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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南半球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坎特伯雷博物馆
欧洲的博物馆多以大英博物馆为典范，致力于成为全民教育的文化空间，同时为了追溯文化的源头，它们更多地关注古典文明藏品。然而南半球殖民地博物馆的特点，恰恰是由英国人对该地区的突然闯入而产生的，鲜有古典文明藏品，当地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形态、动植物群却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新西兰逐渐向独立国家迈进，展现这种独特性也逐渐成为精英们创建新西兰社会的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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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博物馆矗立于巴格雷公园的一角，是一座建于1867年的英国式样建筑，也是由孟福德设计，该建筑被新西兰遗产登记为“一类历史古迹”。1870年博物馆对外开放，两年之后这座单层建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风格中增加了一层。其后的十年中博物馆继续发展壮大，1882年建成了一个内部庭院。1958年在基督学院附近增建了一座新建筑，另一座于1977年建成，并在1995年增加了一个四层楼的大楼。
博物馆创建人、德国地质学家朱利乌斯·冯·赫斯特爵士 均资料照片
从表面上看来，坎特伯雷博物馆的建立几乎是欧洲文化潮流在殖民地的植入。众所周知，博物馆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在16世纪之前，各种奇珍异宝和艺术品都是王公贵族的私人收藏。1581年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捐出办公厅所，成为后来的乌菲兹博物馆；1753年英国的汉斯·斯隆爵士将自己近8万件的私人收藏以2万英镑的低价售予国家，再加上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罗伯特·哈利两家收藏并捐赠的图书和手稿，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三块基石。1759年，最早的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也于1792年成立，并于次年对外开放。19世纪是博物馆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十二大综合性博物馆多在此时成立，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1800）、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1819）、埃及的考古博物馆（1835）、希腊的国家考古博物馆（1866）、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1870）及奥地利国家美术馆（1891）。博物馆的相继成立，收藏和类型的不断丰富，本身就是19世纪文化发展的产物。尤其是英国，此刻工业革命完成，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科学不断进步，帝国持续扩张，均带动博物馆发展到鼎盛。藏品的充实不仅有国人捐赠、议会购买，更有凭借强大帝国实力的海外考古发掘和古物掠夺。
作为英国殖民定居的重要地区，19世纪中期的新西兰也经历了与欧洲类似的社会发展。随着该地的发展和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基督城建立了相应的文化机构、社团和报纸。1850年建立了基督学院，1856年在利特尔顿建立了定居者协会，机械学院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859年。1856年建立了音乐协会，1863年建立了农业和牧业协会，1864年则成立了青年男子文学社团。与此同时，卫理公会、公理会，圣公会教会等教会组织也激增。而媒体在此之前就已经涌现：利特尔顿时报出现在1851年1月，最初是每周一期，1854年起每周两期；基督城出版社成立于1861年，紧随其后的是坎特伯雷时报，还有1865年成立的每周出版社以及1868年的《明星》晚报。热衷阅读和学习知识，是坎特伯雷人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当地有大量文化素质较高的神职人员和教师。
德国人、地质学家朱利乌斯·冯·赫斯特爵士（Sir Julius von Haast）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帝国文化精英。1861年他在地理和动物学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许多地理特征和地质构造；1862年他提出成立一个科学协会的设想，并力主建立一个博物馆。他认为，博物馆将是几代人的成就，与图书馆一起构成所有教育系统的“基石”。在那里可以存放和研究标本，因为除非将所得标本“安置、制表并在博物馆中编目”，否则地质调查毫无价值。当年7月，坎特伯雷哲学研究所成立，赫斯特是第一任主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以及赫斯特的大力推动下，坎特伯雷博物馆于五年后成立，赫斯特就任第一任董事，其收藏品构成博物馆核心。
英伦色彩浓郁的基督城
然而新西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又使得博物馆在之后的演进历程中不可能避免地发生了文化上的再造，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出与策展人、收藏家、受托人和观众最初未能意识到的改变，与那些日益走向大众化和强调教育功能的欧洲博物馆逐渐产生明显的差异。
新西兰与母国最大的不同必然是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土著居民，最初两者均被视为周围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博物馆也展示这一地区的毛利人(Maori)生活、南极大陆探险，以及新西兰的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岩石、矿产和化石等。不难看出，坎特伯雷博物馆地理和民族的特性复杂而多元，而这成为激发国家地理认同的最早手段。赫斯特的继任赫顿于1895年出版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该系列指南，1900年和1906年又出版更多版本，更多地将博物馆定位为自然探索。1901年，赫顿陪同总督乘坐政府轮船在南部岛屿周围航行，收集了大量有关自然环境的资料。他的继任者埃德加·韦特于1907年在类似的航行中拉上了州长普兰克特勋爵，然后从斯图尔特岛到奥克兰东部海岸旅行，进行收集、探险工作。新西兰的南岛是离南极洲最近的一块大陆，因此这里常常作为探险家探索南极的基地，坎特伯雷博物馆也必然与南极探险和研究密切相关，比如参与了1929年至1931年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极研究探险。这里展示着探险家们所使用过的探险车和工具，再现了他们在南极的生活场景。此外还有栩栩如生的帝企鹅雕塑，以及1907年在失望岛遭遇海难的人们的救命船科拉克尔小艇(Coracle)，同时也展示着很多南太平洋的鸟类标本。
毛利展品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后期的新西兰人对不同于母国的动植物的猎奇心理产生了反感情绪，呼吁构建动物和植物本土主义，而博物馆的实践在此之前就已发生转向，强调地方和国家（包括波利尼西亚）的本土特性。早在二十世纪之交，新西兰精英便通过结合毛利人的传统和从各方面保护毛利人的文物和建筑，来寻求独立的民族认同，为新西兰 和 毛 利 （Aotearoa）、白 人（pakeha）和土著之间建立独特合作关系的宣传奠定了基础。博物馆将毛利收藏品放在显而易见的参观中心，早已不是初期的新奇视角，这背后透射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间的新西兰突飞猛进。1907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具备了不完全国家地位，自身民族认同获得长足成长，从照搬欧洲文化到走向本土化。
南极展品
欧洲的博物馆，更多以大英博物馆为典范，致力于成为全民教育的文化空间，正如1753年的议会法案指出，“让所有好学而充满好奇心的人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态度，在某个规章制度下自由参观和查阅上述收藏。”同时为了追溯文化的源头，它们更多地关注古典文明藏品。在南半球植入博物馆概念的赫斯特等人的最初想法也同样如此，1895年出版的该博物馆指南中就引用了约翰·罗斯金的话：“博物馆的第一个功能是为无序的、粗鲁的民众提供完美秩序和完美优雅的典范。”然而南半球殖民地博物馆的特点，恰恰是由英国人对该地区的突然闯入而产生的，鲜有古典文明藏品，当地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形态、动植物群却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新西兰逐渐向独立国家迈进，展现这种独特性也逐渐成为精英们创建新西兰社会的使命之一。正如英国学者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指出，博物馆的动态是模糊不清的。它们包含了表面和深度——在明显的展示和它所代表的更深层背景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在更新和重新解释过程中推进的叙述事件。
英国定居者展品
19世纪中期，博物馆概念之进入殖民地几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文化趋势，它本身就是当地中产阶级认同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进入却最终产生了再造，从而使博物馆这个欧洲的文化空间形式变形为殖民地的民族认同空间。坎特伯雷博物馆折射了19世纪以来宗主国和殖民地、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向后看，显示出当地人在前民族国家时代对于博物馆建设的构想往往由母国博物馆模式所界定，并发生变形；向前看，则会发现这些母国加以定义的文化空间，通常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被当地人宣称为他们最早的民族资源。可以说，置身于坎特伯雷博物馆，领悟到的是一部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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