的三次中国之行与早期汉学研究》中有这样的记述：

这一资料透露，似乎还是马达汉较伯希和在前率先获得了《刘平国刻石》拓本。然而检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1906年9月14日记恰好阙如，因而他究竟是在何背景之下，又因何原因而急切获得的《刘平国刻石》拓本，情况暂不明朗。

事实上，正如马达汉此行之谜一样，在他前后乃至同行外国探险者，或多或少相互感染而对新疆文物盗掘拟技痒一试，哪怕小试牛刀，也要顺手牵羊，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可具有正人君子风范的马达汉却简直拾金不昧，目不斜视，不为沿途猖獗盗掘文物行为所动，并未加入同道行列而分羹一杯或赤膊上阵；他当年特立独行，立地成佛般路不拾遗行为，堪称爱护中国古物楷模。就此，马达汉自己在晚年撰写回忆录《穿国戈壁到安西和敦煌》中，也作了不失襟怀坦白如实追忆：

结合马达汉不因新疆遍地出土宝藏诱惑而蠢蠢欲动，反而仿佛效法汉代刘平国或晚清张曜部北渡天山进入伊犁河谷举动，以及伯希和循刘平国故事，同样跃马天山探寻往来南北疆古道，结果竟在天山深处发现俄罗斯人题壁的非同寻常之笔，如伯希和同行者瓦杨记录在案，所谓：“伯希和从这些山脉出来后，非常惊奇地发现了在石头上写有一个俄国人的名字，此人很可能曾取道这条路行进。”这看似巧合发生在天山古道上的因缘际会，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作为当年尚属俄国派遣政治军事行动马前卒或“马仔”的马达汉，的确肩负代表俄国对华战略高度政治军事和外交机密特殊使命，所以他心无旁骛，马首是瞻，一门心思以打探南北疆交通道路路况为己任，这或许是他当年进入中国后迫切希望得到《刘平国刻石》拓本原因；而如果他当年确实得到过拓本，目的可能正是出于配合俄国对华领土主张的新策略。当然，这一切解析都是基于他确实得到过《刘平国刻石》拓本的事实而形成的推测与假设，目前尚无解密档案证实俄罗斯曾有继放弃伊犁后对中国北疆重新领土索求的秘密布局或设局，所以，这一证据链还有相当多缺环需要求证。

而如果这一猜测最后被证实，那么，这一俄国人名留题，很可能正是当初俄国企图侵占整个伊犁地区进行考察布局的一条重要罪证。因为事实上，俄国一直以来相当重视对世界地理知识和国土疆域，特别是开疆拓土问题的探索与认识。早在中国道光廿五年的1845年，俄国就构建起世上最早成立的地理学术团体之一：俄罗斯地理学会。该学会在历史上就于自然探索、资源开发、地缘政治、军事战略和疆域拓展等方面，为俄国和前苏联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甚至2009年该学会重组后，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还亲自出任理事会主席一职。从2015年以来，在对地理学科教育一贯十分重视的普京提议下，十几万俄罗斯军人，包括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全俄各军区、军种和兵种司令，都被要求参加“世界地理考试”。包括萨哈林岛、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偏远地区。此外，在北方舰队军舰上乃至驻叙利亚等境外军事基地，也都设立考场考点，而这场大规模考试总监正是普京本人，足见俄罗斯领导人深入骨子里的世界意识和全球观念。

在2019年5月17日公布总统指令中，除体现全球视野和地缘战略，地理知识还被作为培养爱国精神的重要手段，从中可以看出普京“学好地理要从娃娃抓起”的主张和理念。他指示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为国民普及地理知识，其中包括将地理学科纳入俄高校更多专业入学考试。俄总统网站发布公告说，普京要求在今年12月前，把地理列入俄高校更多专业入学考试必考科目；他还要求俄教育部门等机构，采取措施提高中小学地理教学质量。兼任俄地理学会主席的国防部长绍伊古17日称：目前，俄中小学地理教学水平底下，“旅游”、“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等高校专业在入学时不考地理，导致学生地理知识匮乏。2018年全俄高考考生为40万人，但进行地理考试的只有1.6万人，这不利于俄应对人口形势、北极开发等方面挑战和考验。

而在莫斯科大学地理学院院长卡西莫夫看来，导致这一现状最重要原因是在国家统一考试中，地理未被纳入必考科目。他认为：和俄语一样，史地也应被列为必考科目中，“这三者决定了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此外，普京还要求政府确立地理学家职业标准，提高地理学家声誉，将每年8月18日定为“地理学家日”，并新设“俄联邦功勋地理学家”荣誉称号。总之，俄罗斯这一政府举措既非同寻常，又可以说渊源有自，它是跟俄国家版图的形成与分合，有着举足轻重，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联啊。

据说2016年普京出席该学会一场地理知识大赛颁奖礼，为获胜选手授奖时，曾半开玩笑地说：“俄罗斯边界没有止境！”尽管事后普京解释这无非玩笑而已。可的确有学者认真研究起了他重视地理学背后的逻辑。法国《费加罗报》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标题设问称：“普京的力量何在？在于他的地理知识。”文章的作者、法国地理学家洛朗沙拉尔称：俄罗斯在全球战略成功与普京对地理知识理解深刻有很大关系。沙拉尔举例说：普京深知俄罗斯自古以来领土扩张根源于陆地环境脆弱，并缺少水和温水不冻港，这也成为普京收回克里米亚和驻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内在逻辑。文章最后指出：普京治下俄罗斯之所以能在中东、东南亚和南美甚至非洲与西方长久角力并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全球地理观，这一点上很多西方领导人都很难与之匹敌。“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连印度尼西亚在哪里都不知道！”

当中国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才二十年，俄国就利用晚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迅速以武力夺取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犁西路和塔尔巴哈台以西大片汉唐时期隶属中国的广大领土，随即在非法强占的中国土地上勘测、绘制地图，以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在跟清政府划界谈判同时，配合桌面上明争暗斗，出动大批俄军，采用闯卡滋事，扑压营盘等寻衅手段，不断向清政府守边部队施加军事压力。同治九年（1870）6月，五名俄属哈萨克人非法越境闯入伊犁南境特克斯地区猎鹿，被伊犁哨卡清兵击毙一人，俘获三人，俄方终于等来蓄谋已久要挟侵占伊犁的口舌和理由，在其所谓的最后通牒行将到期的次年5月，俄军向伊犁发动了试探性武装进攻，经过近两个月拉锯战，于同治五年以武装起义取代清兵的伊犁艾拉汗苏丹政权不敌俄军而土崩瓦解，被迫接受俄方开列无条件投降命令。于是俄军攻城掠地，铁蹄堂而皇之践踏到了宁远城，就这样，俄国明目张胆将伊犁及其周边约七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占为己有。

而事实上，俄国战略意图是得寸进尺。按照之前制定侵略指标，1864年曾代表沙俄主持跟清政府在塔城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沙俄步兵上将、外交、地理学家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布科夫，早曾狂妄叫嚣：“在亚洲各地，必须采取天然界限作为国界，为了（实现）这种意图，（达到这种目的）似应把中国西部的国界再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即深入中国准噶尔地方，使国界沿着从东方保卫这个全部地方。”“为了设定这样的天然国界，必须首先把全部的中国准噶尔，即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省都合并到我国的领域来。”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自我标榜道：“正是由于依照中国常驻卡伦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本属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了我国领域。”“要使《北京条约》和它的补充的《塔城议定书》（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不加执行而成为废纸”“向中国西部的武装推进，应当于一开始就对东干地区（天山以北）的两个主要中心城市：伊宁和乌鲁木齐作军事占领。”而正是以左宗棠为首的清兵随后挥师西进，收复南疆，并在俄军虎视眈眈的军事分水岭上排兵布阵，秣马厉兵，严阵以待，才终于阻止了俄方势力进一步向东向南扩张。

耐人寻味的是，《刘平国刻石》被正式发现的光绪五年秋后的1879年9月20日，中俄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沙皇夏宫里瓦几亚签署草约，其中第七条明确写明：“伊犁地方的西部和特克斯河谷划归俄国，以供愿入俄籍之伊犁地方居民在彼安置。”而且穿过天山的穆札儿特山口地区也划归俄国，该山口是连接伊犁地方同土尔克斯坦最近的一条路。由于相当多的清朝大臣不满意条约中关于把伊犁地方领土割让给俄国的决定，加之英国也竭力阻挠批准该条约，不让俄国势力在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加强影响，目的是转移沙俄政府对近东地区的注意力，这一由史上最愚蠢的清政府外交官——出使俄国的特命全权使臣崇厚，跟主管沙俄外交部的御前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字的草约，终因未被皇帝批准而遭否决沦为一张废纸。所以，在《里瓦几亚条约》谈判期间，很有可能清政府张曜部派出的一支由拜城东北方向出发，探寻今后北上收复伊犁捷径的侦察部队，跟另一小股自被占中国领土伊犁出发而南下准备落实《里瓦几亚条约》，在天山深处排兵布阵，甚至故意留下俄文姓名以示主权的俄国先头部队，几乎错时擦肩而过。

所幸中俄双方由于内部困难和出于外交上的考虑，都不想使事态发展为军事冲突，因此最终还是决定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差不多在清张曜部发现并证实《刘平国刻石》为东汉摩崖后一年的1880年夏，清政府全权代表、前驻伦敦公使曾纪泽来到俄国彼得堡，开始了艰苦持续七个月之久的双边谈判。“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双方都作了妥协。俄国代表表示愿把特克斯河地区让给中国”。1881年5月，《彼得堡条约》正式获得中俄双方政府批准，8月7日在彼得堡互换批复，标志着中俄伊犁问题妥善解决。但俄国学者指出：“综观《彼得堡条约》，应该着重指出：《彼得堡条约》不如《里瓦几亚条约》对俄国有利。”《彼得堡条约》“第七条指出：‘伊犁地方西部归并俄国，以供这一地方因入俄籍而离弃其土地的居民在此安置。’而根据《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地方西部、特克斯河谷和穆札尔特山口均划归俄国。”

总之，《彼得堡条约》以中国据理力争而大获全胜，这其中似乎也包含了正在此前夕《刘平国刻石》的重新被发现，为与俄国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因为石刻文物充分证明，伊犁河流域自东汉时期起就是中国中原王朝的统治版图，加之北疆昭苏县格登山顶的清乾隆平定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更进一步佐证在俄国企图强占伊犁之前的清代中期，那里也还是中国的领土。这些有利证据以实物形态的存在，迫使俄国不得不理屈词穷，只得放弃将特克斯河谷据为己有的主张，把它的侵略魔爪缩回到了格登山以西以北。而《刘平国刻石》恰逢其时的被发现，可以说为清政府外交谈判成功赢得了先机，提供了一发重磅炮弹。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真的为清政府外交活动的主张举证争取到了哪些具体权益；也还没有发现它发挥具体作用的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平国刻石》的破土而出，至少为对俄外交斗争提供了底气和砝码，应该是可想而知，显而易见和不言而喻的。

学林 | 英、俄探险家竞相搜集《刘平国刻石》拓本

陶喻之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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